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渴望正常。正常的世界，正常的社会，正常的经济。正常的认知，正常的心态，正常的互动。
迈向现代化是今后几十年中国最重要的发展主题。实现这一目标的大前提，是我们要共同维护一个正常的发展环境。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无疑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但越是如此，越要看清楚发展的总目标、主航道，不畏浮云遮望眼，一心一意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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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疫情不寻常。结局终归是正常。
最近各地纷纷放松疫情防控，即使被感染，也从过去“谈羊色变”变成“类流感”，不少人甚至说“早晚都得阳，早阳早好”。
我本人也中招了。上周三（12月7日）在外吃完晚饭回到家，感到有点累，周四一天浑身无力，傍晚做了核酸（第二天早上结果阴性），晚上发烧到37.5度。我基础体温低，这点温度已经颇不舒服，感到冷。周五不烧了，但傍晚测抗原阳了，晚上喉咙痛，周六下午渐轻。之后就基本正常了，只是精神没有平时好，有点痰和轻微咳嗽。
15日早上测抗原，我已经一道杠了。
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阳了一批，而且基本是全家阳。不过没有特别严重的。总的感觉是和感冒比较像，但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特征。
对防控政策的放开，我举双手赞成。有人觉得更早一些放开更好，也有人觉得准备得更充分一些再放开更好。但所有人都觉得正好的时刻其实是不存在的。大判断最重要。面对奥密克戎的特性，放开而不是严防死守，就是大判断。绝大部分人在感染后主要靠居家隔离、服药、休息就实现了正常，这一事实也证明放开是对的。
我相信，此轮大感染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正常化将真正开启。
何谓正常？合乎常识、常理、规律就是正常。虽然不感染最好，但感染也是正常的。莫把寻常当异常。如果面对奥密克戎这样贼难防、危害又轻的病毒，还要继续严防死守，为难自己，那才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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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放开，比很多人预计的都早，一些地方确实没有做好准备，对一些家庭也形成了冲击。比如有百姓打120却等不来急救车，有的该住院的老人住不进医院，北京这样的首都都市也出现了买药难、送药难。
从道理上，中国的布洛芬原料药、对乙酰氨基酚原料药的生产能力很强，根本不应该缺药。问题是，之前为了防止感染者自己治疗，对感冒药退烧药一直限购，不能随便买，要实名登记、跟踪，导致药厂纷纷自限产能，家庭也备药不足或已经过期。现在一下子放开，政府征购，家庭需要，需求翻了N多倍，纵然企业加班加点，奈何准备不足，大规模上量还要一个过程，于是造成紧张。加上物流堵塞，运也运不到。
之前限购乃至禁售感冒药、退烧药，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但当时，这样明显的不正常却无法校正。因为我们习惯了为达成眼前的某一紧急目标，搞“运动式”的层层加码，极限施压，不惜打破常态，牺牲正常秩序。
而真正应该脚踏实去解决的问题，我们往往又缺乏耐心和实干，总是靠危机爆发才长一次见识，一旦伤疤好了就又忘了疼。
记得2003年SARS暴发时，中央就提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希望使防治非典斗争成为改进工作的一个重要契机。将近20年，很多问题依然存在，基层诊疗体系依然薄弱，不少相关问题在三年新冠疫情中又暴露出来。
SARS危机时我还在广州工作，采访过钟南山院士。当时世卫组织对广州防治非典给予了很高评价，钟南山说关键靠两条，“一个是我们尊重事实，相信自己的眼睛；二是及时总结，发现规律”。
钟南山特别不喜欢空谈，当年他在广东参加两会，看不惯有些发言，有一次忍不住说：“现在大家的发言，8分钟是肯定和表扬，2分钟是自我表扬，最后1分钟提点问题，而且还鼓掌，我一直想，鼓什么掌呢？”2003年央视《面对面》采访他，主持人王志问：“你关心政治吗？”他脱口而出：“我想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
三年疫情，特别在今年，一些经常在屏幕上亮相的卫健专家，到底有没有尊重事实和规律？假如没有，这样的“政治”能算得上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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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密克戎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但回望过去的三年，由于很多地方过度过久的防控，以及围绕如何防控进行的争斗与无奈，却消耗了我们大量精力。很多市场主体的命运备受影响，很多朋友圈因此撕裂，很多人的思维也在不知不觉中刻板化了。
不仅是疫情，还有俄乌冲突等不少问题，近年来都让我们空耗了很多时间，相互蚕食或对峙，而结局并没有离真相和共识更近。相反，“后真相”愈演愈烈，真实的事实、逻辑在信息传播中被常态化忽视，对事实的扭曲甚至伪造（所谓P），以及刻意的情感煽动，则俯拾即是。
尤瓦尔·赫拉利说：“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后真相时代：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被蒙蔽，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只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实。”在这一年快要过完之时，我突然有一种疲惫感：人与人之间还可能走得更近、相互倾听、设身处地吗？还有多大的可能性重建共识？当每个人都有一种固守的正确，而且把正确变成一种攻击型武器，这种正确到底是不是正常？
其实，我们也很难一概而论，到底什么样的决策、决定是正确的，但如何做出决策的方法，也就是“决策的决策”，是可以做出高下与对错的评估的。
几年前，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出版了《原则》，他说“我一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种以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它帮助我发现事实是什么，并且告诉我发现事实后如何行动”。
达利欧认为，一个机构就像一部机器，主要由两组部件构成：文化和员工；优秀的文化不掩盖问题和分歧，而是公开妥善解决。桥水基金也由此出发，在决策中创建了“具有可信度的创意择优模式”。
一般公司里，决策要么以独断专行方式由高层自上而下做出，要么以民主协商方式由每个人分享其观点，得到最多支持的观点获胜。但两个系统都有缺陷。达利欧认为，最佳决策应该是按照观点的可信度得出的，最具可信度的观点来自——反复多次成功地解决了相关问题的人，能够有逻辑地解释结论背后因果关系的人。
他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意择优，不是来自“理论上的最好创意”，不是来自“只会逢迎的马屁精”，不是来自“怀揣异议和不满的捣乱分子”。其公式是：
无所不在的创意择优=极度求真+极度透明+兼顾考虑可信度
我在这里重提创意择优公式，是希望各级政府和企业、机构也能从自身实际出发，建立自己的决策机制、工具和方法。拿今年不少地方的抗疫决策来说，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如何求真的？透明的？考虑可信度的？这个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被考虑到了？为什么一些明明不合理、不正常的做法一直得不到纠正？
科学有效决策机制的建立，比决策本身更重要。我们太需要建立正常化的决策机制，再也不能“不知其所以然”，却要教条式地“不得不然”“只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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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对于会议内容，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三条：
一是更加强调市场规律、实践标准。会议提出：
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系统观念、底线思维，把实践作为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注重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施策，完善政策实施方式，增强时效性和精准性；尊重市场规律；科学精准问责，为担当者担当。
这些都是常识，但无比重要。
二是在供给侧，采取以相生为主的鼓励政策。会议提出：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
这些提法的侧重点不再是整顿，而是健康发展。
三是把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放到纲举目张的重要地位。
明年的主要经济工作，第三条是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第四条是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和以前相比，很多提法更加明确，如：
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又如：
要扩大市场准入，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
政府管制是需要的，但服务型政府才是目标，才是常态。
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过我所认同的经济常识，如政府应该奉行“有效管制前提下的最低消耗原则”，市场应该遵循“健康运行前提下的最大活力原则”，公民行为应该恪守“责权利对等前提下的最大自由原则”，社会应当践行“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最大包容原则”。有活力的经济，就是能够不断激发企业家精神，不断焕发企业内生动力，持续地创造好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如同《经济学人》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中国经济的活力来自像竹林一样的市场主体，对他们“宜养不宜砍”（Cultivate it， don’t cut it）。
我还认为，有价值的经济活动，要符合“创造大于消耗”的原则和“净现值”原则。前者是说，整个社会中，创造财富的力量要大于消耗财富的力量，要让创造者、劳动者得到正面激励。后者是说，一种投资，只有当其收益率高于资本的机会成本、净现值为正时，才是值得耗用资本去投入的。
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春江水暖鸭先知，非常希望他们能尽快感知到温暖。大家太需要一个正常的、确定的环境，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同时，我们也要常怀敬畏之心。
少一些空洞的、拿来唬人或吓人的口号，多一些朴素的常识和原则，我们的经济很快就能正常化，并在正常化的基础上不断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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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正常。正常的世界，正常的社会，正常的经济。正常的认知，正常的心态，正常的互动。
感谢过往三年中，所有为了我们今天走向正常化而付出努力、代价乃至牺牲的工作者、劳动者。他们永远不应该被忘记。
病毒会永远存在，但经历了和新冠病毒的三年之战，我们对于如何和病毒相处已经有了更多切身经验。与此同时，对于各式各样的思维病毒，以及那些不尊重人、伤害人的平庸之恶，也极有必要反思并努力消除。
1985年，中国出版了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一书。这本书是1962~1964年，英格尔斯与其研究小组在孟加拉、尼日利亚、以色列、印度、智利和阿根廷六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了6000人进行个人现代性的测定后创作的。书中写道：
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刷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我们身边，各种各样的码、摄像头、大数据，已经非常现代化。但这是真正的现代化吗？不以人为本，不合乎常识，这是一种怎样的现代化？
英格尔斯定义的现代人的特征包括：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不同的意见、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efficacy），相信人能够对社会的弊端进行改造和有效的干预，办事讲求效率；可依赖感和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
几十年前读过的书了，现在还觉得很新，一点也没有过时。
人是起点，是目的，是由始而终的过程。
（作者系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秦朔朋友圈创始人）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责任编辑：薄晓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