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11年，36岁的山村小学代课老师侯长亮打算离开了。
人们最初记得的是他的标签——支教4年，就被评为“广西公民楷模十大新闻人物”。但拿了奖，侯长亮心里却是忐忑不安，他逃到贵州继续支教，后来又辗转云南昭通的山区教书。
自2011年大学毕业，远赴山村支教的他很少考虑过归期，直至2020年结婚，每月880块的工资难抵现实压力，他不得不选择离开。但最难割舍的，还是那些山村的孩子们，被“落后”“贫穷”的印象遮蔽，很少有人看到他们真实的样子：能在竹林中“窜来窜去”，不戴手套，麻利地挖起竹笋；也会大早赶到学校，向他自豪宣布，自己卖金钱花挣了3块钱。
六一儿童节，侯长亮对澎湃新闻讲起乡村孩子们的出路，这背后，不乏他对乡村教育现状的忧虑：教材内容的“城市化”、学生辍学、捐赠“乱象”、学生对乡村认同感缺失、乡村教师流失……
曾经，他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因为这样的过去，让他几次囿于留守与离开的两难，“我也希望，有人来接我们的棒，但我不希望，你们像我们这样坚守这么多年”，侯长亮说。
[以下为他的口述：]
教材里，缺失的农村
记得2018年春天刚开始，学生就来问，老师，今天可不可以早点放学？
他们怕我骂，没说去采竹笋。后来我出校门口，几个学生弯着腰，胸前拐个蛇皮袋，背后也背着一个，慢慢走回来，我才明白了。
没（跟着）去采竹笋之前，你肯定不会同意早一节课放学。
刚好4月一个星期天，有三个孩子约着我去。翻过一座山。孩子们在竹林里面窜来窜去，好厉害，竹笋特别扎手，他们手套也不戴，自力更生能力特别强。也不用担心没大人陪。孩子们相互间形成了很好的风气，见不到哪个人，喊一句，大家都有所联络。
采竹笋的学生本文图片均为侯长亮公众号“落泥”图
学生们采完竹笋回家。
采了几次，我就特意早一节课放学，担心放晚了，他们还是要去，其实不管多远、是否下雨，他们都会去的。
赚学费是一方面，没通路时，（竹笋）价格比较便宜，3块2一斤；2019年通路后，收购的人多了，价格慢慢起来了，去壳5块8到6块。学生去一下午，采个几十块钱很容易的。
当然，更多学生把这当成一件乐事，有些一二年级的学生，哥哥姐姐带去几次，后面都想去的。
我很受启发，为什么这没有结合到教学中？
春、秋季两季竹笋，孩子去采去卖，打了多少斤，多少钱一斤，这是必须要（会）算的。我就用采竹笋的元素出例题，这里面都是有乘除法的。（后来）我跟同事教学时也鼓励他们，把采竹笋的精神用在学习上。
去年4月，我上二年级的数学课，一个孩子就拿着课本问，滨河公园、游乐场是什么？那道题要调查班级同学最喜欢去哪里春游，分别有多少人数。他们单纯不懂，我挺尴尬，说（我们）这儿可能没有。
我发现教材、练习、试卷越来越城市化。习题很多以“高楼、电脑、汽车、超市大商场、娱乐场所、博物馆……”为描述对象来出题，几乎没有把“田野、干农活、放牛、砍柴……”作为描述对象的。
（后来）我会把学生生活的例子，结合到课上来讲。（这样）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有自豪感，（对乡村）更有归属。
但不是说是农村的孩子，教材就完全以农村元素去写，确实（需要）孩子们了解城市的，我会讲一讲。比如高铁、动车、火车的区别；还有城市说的一栋，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又是几户，孩子们完全不懂，我就画简单的线形图，用什么东西摆一摆，跟他们解释一下。
学生采竹笋的视频发到网上后，（有网友）说他们可怜，我从不这么认为。孩子们非常优秀，每次跟孩子们聊到这一块，我竖着大拇指表扬他们。
反而他们家人，看到视频，说这些没必要拍，我们干农活好可怜的。有些家长就说城市好，这里又偏又远，大家又没文化。有时孩子没说这些，家长的思想已经在他心底产生影响了，孩子可能会萌生出不自信。
农村孩子不大容易教出来，不是因为他们傻，是农村出身会让他们自卑。虽然大家都说乡村很美好，但乡村人自己却不愿意回来，从大山出去的，更不愿回来。
我觉得教材也起一定影响的。我是个在农村长大的80后，小时候教材插画都比较简单，农村气息挺重的，有不少非常贴近生活的内容，每次看到都让我感到很亲切，自己就在其中一样。
拉回要辍学的孩子
在广西瑶族地区，学生辍学率非常高。
2011年，我教第一届学生，教学这块，我完全一片空白。
四五六年级（都有）辍学的，我做过很多工作。虽然比起其他班，辍学的少很多，但也有十五个。
记得2013年刚过完春节，我回广西，赶了几趟车来县城，太累了，刚停下来住校，准备休息一晚再去乡里。一个代课老师就跟我说，你班上有个女孩子，正在来县城的车上，准备去广东打工。
我一听就急了。当时来县城只有一趟车，我跟司机比较熟，就打电话给司机，在马路边上拦车。（上车后）车一边往车站开，我一边在上面跟学生工作，她才读完五年级第一学期。我问，怎么要去打工？（她）就是不回你。
我一看，旁边几个年轻人，一个是她哥哥，我就明白了，她哥是从外面打工回来过春节，过完年带着妹妹一起打工。我跟她哥也说，你妹妹（要）继续读书。但走不通，没有用，我就很失望，到了车站后，下车回去了。
去打工的，回来很时尚，挂耳机听音乐，说着外面的世界多么好。加上自己家乡落后，她更想去外面看一看。（但）她才小学五年级，晚一点和早一点打工，差别太大了。而且有些女孩子确实因为早早打工，早早生小孩，太遗憾了。
辍学的，穷是一块，家里为难，兄弟姐妹多，大哥大姐必须去打工，情有可原。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会）跟家长沟通，这么小就打工，太辛苦了，在外面又容易被欺负，多读一点，学东西更快，起码工资高一些。
但好多（劝说）是没有用的，家长还是意识不到读书能带来的改变。加上当地没有通过读书起到模范作用（的学生），没有震慑、没有这种引导。
到第二届学生，我教学有经验了，厚着脸皮上各种课，教二年级时，除了语文、数学，还教音乐、美术、体育、书法。家访，（就）跟他们去干农活，顺其自然的。每周五去（学生）家走走看看。
2012年，侯长亮跟着学生，走了2个多小时的山路去做家访。
侯长亮帮学生干农活，给玉米地拔草。难用锄头挖掉的草，只好用手拔。
第二届到初中毕业，没一个辍学的。还是靠言传身教，你在当地的付出学生看到了，家长看到了，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这两年，小学阶段基本没有孩子辍学。首先一点，学生读书（条件）已经好太多了，不用交学费，还有国家免费的营养餐，有些贫困家庭有补贴。
但初中（还）会有辍学。乡村教育，初中这块是最难的。
我们没有来（云南支教）前，这里没学校，学生不知道什么叫上课铃声，之前没打过，也没升过国旗。老师也不知道下课应该休息多久，就根据自己的意愿。
当时学生也不在一块上课，他们住在两个村民家，相互间还有一定距离。3个老师，4个年级，一百五六十个学生，怎么上？有一个班（还）在放羊，教学质量怎么可能好？
所以他们基础很差，在小学就没养好学习习惯。上了初中也听不懂，学不会。刚好条件好了，家里有手机、有信号，干扰的东西更多，更无法静下心来。
这两年扶贫有个重点，控辍保学——义务教育阶段，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回来读书。但你不管怎么下功夫，做工作，还是有一些不愿来。
今年有个读初三的（学生），父母在外面打工，他拿个手机在村里到处溜，有时爬进学校打篮球。你问他，怎么不去读书？他不想读。你没教过他，怎么说也没有用的，不像你教过的，再调皮，说一句会起一定的作用。
过多捐赠，“只能带来坏处”
刚支教那两年，很多学生家非常贫困，我在广西募集笔、本子、球。但那时物流差，快递只能寄到县城，邮政只能寄到镇上，也有三十多公里山路。
周末，我去县城取快递，要一整天，有时没赶上车，还得在县城住一晚。每次取快递花在吃饭、住宿、坐车的钱都有一两百，只要取三四次，每月880元的生活补贴所剩无几了。
后来我也不募集了，直接自己去买，反而用的钱少一些。
有些人，连内衣、内裤、高跟鞋、超短裙等都捐过来。很多山村老师跟我说，花了时间、精力、金钱去取这些衣服，都没用。
真把我给弄怕了，（后来）要是有人问我要支教地址，我都会在后面说明一句：请不要公开我的支教地址，以免有人没有和我事先商量，乱捐东西过来。
捐赠物资，衣服一定是最多的。2019年冬天，学生就接受了4次捐赠，全是冬天的衣服，手套、袜子、帽子，都不是我们对接的，公益组织通过相关部门、领导对接，直接开着车子来发放。我们不接受，但没办法拒绝。
尤其现在短视频时代，到处去拍，哪个学生吃的最差，衣服最差，房子最破，把视频拍出来，再拉个横幅，发到网上，把网友感动糊涂了，粉丝量“蹭”地上来了，不是做教育，只是为了捐赠而捐。说句不好听的，也有少数情况是所谓的“爱心人士”把不要的东西换了一个丢垃圾的地方。
孩子真正成才、强大，不是只靠捐赠，过多捐赠只能带来坏处，会（让孩子）形成依赖，加剧一些认知——外面好像什么都有，自己的乡镇什么都没有。
有些公益组织做宣传，会有一句，希望你们努力读书，走出大山，但没有后面一句，走出大山之后，不要忘记家乡。帮助家乡，从来没有听到说过。整个（社会的）意识，包括乡村教育，一直在说城市好，农村不好，对孩子影响是最大的。
真正能够把捐赠与乡村教育融合的，很少。
我们在支教过程中提倡：通过付出得到回报，才有尊严、有力量、让人有自信。我们在云南支教，除了书籍之外，一般的（物资）都不接受，现在书也很多了，后面重点是怎么带孩子们有积累地阅读。
侯长亮妻子雷宇丹，也是他同事，从山脚把爱心人捐的课外书背回山上的学校。来回一趟需要3个多小时。
上海有一个基金会，也有类似的想法，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2022年1月，校长与基金会联系人（经过）多次讨论，给优秀学生每人奖励一头小猪。
我还特意问了几个学生，回家（后），有没有把小猪喂了？学生们都非常高兴回答说，喂了的！
给优秀学生的小猪
这次奖励是对优秀学生的关心，能帮助到学生家里，对其它学生也起到激励作用，（且）这个奖励是会升值的，但不是摆在那里就升值，是需要后期去劳动、付出，把小猪喂养大了，创造更大的价值。
这也是扶贫跟乡村教育一次很好的结合，引导孩子们去劳动。
我还可以分享一件小事，有天我在学校走廊上吃早饭，一个一年级小男孩，来得很早，他拿着三块钱，仰着头，很自豪地跟我说，老师你看，昨天下午放学，我去采金钱花，挣了三块钱。那种自豪感，是通过劳动得到的，你从外面给他3000块钱捐赠，都起不了那个作用。
从农村回到农村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站在讲台上。
我家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小时候，爷爷奶奶去世早。母亲生病，父亲没办法去打工。我家三兄弟，每年交学费，父母都要去借，没借到这么多，都要跟老师校长说好话，让我们先读书，再慢慢补上。我哥初中辍学，供我读书。
侯长亮父母和他的家。
像我小学，教学点是个老祠堂，破破烂烂，没有窗户，冬天冷得要死。读了一年，祠堂快倒了，危房一样，就在这个（同学）家里读一学期，那个家里读一学期，读完四年级，才去镇上读。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家乡对读书很重视。我读高中时，我哥看我英语不好，给我买复读机让我多听英语，父母也希望我们考上大学以后有出息，那时我的意识里，读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不要当农民。而且我读了大学以后，工作肯定是想在江苏、浙江一带找。
这种意识真正扭转，是支教之后。大学期间，我通过新闻了解到，（有些）偏僻山区，教育比自己小时候还落后，太不容易了。我选择支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小时候读书不容易，想着用那么一两年时间，为西部山区的孩子做点事情。
两年，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不会耗费太多。
一开始支教，家人不反对也不支持。后来他们看到我发的一些动态，觉得太艰苦了，希望我去城里工作，2013年7月，我完成两年支教，下决心去深圳工作。
我离开大山的那天，学生期末考试结束，都已经回家了，很多学生又来学校送我。我走上车时，找了靠窗的座位，挥手说再见的时候，学生齐唱《再见》，歌声一起，我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有些学生也在哭。
我就后悔了，自己的选择是不是错了？我在车上看着学生们离我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
雷宇丹和学生们在雪地里玩。
到深圳工作（后），学生们时而联系我，希望我再回去。放不下，工作了两个多月，攒了三千多块，辞了工作，又回去。
2015年，支教工作做得还可以，我被广西媒体报道，被评为“广西公民楷模十大新闻人物”。当时获得这个奖，心里非常忐忑，偏远山村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坚守了那么多年，我跟他们比起来算什么。这个奖，使我和老师们的相处有点尴尬。加上自己是农村长大的，面对聚光灯，自己是不太自信的，很害怕那些东西。
挣扎一段时间后，我再次离开广西，避开媒体去贵州毕节支教。学校非常偏，之所以能办起来，是老校长的作用。1998年，他已经是镇里的副校长了，但他看到家乡没有学校，自己回村里，带着本地两个初中文化的当老师，从5个学生开始办，一家一户去劝学生来读书。我听了他很多故事，很受启发。
我去支教时，（他的学校）已经有700多个学生了。
支教越久，对家里亏欠越大
（老师之中）支教两年的，算时间比较长的了，大部分是半年，最开始我在广西支教，留下的都是代课老师。
在编老师，其实大部分（也）都会想办法去县城。他们自己在家乡学校当老师，但会把子女送到县城，一些村干部也是。做法没有错，但从乡村教育和乡村振兴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悲哀。
我在贵州完成两年支教后，教育部为学校一次招考来8名老师，学校不怎么缺老师了。于是2017年8月底，我到云南昭通一所非常缺老师的山村小学当老师。2019年，我们（学生）人数比较多，有一百五六十个学生，想再找个代课老师，刚好本地有一个学生读完大学，在家还没出去找工作，就过来问，工资只有800块，他没同意。
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有次县里通知我和另一位代课老师去培训，我们赶面包车，车上有三个小伙子，都是刚从上海、浙江打工回来，聊到这一块，他们都说这里不好，不愿回来。
网络上很多人说，山村缺老师，一人一台电脑一个手机，用5G就能解决，这纯粹瞎扯。教育靠网络就能解决，尤其是（教）小孩子，怎么可能？
全国有过一个项目，选了4个县，弄个网络给孩子们上音乐、美术课。开了网络之后，（我看到）学生坐在那里，看戏一样，过了一遍，一头雾水。一些乐理、乐器知识有理解障碍；美术这块，城市孩子有氛围，或者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已有一些认知基础，农村孩子没办法比的。
开了几次，没什么效果了，就没实行了。其实，网课对乡村老师的要求更高，你不懂的话，没法组织学生更好地听，以及跟网络老师互动。
整个乡村教育很矛盾，本来乡村教育是为乡村造就人才，反而把人才造就“走了”。农村孩子读书的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走出大山，整个社会意识（也是）去城市才是有出息。
我们所提倡的，不是要他们留下来，农村孩子确实需要走出大山，但我觉得，不管你走在哪里，不要忘记家乡。
我有些学生，最后也回到乡村，比如第一届学生，做幼儿园老师的也有，现在还在读大学的，有的时候还跟我说，毕业了也想来支教。
我自己，也是纠结，支教时间越久，对家里亏欠越大。2014年过年，家里出资翻修房子，父母出了一部分，兄弟出了一部分，我都没有出钱，他们没怪我，但自己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我第一次支教时，只想着两年，第二次回来，其实没有考虑过归期，但是结婚之后，有时父母会说，你们也要考虑小孩了，在山村，住宿（也）不方便。
2020年11月，侯长亮和妻子选择在学校拍婚纱照。
现在我之所以会接受采访，确实乡村教育太艰难了，需要把自己所了解的通过媒体发布出来，让更多人关注。就算我以后不支教了，我也会做这方面的公益，重点是在乡村老师这方面。
乡村最缺的，还是优秀的老师。（否则）不管教学楼多高大，硬件设施多好，不过就是水泥堆。我也希望，有人来接我们的棒，但我不希望，你们像我们这样坚守这么多年。
责任编辑：朱学森 SN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