原标题：日本60多年前也曾发生毒奶粉事件，血泪过后他们是这样做的……
来源：东方网·纵相新闻
撰稿 | 实习生 钟书毓 记者 单珊
近来，孩子的学校食堂被卷入安全问题的漩涡中，儿童食品安全再度刷屏。
与此同时，一段3年前发布的《日本学校午餐》短片，在社交网络上走红，看过短片的人都感叹“这样的午餐文化值得称赞”。
殊不知，我们的这个近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曾经历了比“三鹿奶粉事件”更严重的毒奶粉风波。风波过后一路走来，他们付出了这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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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永毒奶粉事件的世纪赔偿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发生了一起极为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森永砒霜奶粉中毒事件。这次事件一共造成130人死亡，12344人留下终身疾患。
此事的缘起是1955年6月，在日本的关西地区陆续有婴儿无来由地腹泻、发烧、吐奶。经过调查发现，这些患病儿童都喝了森永公司生产的奶粉。
上世纪50年代日本毒奶粉事件后患病婴儿云集病院
当时日本尚未发明冷藏罐车，牛奶运输过程中，容易变质腐化，而用劣质奶制成的奶粉，难溶于水。森永公司为降低成本，提高奶粉溶解度，便在奶粉中掺入含砒霜的催化剂，结果许多孩子在喝下这种含毒砒霜的奶粉之后，出现神经障碍、内脏受损等各类症状。
作为乳制品业的大户公司，森永打出的广告一直都是“最健康、最营养的婴儿奶粉配方”，此次毒奶粉事件一经曝出，摧毁了父母心中对其产品的信任，于是受害者家长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会”。
在冈山市内游行维权的受害者家长
同盟会派出家属代表与森永公司交涉，但在当时，日本还没有一部能够保护消费者的法律，而森永公司又是本土巨头，面对受害者，它拒不认错，只同意给住院婴儿家庭慰问费1万日元（约610元人民币），其他患者家庭3千日元（约183元人民币）。
森永毫无道歉赔偿引起民愤，后经政府参与调停，出台了一份明显袒护森永公司的赔偿意见书，遭到了同盟会的抗议与抵制。但即使同盟会以及各个受到利益侵害的消费者一再掀起舆论巨浪，他们的权益也无法得到进一步保障。
1956年1月，在同盟会多次交涉之后，森永公司同意给受害儿童再次体检，但要求必须到其指定的医院，否则费用概不负责。而在森永公司指定的医院，大部分接受体检的受害儿童父母，都收到了“完全康复”的体检结果证明。
但即使受害者家长们再愤怒不满，对森永的抵制也毫无进展，当时正处在日本战败后的恢复期，普通民众都自求温饱，无暇顾及他人。
受害者家长们跑到冈山县卫生部门前静坐，给日本各大媒体写投诉书，但这些举动都毫无效果。随着维权活动参与家长逐年减少，日本媒体也选择保持沉默，不再刊登家长们的投诉书，公众对毒奶粉事件的关注逐渐走低。
森永事件暂告段落，但层出不穷的公害事件让广大消费者感到不满，看到这样的社会现状，仅剩4名成员的“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会”又一次联系刚刚建成的“冈山药害对策协会”，希望展开对“森永毒奶粉”受害儿童的追踪调查。
直到1968年，日本政府制定的《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终于出台，对消费者的关注让民众意识也发生改变。而由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研究室发表的对“森永毒奶”受害儿童的追踪调查报告，也引起了日本《朝日新闻》大阪分社两名记者的关注。
时隔一年，《朝日新闻》又刊登了对“森永毒奶”受害儿童后遗症的追踪调查报告。对此事进行深度独家采访报道的两名《朝日新闻》记者说：“日本的媒体背叛了森永受害者整整14年，从人道与良心出发，我们有公开事实真相的义务。”
日本战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抵制活动“抵制森永运动”就此开展了，与此同时，日本各地的受害者也开始纷纷向当地的法院起诉，将森永公司和日本政府告上法庭。
1969年“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开展会议
直到1973年，日本的终审法庭终于判决森永有罪，并需支付巨额赔偿，给予所有受害者终身照顾。而这次判决后，森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10亿日元（约6110万人民币）的赔偿金额，50多年来一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照料曾经的受害者。
曾经在日本乳制业占据首位的森永公司，在“毒奶粉事件”之后，声誉一落千丈，至今也未能回归到曾经的鼎盛状态。如今日本食品制造安全有序，但这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是上万的受害者以及家长同盟长期的坚守，是前人半世纪的血泪堆砌而成的。
食品安全多源于利益驱动，要斩断这一不良循环，靠的就是令人望而却步的惩罚性手段。有森永巨额罚款与世纪罪人的这一“前车之鉴”，日本的许多食品制造厂家，也相对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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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校餐严格管理，安全问题环环相扣
日本的学校校餐，最早始于明治时代，而针对学校校餐的法规，则出台于战后昭和时代。当时政府对学校校餐的要求基准并不太高，只要求每个学校的校餐能让学生们营养均衡就好。
昭和30年学校提供校餐的场景
但在1996年，大阪府堺市发生了一起恶性校餐安全事件，原因是学校的设备陈旧，没能确保卫生条件，导致学生进食后感染大肠杆菌O157，最后引起9523名儿童集体中毒，其中3人不幸死亡。
如此恶劣的事故发生后，堺市的校餐供给被取消了一段时间。相隔几个月后，市长发布了“安全宣言”，堺市校餐制度才在监管下逐渐恢复。
此事一出，校餐制度的安全性得到广泛关注，政府随即在1997年制定了《学校给食卫生管理基准》，并反复修订完善。
这一份《学校给食卫生管理基准》中，详细阐述了学校给食管理的每一条细则，无论是从餐食设备，还是从食材品质，都有着详细的规定。
而在2005年，日本颁布了规定国民饮食行为的《食育基本法》，对此政府是这样认为的——“食育”对于每个人都非常重要，日常教育也可以是通过食物对孩子产生影响，以此来培养身体和思想。
平成元年（1989年）学校给食制度100周年纪念大会
平成元年（1989年）时的学校配餐食谱
正是因为这样，日本学校总是会将午餐进行得相对正式与合规，学校提供午餐也会有两种形式，一是学校自己建食堂自己烹饪，另外一种则是委托配餐中心配餐。对于自建食堂提供的学校，按照日本文部省的规定，各所学校也必须严格根据在校学生人数，配置相应人数的国家资格认证的营养师。
这些国家资格认证的营养师，每个月都会为学校制定一份“参考菜单”，注明每一天孩子们都会吃些什么类型的餐点，还会标明每一餐的营养成分：热量、盐分、营养等，甚至还有食材来源与产地。
日本学校主页公开的每日餐点
有着专门的法律法规为学校午餐作保障，每日餐点又公开透明，家长们似乎已经不用担心自己孩子在学校是否能享用到安全健康的午餐。但保障学生食品安全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措施，就是校长的提前试吃制度。
实行这一制度，也是出于对学校学生的负责。作为一校之长，需要提前一小时，在学生用餐之前，当着老师们的面试吃餐点。如果食物变质、配餐不卫生，那么校长将会第一个倒下，也因此能保护全体学生。
所以在日本的中小学里，每天中午都会有一个平常的规定，校长吃完午餐没问题后，学生们才能够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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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育文化深入人心，感恩食物变为日常
因为来之不易，就会格外珍惜。这一点在日本的饮食文化生活里，可谓是核心点。
学校的给食制度，不仅能保障每一位学生的进食安全，同时也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参与进午餐的供给过程，在这样的经历中培养对食物的尊敬，对工作人员的感恩。
学校宣传饮食文化时所用手册，教育孩子们懂得感恩
这点在纪录片《日本学校午餐》中，也能一一体现。
学生们去食堂搬来各自班级的饭菜
值日生为每位同学乘上饭菜
同时，绝大多数的学校都要由学生来承担分饭和清扫的工作，吃完饭后，学生必须自己洗碗和打扫教室，培养清洁与劳动观念。
值日生收拾碗筷
处理牛奶盒，将盒子清洗并放置到回收处
政府也鼓励学校自建农场，让学生参与种植和养殖，感受劳作之苦，培养孩子们对食物的珍惜。
这样的午餐已不仅仅是一顿饭那么简单，已经演变成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对此有一位日本校长表示——
午餐也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目标是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不仅是通过营养饮食促进身体健康，同时也希望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理解饮食和健康的关系。
回答是否中意学校午餐时，每位学生都笑着大喊“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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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食物上桌，到底有多难
时至今日，日本学校给食制度的完善，不仅是政府引导下的国家福利，同时也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意识提高的产物。
前有森永之鉴，使食品制造业自我规范，制造食物毫不松懈；后有教育加持，参与午餐供给流程让每个孩子都心怀感恩，重视饮食规范。
回顾近些年来频出的中国国内食品安全事件，为何在一次次的曝光后，又会有一件件的重发，中国食品安全水平止步不前。
其实国内对于食品安全的管理，也下了许多功夫。国务院也曾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午餐改善计划，在各地推行过“食育”理念，开展过公益项目。
近期，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共同发布《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录，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还应建立家长陪餐制度。
由园长、校长陪餐，可以实现学校负责人与学生的风险共担。从预想的效果来看，这应当是学校保障食堂安全的必要之举，切实掌握食物状况，避免学生受到伤害。
或许我们所缺的，并不是家长的关心、愤怒的曝光以及舆论的压力，最为缺少的可能是类似森永所受的强有力、零容忍的“惩罚性手段”，以及更为细致完善的法律保障。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问题与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作为学校，更是要将这一问题排在前头、着重考虑。
中国作为一个美食大国，从不用愁食物的单调与味道，只是在随着经济与生活质量的提高过程中，更是要培养国人对于食物的敬畏，对安全的重视，这样才不枉美食大国这样的称谓。
责任编辑：张义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