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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野生前谈离休生活:比在职的时候还要忙

蓝天野

蓝天野

昨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导演艺术家蓝天野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蓝天野原本学习的是油画,后来受到姐姐的影响,投身革命工作,并且参加了北平进步戏剧运动,并以中共地下党人的身份走上话剧舞台。1952年,北京人艺成立,他成为了第一批主要演员。他曾在经典话剧《北京人》《茶馆》《蔡文姬》中饰演重要角色,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退休后还出演了《封神榜》中的姜子牙、《渴望》中王沪生的父亲等角色,曾获得中国话剧金狮奖荣誉奖、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七一勋章等荣誉。1962年起,他还师从国画大师李苦禅、许麟庐,主攻写意花鸟,兼作人物画,并曾多次举办画展。

在回忆录《烟雨平生蓝天野》里,蓝天野回顾了他走过的人生,这不仅是个人工作、生活的记录,也反映出新中国话剧事业摸索前进的历程。界面文化经出版社授权,选取了他笔下自己离休以后的生活的生活,来回顾在六十岁之后,这位话剧元老如何在舞台上、在幕后、在国画领域发光发热。

离休这件事

1987年,我整六十岁的时候,主动向剧院人事部门提出:准时,你们给我办离休。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再拖下去,因为就算我在职的这几年,实际上在剧院也没干多少事。我作为一个在职在编的导演,最长时间是隔一年半才能排一个戏,这样也确实干不出什么,专业处于半荒废状态,没什么意义了。

不管是作为演员还是导演,脑子里不停地有一些创造欲望,我有想法,但无法实现。我酝酿过几个戏,也向剧院提出来了,譬如我和日本戏剧界多年交往,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直希望导演一部日本戏,剧院也知道我和几位日本剧作家谈过,并已经请于黛琴译了一部水上勉先生的剧本,这是和剧院谈好的,但后来就像没那么回事。译成的剧本,连看也没看。我还选过莎士比亚的剧本,为此曾向孙家琇教授请教过。提出申请,还是没有回音。有的是没有回音,有的是后来让别人排了。我问为什么?说:你没提出来啊。我说我确实提了,但得到的回复就像是打哈哈:“哦,以为你是吃安眠药以后,随便那么一说呢。”奈何!

所以长时间里处于无事可干的状态。“文革”以后,也的确又大干了一阵,不但是专职导演,而且恢复的保留剧目《蔡文姬》、《茶馆》,还有新排的《王昭君》,都不停地演,我也下不了舞台。但是到后来,这些演出逐渐少了,我这个专职导演竟然没多少事可干了,我一直有个观念——我干什么,就干干脆脆、全心全意地干。表、导演专业都属于艺术创造,不是一种职务,怎么都是干,我在职不一定有事干,不在职我也闲不住。与其这样无所作为,我不如干脆把自己这方面的创作欲望封存起来。所以到时候了我就退了。

我办离休手续,还有个插曲。1987年夏,我正在大连拍戏,有好多是在海里游泳的戏,一拍就是一整天。我不记得自己之前是打过一个电话,还是写了封信,特意跟剧院人事处的人说:“你们等我这边的戏拍完了,很快回到北京,我亲自到剧院去,咱们当面办。”我什么事都想把它办得认真一点,利索一点。但是等我回来,人家已经把手续给我办了。是怕我反悔?其实我是第一个主动申请的,去意已决。在我离休之后不久,有好多刚满六十岁的演员,他们的身体状况、表演经验都是最好的时候就陆续被通知离退休了,有的延长了一年,到了第二年,剧院明确表示“到时间就办”。所以一批人被强制离退休,有人无奈,有人愿意,也有人难免有情绪。有人参加过会议,听会上说:“他们不是不办手续吗?我们给他们填表,给他们洗照片!就算办了。”这在当时有个说法叫“一刀切”,有人开玩笑说:“我都给切了好几刀了。”我说:“我没有,我是自己主动申请的。”

离退休制度是应该执行的,老演员离开了舞台,为中青年一代让了路,使他们有更多机会锻炼,也产生了效果。但是经验能力正丰的一批优秀专业人才就这样被搁置起来,不仅仅是艺术上或制度上的原因。艺术上传承的缺失,究竟有多少?我自幼数理化功课不好,算不过来。怎样发挥这些正值盛年的艺术力量,事实证明还是很需要,也是可行的。事在人为。

蓝天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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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画笔,举办画展

离休了,没什么可留恋的,也没什么可遗憾的。离休跟没离休有什么不同呢?甚至比我在职的时候还要忙,很多事我可以自己掌握了。也可能有点不同吧,因为我属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抗战胜利60周年时候给我颁发了一枚纪念章。其他也就没什么了。

我离休确实离得干脆——不演戏了,不导戏了,也不看戏了。除去《茶馆》还偶有演出,不能不参加,到1992年最后一次演出结束后,我就完全离开话剧了。唯一看的一出戏,就是看了一场《蜕变》,因为是狄辛演的。

这时期,我到处忙着拍影视剧。《封神榜》、《渴望》、《中国商人》等都是我离休以后拍的,一个接一个地拍,当时在北京人艺我算是拍戏比较多的。拍戏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让我天南地北跑了很多地方。再后来,我连电视剧也基本上不拍了。1994年,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玩笑开出一个个人画展来。

当时,一位搞画廊的朋友李国良,帮一位外地画家举办了一个小型画展,开幕式有一些画家和演艺界人士参加,北京人艺也去了些人。画展结束后聚会时,李国良说:“大家在文化活动方面,有什么要做的事,我尽量帮忙。”我都没经过大脑,就随便一说:“我要是也办一个画展,你帮我弄?”在座好几位朋友都一愣:“平常动员你,你都不画。好!你办画展我们都来。”我那时正拍戏比较忙,真是平常不画了,他们听我这么说,都拼命撺掇我搞画展。我说:“这样吧,给我三年准备。”“别三年了,太长了。”……没想到,这玩笑就变成真的了。

说完这话不久,我就到武夷山拍戏去了。这次我随身带上了速写本,两个月间随手画了些速写,有时也思考一些题材。拍戏回来,听国良说,他真去中国美术馆联系了,给我挤出一段展期和展厅。这一句玩笑开出来的画展,定了那就准备吧,那时我连画案都没有,就在书桌上铺起一块毡子,开始画了。第一张画的《牛背鹭》就是我在武夷山所见景象。

我自己也觉得这真有点儿随意过头了。我先定了要搞画展,然后才开始画。本打算准备三年,结果只有两年,1996年办了第一次蓝天野个人画展。时隔多年,回头看看当时展出的画,有个别的现在再画也画不出来了,算有点儿率真之趣吧;但绝大多数都太幼稚了,笔墨功底太差,居然就挂在最高的艺术展馆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展给自己看,或者说是用展览督促自己画。

1996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李慧文(右四)、李燕(右一)、孙燕华(左三)、凌子风(左一)、韩兰芳(右二)、方成(左二)与蓝天野(右三)和狄辛(左四)合影

1996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李慧文(右四)、李燕(右一)、孙燕华(左三)、凌子风(左一)、韩兰芳(右二)、方成(左二)与蓝天野(右三)和狄辛(左四)合影

1998年,我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二次个人画展。这次是我自己有意办的,既然已经画了,就再花两三年时间,再搞一次,督促自己画,看看有没有点儿长进。所以从1994年起,坚持动笔画,办了几次个人画展,也参加笔会。但毕竟我原来的正业是舞台,自知画画是业余的。

现在我不太说这个话了,因为人家还是要看你的水平如何。我也曾说:“中国书画史上,当然各个朝代都有专业画家,包括宫廷画家,不但是专业而且是专职的。但中国历代很多大书画家,都是‘业余的’,唐代颜柳欧赵,宋代苏黄米蔡,都是。最大一位‘业余的’,就是宋徽宗赵佶,他在中国书画史上的贡献是不得了的,但是他的专业——皇帝没干好,干得都亡国了。”人们可以这样看我:你是演戏的,不知道你还能画画。但我自己不能这样衡量自己,既然干了,就应该当成专业去做。尽管我自知所学不精,成不了真正的画家,兴致而已。

自己感觉,我画画还是很认真,不想总画那些习惯性的千篇一律的题材。我早期的绘画经历对我后来演戏、导戏都很有帮助,现在回过头来,我演戏的那种创造状态和创造欲望,同样作用于绘画。我常在琢磨,还能画些什么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有时候,想的时间比动笔画的时间长。我还是把它当成一种创作,任何一门艺术,如果没有创造,就没什么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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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戏剧

现在我的生活又逐渐大不一样了。本来已经彻底远离了戏剧,前些年开始,又偶尔参加一下剧院的活动,因为现任的马欣书记,对我们这些离开剧院的老同志很热心,时而有些什么事,诸如首都剧场扩建,要筹建戏剧博物馆等等,常会找我们座谈,听听意见,不去觉得不好,要去就得做点准备,可问题是我离休后好多年,连戏都不看了,现在脑子里又需思考一下有关戏剧的事儿。

但在2008年,我又具体实际地接触了戏剧。这一年,张和平就任北京人艺院长,一个举措是恢复人艺的艺术委员会,邀我们六位离退休老同志参加,担任艺委会顾问。我以为也就是挂个名,那就参加吧。结果,第一次去开会,一听工作安排,我就脱口而出:“还真干哪!”领导说:“请你们,肯定是要发挥作用,但每次开会不是全体都来,尽量照顾老艺术家。”尽量减少了负担,但是就得看剧本了,要提出修改意见,或提出能否使用,成为剧院排演的剧目;一个戏的连排也要经艺委会审查,看完戏也得负责地准备意见。

参加艺委会,我们几个人当中,准备最充分的是郑榕,只要开会,事先他总要查资料、翻书,甚至要写出发言稿,我深为佩服他一贯的严谨作风。我也会仔细思考,认真准备,坦诚直言,不想说那些敷衍的话。但是,说真话有时候也会伤着人,甚至得罪人,老毛病了,也难改。我主要关注的是表导演问题。

艺委会是咨询机构。艺术问题还是要有的放矢,发现并且能解决点儿实际问题才好,清谈吧,也得说出点儿实在的。张和平院长的态度很明确:“大家敞开谈,最后是我们领导班子做决定,承担责任。”领导有肩膀,是人艺之福。

既如此,就直言无忌了。我憋在心里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提法,我觉得这是后来编出来的一个词,原来没有。过去提“北京人艺演剧风格”,从“文革”前,在很多次党、艺委会上,曹禺、赵起扬就常提醒:咱们要慎重,老提“北京人艺风格”,人家未见得高兴,有的省市剧院已经表示不满了。所以,我们自己踏踏实实地做就行了。实事求是地说,北京人艺历经数年,确实有了自己的风格,但万莫以中国话剧的龙头老大自居!——怎么突然提出一个“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演戏也就是那么点儿事,把它说成“学派”也罢,就算把它说成北京人艺演剧“体系”、“主义”,也还是那点儿事。

问题是现在,我希望对北京人艺的演剧现状,盘一盘货。老一代的已经不在了或是退下来了;现在剧院的骨干力量,这一代大都五十多、近六十岁,可喜的是他们能够在正确的表演道路上,有独立创造人物的能力,延续了北京人艺的风格;近年新入院的一批青年演员,都是经过专业院校四年正规培训,条件很好,但是有人反映他们中有的表演不“合槽”?盘一盘库存,还保持了多少北京人艺的风格,或者说,相比北京人艺的辉煌时期,有什么样的不同?如果有差距和离格,问题在哪里?

表演问题的关键在导演,好的导演必然会关注表演,导演怎样引导,会影响青年演员的一生。北京人艺要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演剧风格,关键在导演。

我也知道,“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是专家出于真心喜欢人艺的戏,经过认真思考提出来的,并说服了曹禺院长和主政的于是之第一副院长,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学派”专著的。国内外戏剧家热心肯定了北京人艺。但称与会者一致赞扬“学派”,……更关键在于,为“学派”归纳的演剧论点,似乎并未全面了解和概括北京人艺演剧特点的实际,这样形成为定论,有待商榷吧。这问题我提得唐突了,本意是着重实际,为了北京人艺正常发展。

现在我的生活兜了一圈儿,又回归到戏剧。也说了一些经过思考的话,但是,说到点儿上了没有,对北京人艺的演剧发展有没有一点作用,不知道。

参加艺委会,和郭启宏比较熟了。接触中,颇感启宏文化底蕴深,有才,且为人正直。我曾萌发一个想法,对启宏说:“你写一部《曹雪芹》,我有生之年,再导演一部戏。”他说:“曹雪芹!太费劲了,得花多少时间,研究多少资料……”很遗憾,“曹雪芹”在我脑子里想了很久了,觉得启宏是能写这个题材的,但他不想写。此事终难做成。估计再过几年,我也没有那个气力了。

这几年人们都爱说:“你们这一代的人里面,蓝天野身体最好了。”我也总是回答:“你们去问问,原来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里面身体最差的是谁?百分之百,公认是我。”没错,原先我绝对是身体最差的。《茶馆》演出600场纪念会那天,我站在那儿想,我们那一版《茶馆》的人,多数都不在了,健在的,也有几位身体不太好了。只是这两年,才感觉真是我算身体比较好的。

可能我活了大半辈子,到现在才把心放得平淡一点儿。2010年我在一个场合,碰见帮我搞第一次画展的几位朋友,一位是李国良,再一位是留着大胡子的柯文辉,当年我个人画展的序言就是他写的,文笔极好。二十年没见,柯文辉说:“你现在的状态,我给你概括下,就是你能放下。”我说:“也对,但是说实在的,我还不能做到完全放下。”他说:“人要是所有的都放下,就没意义了。”

《烟雨平生蓝天野》蓝天野罗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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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摘和图片选自《烟雨平生蓝天野》“晚年生活”,较原文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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