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者现场体验AI面试。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罗亦丹摄
当AI招聘碰上了AI应聘，魔法能否打败魔法？
据新京报报道，继不少企业通过AI面试官进行大规模面试后，市场上出现了帮助面试者应对“AI面试”的工具产品，广告声称“面试者实时生成面试答案，轻松拿下Offer”。
这一新闻引发讨论，是因为外界没有人能预测到，AI大模型之间的碰撞，竟然是率先发生在面试场景下。这原本应当是最需要人与人沟通、决策、判断的场景，随着AI工具的迅速应用，却变成了“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的战争”。
据报道，随着面试者开始使用AI工具进行面试，招聘者则通过AI进行“反作弊”，而在反作弊工具出现后，AI面试产品则定向推出了“反检测”功能。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这都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技术攻防战。让AI来作为面试官，并不应当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应用。面试本质上是对一个人的综合评定，而让机器来判断人，其实是用大数据形成的标签来简约化对人进行数据集的归类定性。从AI伦理上看，也是对人的主体尊严的冒犯。
面试者使用AI工具应对AI面试官，从面试的逻辑看，又涉嫌新技术逼迫下的“作弊”。当面试官是人时，AI工具作弊极容易被识别，但当对面换成了工具，那么，用工具来制衡工具，显然要比让人来应对工具的提问更合乎逻辑一些。
这一场技术战，起源于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不重视，视应聘者为“工具”，而应聘者在此种情境下，干脆用工具去欺骗工具，继而形成了双重伦理陷阱：招聘者不视人为人，求职者就坦然在面试中作弊。
这也是AI过度应用对传统伦理造成的挑战。我们社会习俗中对面试双方平等、诚信、尊重的要求，是基于人与人互动的关系而形成的共识。但对AI的过度应用，使得传统伦理在这些场景中骤然失效。仔细揣摩一下面试者的心理，当对方不再是人时，面试似乎就不必再遵循什么“诚信”之类的准则。
如果回到面试的本质上看，面试双方通过工具来“提升效率”的做法，事实上都只会造成双输的结局。
一个人是否匹配工作岗位，显然不是单纯的履历和材料等大数据可以决定的，还包括了性格、动机、状态等多方面。AI工具面试依据的规则和数据，只会第一轮就筛选掉那些有个性的、独特的、有创造性的人才，而后者显然才更符合未来人才的定义。
因此，用AI来提升的面试效率，实际上等于是把人才引进的标准交给了机器，而机器从概率上只会继续引入“符合机器定义的机械性人才”。
而对于求职者来说，用AI工具来面试，从技术和商业逻辑上看，个体所使用的大模型工具，不可能在技术水平上长期超越企业工具。
面试是典型的商业化应用场景一部分，而作为求职工具却缺少长期稳定的付费模式，且用户的付费能力较低，因此，后者很可能只是一些套皮的大模型，来收割求职者的韭菜而已。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求职者为了蒙骗AI面试官，又被人割了韭菜。
为企业大规模商业化应用而开发调试的大模型，理论上最终肯定比个人所使用的工具更加高效、精准。这也意味着，使用者不仅可能被割韭菜，还可能被识别“作弊”而永久失去一次求职机会。对于求职者来说，这可谓是双输的高危局面。
因此，不管是从伦理上看，还是工具使用的最终结果看，面试都不应该成为AI工具的博弈战场。尤其是其中潜藏的科技伦理问题，值得社会共同思考。简单地让AI工具去决定一个具体的人的命运，既有违科技伦理，也有违职业道德，更长期损害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
责任编辑：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