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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行行长刘连舸: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 银行业迎来难得机遇

原标题:专访中行行长刘连舸: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 银行业迎来难得机遇

近日,中国银行行长刘连舸在北京接受新华网专访。图为刘连舸(左)与本次访谈主持人吴磊对话。新华网 郭小天 摄

新华网北京12月30日电(吴磊 吴傲雪)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就如何紧抓机遇、应对挑战,促进银行业发展,中国银行行长刘连舸接受了新华网专访。他以变化中抓机遇、发展中看问题和长短并重等辩证思路,解答了关于高水平开放、民营企业和金融科技相关问题。以下是专访实录:

新华网:刘行长您好,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今天您如何看待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

刘连舸:改革开放4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水平越来越高。以“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为契机,我国银行业的全球化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经过五年的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我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一大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催生了大量的金融需求,成为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向。截至2017年底,中资银行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近2700个,累计授信近4000亿美元,发放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

“一带一路”纵深潜力巨大,推进高水平开放更是要推动多方合作共赢。越是多方参与、多种融资渠道和模式,越有利。要持续推动落实,还必须有第三方资金进入,同时我们要能够审时度势,选准投资方向和区域。比如,东南亚,中国东盟贸易额已经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初的782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5148亿美元。中行在东盟10国都已建立了机构,在新加坡搭建了多个区域业务中心,马尼拉分行发起成立了由14家当地银行组成的菲律宾人民币交易商协会。目前中行已为中泰高铁、中老铁路、葛洲坝东马水电站、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火电厂、缅甸光纤通信、文莱恒逸石化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提供了全方位金融服务。下一步我们还会加强东南亚区域化一体化建设,加大重点项目投入,推动人民币使用和搭建双向投资商务平台。

今天的中行是我国全球化水平最高的银行,也是“一带一路”上的主力银行。目前中行已发行四期“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包含7种计价货币,募集资金达到百亿美元。下一步,第一,中行将在印度、缅甸、蒙古、沙特等四个国家开展设行工作。未来中行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将持续扩大。第二,国家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外国对华投资。中行将进一步推动互联互通,搭建贸易投资平台,服务企业“走出去和请进来”。比如,首届进口博览会上,中行邀请了国外的1000多家和中国的500多家企业进行对接。第三,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中国消费者出国旅游、留学和投资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也希望能更多、更方便地使用人民币。中行将发挥全球化和海外人民币主力清算行的优势加强服务。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是靠干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区域合作一体化、互联互通、绿色发展等也是一个个项目干出来的,而且要多干少说,讲求实效,确实造福于当地社会。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一定要尽到。

新华网:紧抓机遇的同时,您如何看待和应对当前的挑战?

刘连舸: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国也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但首先要看到变化中孕育了机遇,看清大局,择机择地而动就会是机遇,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对于挑战,一般大家关心的包括出海项目的安全、回报以及可持续性。从中国银行实践看,总体上,我们做的项目是有质量的,风险是可控的,也是讲求核算有收益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项目出海还存在盲目性,照搬经验,对具体项目缺乏准确权威的分析判断和量化的可行性论证。在海外做项目,需要对所在国家政策、经济战略与结构、产业方向等做综合研究,这方面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等机构有规划和数据可以借鉴。

同时,对于市场化运作项目,要善于寻找当地商业价值高、容易产生现金流的项目,有的可能还是“短平快”项目。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要因时因地制宜,比如贸易融资、保函等有时可能比贷款更好用、更见效。当然质量好的项目还可以搭配投资或基金,投贷联动以增加整体回报率和持续性,同时对风控的要求也更高。这是我们过去的经验,也是中行今天的优势。

风俗文化和法规也很重要,过去有些企业因为重视程度不够吃过亏。中行海外机构和客户多,优势是文化融合强,但风险点也高。我们更要秉持审慎合规经营的文化继续深耕,保证我们在海外的声誉,保证我们在海外资产的安全。

新华网:对于支持民营企业,您如何看待?中行又是如何务实推进支持的?

刘连舸:支持民营企业,我们既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也要从环境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可以看到,民营经济作为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代表着经济的活力,贡献不可磨灭,今后更是如此。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加剧、产业结构的调整,民营企业更需要我们去支持,这既是国有大行的职责,也符合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属性。同时我们要看到,银行业未来发展的蓝海在民营企业,在中小微企业。所以支持民营企业,既是中行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拓展业务新空间,捕捉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必然选择,我们是有动力的。

要服务好民营企业,就要了解民营企业的诉求。我们制定了“四个一视同仁”,发布了《中国银行支持民营企业二十条》,优化机制与产品,促进基层机构“敢贷”“愿贷”“会贷”。究竟如何做到?首先,保障“敢贷”。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对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我们加强政策保障,从政策源头打消顾虑,解决“不敢贷”的问题。其次,引导“愿贷”。通过调整权重、规模、定价等方式,建立了支持民营企业正向激励机制,让基层机构“愿贷”。第三,支持“会贷”。我们采取现代化手段,用大数据给客户“画像”,通过线上业务数据的汇集、加工、分析、研判,选准行业企业,再对目标企业进行更紧密的跟踪,实现高效精准“会贷”。

此外,还要发挥中行全球化综合化优势,多种途径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采用债券、投资与信贷相结合的方式,推进资源跨境整合,助力中小企业发展。例如2014年,中行推出“中小企业跨境撮合”服务,为境内外企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帮助企业融入全球资金链、价值链、产业链。截至目前,中行已在海外13个国家、国内16个地区举办了50场跨境撮合对接会,服务了来自五大洲87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余家企业,赢得了企业家们的广泛赞誉。

新华网:我们注意到,中国银行刚刚在新加坡设立了首个全球化创新研发基地。目前,金融科技蓬勃发展,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中国银行如何衡量短长期投入产出效果?在短期和中长期上有哪些计划?

刘连舸:这只是刚刚开始,研发基地也好,实验室也好,这只是手段,金融科技最终落在金融产品、金融业务上,这是本质。新加坡金融生态好,金融科技环境也好,人才济济,国际大公司云集,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海外基地放在新加坡的原因。下一步我们还将充分发挥国际化优势,让金融科技在中行的双向平台上互通,例如把国外好的产品带进中国,也将中国好的产品带到国外去。

说到收效,人们习惯于偏向短期见效快的项目,而可能忽视长期布局,这也体现在轻研发上。科技是支撑未来发展的大趋势,现在不投入,你就没有未来。我们要保持这个领先地位,而且让更多的人享受到金融科技的成果,这已经成为大家的主流意识。今天面对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中国银行主动顺应趋势,将“科技引领”作为发展战略首要工程。我们还要加大投入研发,兼顾短期见效、中期突破、长期发展的要求,制定了科技引领数字化发展战略实施方案。

从长期来看,中行坚定大方向,在战略上一定要跟上。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等,现在所有的大行都已经将其当作一种战略主攻了,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以什么力度、速度去干,以什么为主攻方向去干。

同时我们要不断推出“爆品”实现短期成效。所谓“爆品”就是一经推出,短时间就可热销大卖、人气很旺,甚至供不应求的产品。我刚才也说了中小企业是蓝海,个人金融也一样,这里有强大的社会需求和客群需求,过去靠传统业务手段方式无法大规模挖掘,而在今天通过先进科技和数字化手段的应用,可以迅速推进实现业务拓展、客户服务和银行收益共赢。像中行手机银行就是很快实现上述需求的产品,它更符合今天用户需求,符合消费金融的新趋势。另外我们还将对场景金融、交易银行、量化交易进行突破,将金融科技从对私拓展至对公及全球金融市场服务,促进整个服务的再造升级。这将让中国银行基本实现“三个一体化”——“金融非金融一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和“境内境外一体化”。总体来说,金融科技的本质仍然是金融,短期看会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长期看将使金融业产生深刻变化。

最后我想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科技是先进生产力,客户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一带一路”走向纵深,今天中国开放的水平越来越高,中国银行将以全球化和综合化优势,紧抓开放机遇抢占潮头,对外深耕“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对内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金融科技,支持民营企业,办好普惠金融。只有牢牢抓住这个时代的潮流,我们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大局,服务客户,才能危中有机,不断克服困难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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