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期选举后的特朗普：痛并快乐着
2018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基本上出来了。到写稿为止，民主党在众议院赢得的席位已经超过218个，时隔8年之后再次成为多数党；共和党在参议院已经获得51个席位，将保持多数党地位。
虽然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但是毕竟丢了众议院。在美国的政党体制下，在任总统自然而然成为其所属政党的最高领袖，并且特朗普直到最后一刻还穿梭于各个选区为共和党候选人呐喊助威，因此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失利也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特朗普的失败。
的确，对于习惯了只赢不输的特朗普来说，这个结果毫无疑问是一个痛点，尽管他本人并没有直接参选。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朗普也有充分理由为这个结果感到快乐。为什么呢？
即使民主党赢得所有尚未公布结果的选区，在众议院也最多只有235个席位，和选举前相比多了41个席位。换句话说，共和党最坏的结局是丢了41个席位。怎么解读这个数字呢？先看两组历史数据。第一，从1934年到现在，除了三次例外（1934、1998和2002），中期选举后总统所属政党在众议院的席位都减少了，最多的81个（1938年），最少的4个（1962年），平均27个。第二，根据盖洛普的数据，中期选举前民调支持率低于50%的总统平均输掉37个众议院席位。除了这些历史数据，再看看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的表现。民主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豪迈”地输掉了63个席位，仅次于小罗斯福在1938年创下的记录，为此奥巴马还用了一个生僻的英语单词“shellacking”来形容民主党的惨败。有了这些数据，特朗普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也就有理由快乐了：这就是自由派媒体天天炒作的“蓝色浪潮”（blue wave）？ 这也能被称为“全国范围内压倒性胜利”（smashing national win）？
再看参议院选举。客观地讲，共和党具有先天绝对优势，因为35个重选的席位中有26个被民主党占据，共和党需要重选的席位少，压力较小。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选民真是对特朗普就任以来的表现大失所望，那么参议院就应该有个迷你版的“蓝色浪潮”吧？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共和党不仅继续控制参议院，并且民主党的席位极有可能减少1-2个。如此一来，即使新一届众议院想要百般刁难特朗普，共和党控占多数的参议院也不会轻易让民主党人得逞。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分析人士已经给民主党国会领袖建议，不要轻易提英语中I开头的单词（impeachment， 即弹劾），因为有参议院共和党人给特朗普保驾护航。
总之，特朗普的中期考核成绩可以说大大超过了他的反对者（尤其是自由派媒体）的预期。他没有与民众的蜜月期（支持率一直波动在40%）；白宫和内阁高官频频更换；在性别平等、移民、种族关系、自由贸易、与传统盟友关系等方面被认为处处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他却成功地抵挡住了雄心勃勃的“蓝色浪潮”的攻击。
无论是政治还是日常生活，考核不仅看表现，还要看预期，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重要。低于预期的表现，再好也是失败；高于预期的表现，再差也是成功。因此，说特朗普在这次选举中“虽败犹荣”也不为过。相反，被广为期待的“蓝色浪潮”没有出现，因此民主党即使赢得众议院41个席位也是失败。
退一步说，就算共和党在这次选举中遭受民主党2010年一样的惨败，也不能就此给“特朗普现象”画上句号。的确，特朗普的行为举止和政策偏好让他显得十分“另类”，然而他的当选并非偶然，而是当今美国社会三大结构性因素的必然。第一，大量拉丁裔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涌入、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正确、以及身份认同等让白人群体的威胁感知急剧增加。第二，相对于中产阶级收入在过去30年停滞不前，富人的收入却直线上升，导致经济不平等日益恶化，因此当今美国也被称为“新镀金时代”。第三，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美国大伤元气，而中国却在过去10年经历了飞速发展，被认为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了挑战。这三个因素实际上是美国国家认同的三个维度——白人至上、民主至上、美国至上。三个维度同时面临危机，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当特朗普高举“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旗帜振臂一呼，无数美国人欢呼雀跃，因为他们要让美国的白人、民主和霸权重新伟大。
其实，当今美国社会与已故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所描述的美国历史上的四个信念激情时期（creedal passion period）有着惊人的相似。他笔下的美国信念指的是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而四个信念激情时期分别是独立战争时期、1830年代的杰克逊民主、1900年代的进步运动、以及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他认为，美国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为了缩小美国信念（理想）与美国政治制度（现实）之间的差距而抗争的历史。
他指出，信念激情时期有14 个明显的特征，包括“不满情绪普遍存在”、“不安、狂躁、骚乱和动荡是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就是对理想/制度之间的鸿沟进行的曝光和揭露”、“致力于特定改革或‘事业’（妇女、少数族裔、司法公正、禁酒、和平）的运动十分活跃”等等。他认为，至少有四个外部因素导致了信念激情时期，分别是经济上的相对繁荣、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某些群体的相对被剥夺、某些群体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衰落而处于地位焦虑、以及年轻人口显著增加。
亨廷顿所描述的这些特征和外部因素在当今美国社会可以说随处可见，包括不满情绪蔓延、经济复苏强劲、以“我也是”（MeToo）和“黑人命贵”（Black Lives Matter）为代表的社会抗争运动、中下层白人的焦虑、千禧一代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群体，等等。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美国正处于一场社会大动荡的前夜，而特朗普恰恰在这个特殊时刻成为美国总统。
事实上，在展望美国政治发展前景时，亨廷顿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过去的周期规律仍然奏效，那么在21世纪的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十年将会出现一段持续的激情时期”。
美国将何去何从？
亨廷顿指出，美国政治最危险的发展方向是“不同回应模式间的频繁变动可能使美国理想与制度面临毁灭的危险”。他写道：
“为了改革政府而对其进行削弱，最终可能导致人们强烈要求抛弃虚弱、无效的政府，以更具权威性、更能有效满足历史发展需求的结构取而代之。鉴于改革的乖张本性，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极端主义可能会产生一股追求独裁效率的逆流”。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亨廷顿的预言是否准确。
（文/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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