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到小姑娘能看到的地方，使劲挥了挥手，转身离开。“上车我就破防了。”她哭了一场，心里反复回放模模糊糊的这一眼，“这一刻我们像亲人一样。”
▲在一次送货后，何艳君和收货人隔空挥手。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杨雪
天刚亮的时候，钟鹏醒了。头上的高架桥，汽车开始轰隆隆开过，他钻出帐篷，开始洗漱。早晨7点多，他戴上头盔骑着电动车出发。
街面上来往的人里，很多都是和钟鹏一样的配送员，他们在为数不多的还开着的店铺之间往来，手机不停地响起，涌进来的几乎都是求购信息。去哪里买水果，去哪里买蔬菜，去哪里买馒头，他们的脑子里大多画着一张地图，当需求到来，他们立刻出发。
一袋米，五斤菜，一盒降压药，或者一罐奶粉……困在家里的人们需要的东西，被配送员们像蚂蚁搬家一样运送抵达。
上海曾经有8万外卖从业人员，在疫情影响下，目前这个人数减到了1.1万。
赵鞍惦记着自己没有能帮买到的那一罐奶粉；何艳君记得刚送出的第一单“外卖”；何敬敬的手机里新涌进的几千人还在不停地给他发信息……作为维持上海运转的螺丝钉，他们都在超负荷地运转。
人人都是配送员
4月13日，陈延山还在隔离中。作为盒马mini北洋泾店店长，近半个月来，他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了线上。线上工作依然繁重，从早上睁眼到晚上闭眼，他几乎一刻不停，占据最多时间的部分，是对接配送群里的小区居民。
配送群覆盖北洋泾店周边的多个小区，封控开始前，这样的群只有两个，现在已经有28个。每个群少则两三百人，多则五百人，从早上起床开始，陈延山就要不停地在各个群里回复各种不同的需求和咨询，每个群里的群聊通知数字，几乎都是一个省略号。
3月28日浦东等片区封控后，北洋泾店原有的配送员队伍几乎“全军覆没”。根据配置，北洋泾店不到1000平方米的店面，共有100名员工，3月28日封控后，店里只剩下19名员工还能正常工作。“其他81人，有的因为管控措施无法出门，有的被判定为次密接，需要隔离。”北洋泾店到了最艰难的时候。
剩下的人，无法再区分岗位。分拣组长林家祥的身份立刻多了起来，除了当组长，他还要亲自上阵拣货、打包、送货，在货物的数量和类别变化中，他管中窥豹地看到了上海封控的一角。“疫情前我们一天分拣七八百件货物，零零散散，大家没什么东西是特别集中购买的。封控后，民生必需的保障性物资订单猛增。”他留意了一下具体种类，一开始顾客买得最多的是方便面和挂面，现在，分拣最多的是纸巾和牛奶。
林家祥今年27岁，入职4年，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封控后，店里的配送员没有了，店面基本也不再对外接散客零单，19人吃住都在这儿，随时上班。
配送员没有了，每个人都是配送员。每次收到货物、分拣完毕之后，林家祥跟着去送货。近一点的小区走路拎着跑一趟，远一点的、东西多一点的，凑够周围几家店的货用货车送。现在的上海，温度已经不低，他被包裹在“大白”里，两三百度的近视眼镜走不了几步就模糊一片，前面得有个人指着路，才能慢慢走。
他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地和同事相处过，聊天也变得比往常多了起来。先是聊工作内容，今天进了多少货，周围送了几个社区，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一下……再往后，大家开始聊自己的家里人，有没有红码啊，谁家里缺吃的啊，“各种乱七八糟的事”，用聊天来纾解工作压力。谁家有困难，就有人骑着小电驴去送点东西。一起“打过仗”，一个店里的人都成了兄弟。
作为店长，陈延山一直在关注趋势的转变。“我们现在在做各项准备，等到条件允许，就重新开店。”在重开之前，社区集单群仍是陈延山的主要工作方式。他们以小区为单位建群，收集需求和订单费用，然后按照订单分户分拣打包，写好门牌号，再统一送到小区。“目标是希望把我们周边所有的小区都能覆盖，保证基本物资的供应。”陈延山迫切地希望能走出家门，他怀念每天开店的那一刻。打开店门，老客人陆续光临，他站在门口打招呼，像朋友一样。
▲陈延山提着物资送货，几天后封控开始，他被居家隔离。受访者供图
三十个馒头
4月11日晚上11点，何敬敬收工往回走，他的手机不停地闪，消息一个接一个地发过来。他4月5日晚上在网上发出视频，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说可以帮人跑腿买东西。当天，微信里就涌进一千多人。
何敬敬今年33岁，江西抚州人，2021年底开始跑闪送。这次上海疫情前，他每天的工作相对简单，去一个地方取货，再去一个地方送货。跑了几个月，浦东大大小小的地方何敬敬也跑了七七八八。上海封控开始后，他的工作内容变了。
一开始仍然是公司派单，他像往常一样上门，敲开门却没有货物需要取。“很多人说，师傅我是随便下的单，您能不能帮我买点米啊、买点菜啊之类的。”几天后，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有的人说吃泡面吃得要吐了，还有人让帮买药买奶粉”。
他印象最深的单子是30个馒头。下单的是个山西人，说自己一天没吃饭，想吃馒头。何敬敬恰好知道哪里能买到馒头：“之前有个辽宁人，说他老爸消化不好，想搞点白面馒头，我留意了一下，就金桥那边有卖。”
这30个馒头，从金桥到南汇，送了35公里。“三袋馒头45元，大葱20元，一条烟160元。”这一笔账单何敬敬记得很清楚，“他最后给了我266元，说师傅我身上只有这点钱了，对不起。”何敬敬坚持不多要，对方坚持要给。
跑了几天，何敬敬心里压着一股自己说不上来是什么的情绪。4月5日晚上，他在网上发了视频，“本人上海小哥可全浦东跑腿代购不加价”，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但第二天，他就把视频删了。“电话太多了，手机电量哗哗地掉。”
赵鞍（化名）则负责虹口、静安和宝山等地的送货。封控前他跑众包散活儿，因为是外地人，不熟悉道路，他每天的单子大概只有几十个，“比不上能力强的”。
最开始说封4天，赵鞍和一起租房的伙伴们都没出门。4天后，封控依然没有解除，活儿要干钱要挣，大家骑上自己的电瓶车，又跑了起来。
单量不多，几乎全是送物资。圈子里口耳相传，送货费与日俱增，但单子抢到了不一定能赚到，“买不到东西，你还得退回去”。
买不到的东西很多，方便面、自热米饭从一开始就被抢空，紧接着电饭煲也紧俏了起来。“很多人自己不做饭的，平时都吃外卖，现在你让他买米买面，他也没有锅碗瓢盆，电饭煲至少能将就。”陈延山说，三月中旬上海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生鲜品和常温保存品需求较高，随着疫情封控的推进，一方面这些东西需求量仍然不减，另一方面卫生纸、卫生巾、牙膏牙刷等日用品的需求飞速增加，包括老人和婴幼儿的用品。
▲4月13日，上海大雨，钟鹏被困在一个桥洞里躲雨。受访者供图
“我想看看你”
在所有的订单里，赵鞍一直念念不忘一罐奶粉。那是个男人下的单，家里的孩子奶粉没了，他想要买0-6月龄的婴儿奶粉。
“我非常非常想帮他买到这一单。”赵鞍准确记得那是4月8日的事，对方没讲到底要多少罐。“哪怕一罐也行啊。我们当时没谈多少钱，我说我不一定给你买得到。”为了帮他买奶粉，赵鞍去了自己知道的所有母婴店，一家开门的都没有，赵鞍很失落，他不知道这个男人最后有没有想到办法。“希望他想到其他办法了。”
药、奶粉和尿不湿、泡面和自热饭……紧俏货是一个长长的清单，贴在还能穿街走巷的配送员脑子里。
何艳君是盒马员工，上海多地封控后，她和丈夫加入了一个私家车公益配送队，用自家的车给几百户居民送菜，18天里跑遍上海，历经3000公里。4月3日，何艳君在群里看到一条消息，一位妈妈需要给自己42天的宝宝买奶粉。“她的宝宝乳糖不耐受，需要喝定制的水解奶粉，这种奶粉我们店里也备得不多，当时找了几个门店才找到。”何艳君买了一个月的量送过去，孩子爸爸很客气，一直说谢谢谢谢，“当时他们叫各种跑腿，加价也没能买到，手里的奶粉只剩下小半盒，第二天就可能断奶。”
她仍清楚记得自己第一次送货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干配送的活儿，什么都不懂，物资没有打包、都是散的，身上也没带记号笔、没法给每一份东西写名字。她拎着一堆东西站在小区门口，和门卫解释自己是干什么的，然后又拎着一堆东西给收货人打电话。对方是个小姑娘，“你进不来的话，可以把东西放在门口。”两人打着电话沟通半天，最后小姑娘说，“你在哪儿啊？我想看看你。”
何艳君在电话里怔住了。她走到小姑娘能看到的地方，使劲挥了挥手，转身离开。“上车我就破防了。”她哭了一场，心里反复回放模模糊糊的这一眼，“这一刻我们像亲人一样。”
▲何艳君清点放在车上的物资，封控后她和丈夫加入了义务配送队。受访者供图
住在帐篷里的人
封控后，作为维持上海运转的螺丝钉，在勉力支撑的同时，配送员们也面临着自身的困境。
赵鞍每天只吃一顿饭，出门时身上带两个面包一瓶水就把一天对付过去。
对何敬敬来说，核酸检测的频率和吃饭一样。他每日一次去医院做核酸，每天也只吃一顿饭。最开始封控时，他和同事一人买了一袋馒头，一袋10个。他住在康桥，每天早上7点起床、8点钟出门，有时候他“真的也不想起床，或者想早点回去”，但是太多下单的电话微信让他停不下来。“人家说得太‘那个’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绝。”
何敬敬的同事钟鹏是安徽阜阳人，在上海做了六年闪送，其间娶妻生子，全家人在宝山区租房居住。三月末，上海各小区逐渐实行封控管理，宝山是郊区，离市区二三十公里，钟鹏为了继续工作，和徒弟住进了公司统一配备的临时帐篷。
帐篷扎在高架桥下面的空地，每天凌晨五点多，过往车辆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将钟鹏唤醒。两大桶矿泉水放在帐篷里，他端着口杯到附近的空地，简单洗漱一番。如果核酸检测到期的话，他会起得更早，在凌晨四点半就动身去医院做核酸，做完核酸，从车里保温箱取出囤积的饼干吃上几块，最迟七点钟，钟鹏会接下当天的第一个单子。
正常的话，他一天能够接下三十几个订单，“需求量太大了，这家没有水了，那家又没有挂面了，都是这样的订单。”有的人会指定超市和餐厅，有的人只是说“方圆三公里之内随意购”，在哪个超市购买并不重要。现在超市越来越少，很多东西他买不到，只好跟买家沟通，“能不能就买这几样？”对方不会生气，只是连连道谢，完成订单后还会给发去一个打赏红包，五块、十块、二十块。
他们偶尔也会碰上被困人员的坏脾气。
饿了么黄浦区浙江中路配送站站长陈海建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个投诉。“那天早上下着很大的雨，当时顾客所在小区正进行密接封控，有位顾客下单叫了一份早餐。”陈海建说，骑手冒雨送到时，正好赶上“大白”在交接班，按照规定，所有进入小区的食物都要经过“大白”消杀之后送餐。
因为等着“大白”交接班后消杀，这份早餐因此耽搁，骑手站在雨里，等待了近半个小时。“顾客也在生气，根本就不听我们解释，觉得我们是故意去晚了，害他没吃上早餐。”“过了半天，这位顾客打电话，说自己之前太急了，向我们说对不起。”
▲4月13日，陈海建正在居家办公进行订单调度。受访者供图
做好最后一百米的到家服务
一般的饿了么大站会有一百来个骑手，小站也会有三四十人。疫情前，浙江中路站有105个骑手，而疫情暴发后，由于小区的封控管理，站内只剩下了10个骑手。
“疫情前工作日的日均单量可达3500单左右，从快餐、饮料到柴米酱醋、零食，都会有配送。而现在，一天配送的单量只有大约500单，主要是生活物资和医药，我们负责的区域内，能备货的商户不到10家。”陈海建说，疫情期间，他们每天的后台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由10个骑手分成两批值守早晚班，保证任一工作时间内都有骑手配送。
崔东东是饿了么物流服务商上海大区的运营管理，他主要负责该服务商在浦东、黄埔、长宁等五个片区大大小小近二十个站点的统筹管理。在他负责的二十个站点内，加起来会有七八百个骑手，而现在共计也就一百多。“已经对接了安徽调派过来的十几个骑手。”崔东东说，从安徽调派过来的骑手被安置在订单多、人员少的站点，解决人手急缺的问题。
疫情后，运营管理的工作重心有所转变。“个别骑手出现了恐惧和焦虑的心理，我们也在尽力安抚”，崔东东说，目前遇到的困难是返岗返工、订单恢复的问题，“少部分外卖小哥在封控时期会产生心理压力，或是在一段时间的居家后，跑单的积极性降低，我们现在推出跑单活动和补贴政策，希望刺激复工骑手积极回到工作中来。”
根据媒体报道，封控前，上海的骑手总人数在8万名左右。4月6日上午，在上海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称，目前本市主要外卖电商平台每日骑手上岗人数约1.1万人。
在4月7日上午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副市长、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生活物资保障专班负责人陈通表示，上海支持保供企业在全国统筹调配资源，引进充实新的保供人员。“允许非涉疫原因被封控在小区的快递小哥等保供人员，走出封控区，回到保供岗位。”陈通说，上海市政府将统筹邮政快递、顺丰等物流资源，对接电商平台，补足配送力量，完成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任务。“我们要求每个社区发挥志愿者力量建立专门配送队伍，做好最后一百米的到家服务。”
4月11日晚上11点，何敬敬开始送当天的最后一单。送完这一单，半个小时后，他能到家。
赵鞍也在这个时候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这几天，他在路上看到的“同行”明显比往日多了些，能买的物资也多了些，他感觉情况在好转。
钟鹏在帐篷里，给妻儿发去视频。家里吃的还够不够？娃娃们学习怎么样了？这些都是他操心的事。高架桥悬在脑袋顶上，夜里车辆碾过，鸣笛声和震动声曾经让他很不安稳，但经过这十多天，这一切已经成了习惯。他拢拢身上的衣服，倒头睡去。
▲4月11日，钟鹏和他在高架桥下的帐篷。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