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杀死那些外国人！”
2019年新年夜，德国鲁尔区。
一名50岁的德国男子在博特罗普（Bottrop）驾车故意撞人，导致8人受伤。伤者无一例外地具有移民背景，一眼便看得出“长得不像德国人”，其中甚至包括一名4岁的阿富汗男童和一名10岁的叙利亚女孩。
嫌疑人坦白，此举只为“杀死那些外国人”。
而就在事故发生前2天，巴伐利亚州的安贝格（Amberg）刚刚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德的事件：4名醉酒青年当街殴打路人，造成12人受伤。伤者中，最年轻的只有16岁。四名作案者分别来自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朗，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19岁。他们都曾是难民。
接连两起恶性事件，一边是德国人、一边是难民，一样是受害者、也一样都是施暴者。
▲安贝格暴力事件嫌疑人被拘捕，该事件再度引发德国极端政党与组织的抗议，难民危机与排外情绪再次被摆上台面。（图源：《图片报》）
在人们互致新年问候的同时，难民危机、种族冲突也令整个德国社会的表情更加凝重，“难民”这一字眼频繁见诸报端的第五年，人们必须承认，他们已经改变了德国。
仇外情绪蔓延：从笑脸相迎到怨声载道
在德国，那位扬言“杀死外国人”的施暴者并非势单力薄。莱比锡大学（Universität Leipzig）去年11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德国人排外情绪一再加重，近1/3的德国人持仇视外国人立场。德国民众变得越来越不宽容，这其中对穆斯林的歧视最为明显。
与此同时，针对难民甚至是其他“外国面孔”的袭击一再增加。德国内政部的数据显示，仅2017年，德国共发生2219起针对难民的暴力事件，造成313人受伤。在勃兰登堡州的科特布斯（Cottbus），难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甚至有组织称“情况已经严重到外国留学生都希望尽快离开这个城市的地步”。
要知道，在2015年难民大潮涌入德国之前，科特布斯的民众偶有抱怨也是嫌这里太小、太安静，四年过去，这些被慷慨接纳的难民似乎在用暴力“回报”德国。
2014年下半年，大量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尼日尔等国的难民也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或从陆地步行（又称“巴尔干路线”）或从地中海乘船（又称“地中海路线”）进入欧洲，成为欧洲各国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搅局者”。奥地利、匈牙利等不少国家选择防备，在边境修建起铁丝网，多个申根区国家（Schengen-Gebiet）也引入了临时边界检查。
▲2015年9月3日，这张照片传遍世界：一名3岁叙利亚男孩在土耳其海滩被发现淹死。该照片赢得千万人的同情。（图源：美联社）
2015年8月底，面对汹涌的难民大潮，接纳与否成为摆在德国面前的难题。但总理默克尔认为德国有能力接纳和吸收难民，基于政治和人道主义立场，开放边界、接纳难民是正确的决定，一句“我们应付得来”（Wir schaffen das！）宣告了德国对难民大开门户，紧随其后的是短短3个月里近110万难民的涌入。
▲2015年8月31日，针对难民问题，默克尔称，“Wir schaffen das！”（我们能应付！）。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讨论甚至批评。（图源：Reddit）
同期开放边界的奥地利、荷兰等国，纷纷在有限地展现了人道主义之后，选择“大门紧锁”，这也令“特立独行”的德国成为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
作为公认的欧盟核心和世界强国，德国消化难民的能力却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强大。尽管德国在物资和住宿等方面提供了支持，但如何让难民通过教育、就业等社会行为融入社会，德国并没有准备好。
▲2015年，多特蒙德俱乐部球迷在看台打出“欢迎难民”的标语（图源：《莱茵邮报》）
难民的大量涌入给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难民在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上与德国民众存在不小的冲突，不少难民甚至拒绝融入德国社会，这些都给德国人在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让默克尔对难民的宽容政策被民众广泛批评，称是其执政以来最大的“政治错误”。
随之而来的还有更严峻的社会治安危机。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Zürcher Fachhochschule）的调查显示，2015至2016年，下萨克森州的暴力犯罪案件增加了10.4%，其中92%的新增案例与难民有关。
▲2015年跨年夜，德国多地发生集体性侵和殴打等暴力事件，犯案者多为中东和非洲难民，其中科隆案情最严重，事故发生地位于科隆火车站广场。（图源：德新社）
而发生科隆（Köln）的跨年夜性侵事件更是让难民问题站上风口浪尖。谁也不曾想到，2015年最后的夜晚，近千名阿拉伯裔、北非裔男子会在在科隆这座千年古城上演大规模的集体性侵。由于案件规模前所未见，加之犯案者敏感的难民身份背景，德国当局在事件发生后责令媒体以“喜悦祥和”的跨年夜气氛粉饰太平，令民众对难民涌入的忧虑和排斥进一步被激发，甚至质疑德国政府在难民危机之下接纳难民留居的政策。
科隆事件之后，德国公众最初热情接纳难民的共识已经出现裂痕，对待“难民”甚至是其他外国面孔的态度出现分化。
▲受不断发生的涉及难民群体的暴力影响，德国民众组织游行抗议。（图源：《南德意志报》）
与此同时，诸多问题也伴随着难民的涌入逐渐浮上水面，成为了左右德国政局、影响德国社会的重要因素。
政治危机与社会分化：极右翼声势大振与民粹主义抬头
2013年，在欧洲政局集体“右转”的形势下，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又称“选项党”“另类选择党”）成立，这个以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为主要政治纲领的政党，在当年的大选中仅获得4.9%的选票，未达到5%的最低门槛而“出局”。但四年后，该党则以12.8%的得票率一举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受难民冲击更为严重的原东德地区，选择党的得票率甚至超过了传统左翼大党社民党（SPD）。
随着难民危机的不断深化、暴力事件的不断升级，右翼势力不断挑拨着民众心中“家园不再”的失落感，选民越来越看重身份认同而不是再从经济与发展角度权衡手中的选票归属，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也随着难民的涌入和右翼政党的兴起声势大振。
▲默克尔与一名叙利亚男子在难民营前的合照。这张照片曾被右翼政党和极端人士广泛引用，攻击默克尔对待难民的态度。（图源：德新社）
矛头也被直接指向连任四届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主政13年，默克尔带领德国实现了经济上快速稳定的成长，即使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期间，德国经济的表现依然亮眼。但在难民危机却一再令默克尔极其政党备受挑战，虽然在2017年的大选中获胜，但极右翼进入议会、大联盟政府组阁困难等问题，多少让这次“胜利”看上去有几分勉强。而默克尔也已然是强弩之末，随着2018年地方议会选举中基民盟（CDU）在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的惨败，默克尔在10月底宣布不再连任基民盟党主席，这意味着2021年联邦议会大选后，默克尔将告别政坛。
▲2019年1月最新民调显示，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CDU）虽一枝独秀，但绿党（Grüne）和极右翼的选择党（AfD）也势头强劲，而社民党（SPD）则处境尴尬。如果当下举行选举，此种形势组阁难度极大。（图源：《图片报》）
搅局者的异军突起也让德国政坛更加扑朔迷离。由于左右翼政见分歧较大，虽然基民盟在最新民调中的支持率“一枝独秀”，但面对社民党（SPD）的势颓和选择党（AfD）强劲，组阁难题势必要在下一个选举周期困扰德国，德国政坛近半个世纪的稳定局面或将遭到严重挑战，德国极有可能像意大利一样，让政府难产、低效民主等成为家常便饭。而失去稳定的政治局势，接下来也将会成为德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2018年9月，开姆尼茨一男子遇刺，嫌疑人的难民身份引发民众大规模排外抗议。（图源：美联社）
难民危机不止于政坛，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衣钵之下的新纳粹分子（Neonazismus）逐渐增多，抗议游行和暴力行为频发，也正将德国的社会稳定不断蚕食。
2015年大批难民涌入德国以来，德国极右势力就频繁发起抗议活动。据德国安全部门统计，2018年7月至9月，德国共有7614名新纳粹分子参与了23场极右翼游行示威活动，人数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
▲开姆尼茨音乐会现场（图源：Getty Image）
2018年8月25日，一名德国男子在开姆尼茨（Chemnitz）被刺身亡。警方逮捕了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两名嫌疑人。这一事件被极右翼团体加以利用，随后开姆尼茨接连爆发多起排外游行。9月3日晚，当地举行了从主题到气氛都十分微妙的纪念音乐会，约有6.5万人到场。
新纳粹分子与极端民族主义在开姆尼茨的这场骚乱中终于显现端倪。这些以往靠着打各种“擦边球”匿身于德国社会表象之下的极右翼人士和组织，趁着难民危机、世易时移，逐渐明目张胆。
游行中，纳粹举手礼频频再现、犹太饭店遭到洗劫、右翼游行人士对“看上去长得不像德国人”的路人发动攻击。更为触目惊心的是，示威人群高喊的口号“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正是推翻东德政府时的标语。而那场音乐会的主题“我们才是大多数”（Wir sind mehr），上次出现还是在1933年纳粹党参选之时。元首的幽灵，似乎要卷土重来。
▲柏林举行反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示威游行（图源：法新社）
但极端者始终还是少数。随着右翼团体各种游行示威的泛滥，一些反种族主义、反极端民族主义人士也行动起来。10月13日，约24.2万人在柏林举行主题为“不可分割”（#unteilbar）的游行示威。示威者高喊“我们都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一些人还挥舞着“让爱更多，让恨更少”和“这里不欢迎纳粹”的标语。德国外长海科·马斯对该活动表达了支持。这也是近年来德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示威游行。
右翼势力抬头，反移民、反民主的浪潮汹涌，追求稳定与统一的人士也针锋相对，争吵和抗议，某种程度上也在加大德国社会的分化。不停上演的种族主义极端事件、仇外暴力事件，在难民危机到来之后，撕开了德国社会平静的面孔。而原本应当为促进社会融合“冲锋陷阵”的德国政府也不尴不尬地与不断打压、不断死灰复燃的右翼政治势力做着斗争，彼此消磨。政治危机与社会分化，在两德统一近30年后，成为了德国的烫手山芋。
经济和社会利益驱动：接收难民有“圣母光环”之下的考量
很难想象，德国这样一个常被贴上严谨甚至刻板标签的国家，在对待难民的问题上会“圣母心泛滥”到如此地步。2019年1月初，德国汉诺威（Hannover）警方负责将2名被驱逐出境的难民送回科特迪瓦。由于这两名难民对自己被驱逐十分不满，并表示要在返回途中反抗，为了避免他们在民航客机上伤害到其它乘客，德国下萨克森州内政部特意为他们以16.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30万元）租了一架私人飞机，以专机的形式把这两名难民送回非洲的科特迪瓦。在护送难民回家的这架专机上，除了警察、欧盟边境局的官员外，还专门为他们配备了医生和翻译等，整个配置堪比政府首脑。
这样巨资“送神”的做法在难民到来之后屡见不鲜。当初接纳难民之时，德国当局就被人批评过分人道主义，而未考虑大量难民涌入，可能导致的社会不安。不考虑实际情况复杂性的感情泛滥，令欧美国家多圣母，但德国当时选择门户大开，绝非“圣母心泛滥”这么简单，经济环境和人口压力都让这一决定看上去合情合理。
▲德国人口结构（资料图）
众所周知，德国是典型的低生育的国家，少子化问题严重。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出生率长期徘徊在1.4左右，这对于工业强大、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德国而言，是巨大的压力。尽管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等方面政策来刺激生育，多年来却一直收效甚微。叙利亚战争后，大量外逃的难民无疑是一线新的生机，不少人相信，接收难民、加以教育使其融入德国社会、补充德国经济各部门的人口需求是有一定效果的。
引入移民的策略在德国并不新奇。为了重建经济，劳动力严重匮乏的西德在上世纪60 年代初陆续与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等国签署客工招募协议，大批客工进入德国。以土耳其人为代表的外来移民为经济复苏做出了很大贡献，并逐渐融入了德国社会。
▲2018年7月，土耳其裔德国功勋球员厄齐尔宣布退出国家队，不少分析称此举系因抗议德国日渐严重的种族歧视。二战后，德国大量接收土耳其人，土耳其裔德国人为二战后德国的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图源：德新社）
难民的到来看上去对人口压力有所缓解。德国联邦统计局2017年初公布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德国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口数连续五年创下新高，以约1860万人占到该国总人口的22.5%。与此同时，德国的少子化趋势近年来得到了控制。
可以肯定的是，适当引入年轻人口补充劳动力是合理的。但这种策略与走钢丝无异，在人口来源和数量的把控、以及更重要的后期培训上都不容出错。
很显然，德国高估了自己。《世界周刊》报道称，2017年，德国原计划为43万移民提供的社会融入方面的课程，但最终只有28万人接受了培训，结业与否不得而知。而面向就业的德语课程更是仅有一半的上座率。即便如此，不少左翼人士仍不遗余力地宣传难民的劳动力价值，呼吁企业雇佣难民。而原东德地区长期以来相对偏高的失业率和相对滞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在难民涌入后愈加严峻，成为了极端民族主义者“明目张胆”的借口。
无论是经济利益与人口压力这样的现实因素、还是单纯的人道主义情怀，从选择接纳难民开始，好与坏都需德国戮力承担，而如今乱象也已经造成。
2018年6月的欧盟峰会上，各成员国通宵讨论，终于就棘手的难民问题达成协议，同意对外设立“难民审核中心”，就地拦截企图偷渡欧洲的非法移民，同时对内设立“难民控制中心”，快速遣返已然“登陆”欧洲的非法移民。
但也如默克尔卸任基民盟（CDU）党魁之时所言，“道阻且长”（noch viel zu tun）。接纳难民不但成为了默克尔政治生涯的阿喀琉斯之踵，也让如何缝补已然撕裂的德国社会环境成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德国的主政者、社会各方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只是比之于消化难民，仇外情绪的消解更非易事。德国早在十几年前便通过了《反歧视法》，在种族日渐复杂化的德国，这条法律底线还算行之有效。但歧视是世界通病，根除歧视与仇外思想基本难以实现，那些借题发挥的极端人士和逐渐摆上台面的暴力行为，值得警惕。
一句句“杀死那些外国人”，也正让德国人一步步向危险靠近。（ 作者 刁世峰）
责任编辑：张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