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深观察|拐骗婴儿32年后难追责，如何破解追诉时效难题？
被拐32年的广西男子曹平（化名）与家人相认后，家人想追究当年拐骗曹平的秦某英（养母）的责任，却接连遭遇司法困境：桂林市检察院认为本案已过追诉时效，不予批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维持不批捕决定。近日，曹平家人表示，他们将继续向最高检申诉。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电影《失孤》《亲爱的》中的原型人物找到当年被拐卖的孩子并认亲成功，如何有效追责拐卖儿童行为，以及追责是否超过追诉期限的问题，也引发热议。显然，随着案例越来越多，这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首先应明确的是，广西检方的决定是合法的。正如检察机关在答复当事人的文书中显示的那样，本案发生在1988年1月10日，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关于追诉期限的规定。从1988年案发至2020年案件告破，时间过去32年，且案发后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未采取强制措施，已超过追诉期限。
根据1979年的《刑法》，拐骗不满十四岁的男、女，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该罪的追诉期限为10年，如果没有特定事由，超过10年即不能再追诉犯罪嫌疑人；同时，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遗憾的是，本案案发时虽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但因当时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未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故不属于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
不可否认，在情感上，我们都希望拐骗儿童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尤其是，本案犯罪嫌疑人是以当保姆之名，拐骗出生仅5个月的婴儿，带回家自己抚养，性质极其恶劣，给孩子父母带来的身心伤害极大，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似乎说不过去。
但在法治社会语境下，追究人们刑事责任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任何刑事追责行为都必须以刑法规定为前提。没有刑法规定的，再恶劣的行为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这也是考量一个社会是否现代和文明的重要标志。
试想，如果仅仅因为某个行为性质极其恶劣，舆论反响很大，就在刑法没有规定、或者超出刑法规定的情况下“创造刑法”追究其责任，任何人都将没有安全感可言，谁都可能担心遭到没有缘由的审判。
比如，近年来，高空抛物、抢夺司机方向盘事件时有发生且影响极为恶劣。但此前只是对情节极其恶劣者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了刑事责任，到了《刑法修正案（十一）》才增设了高空抛物罪和妨害安全驾驶罪。
可以说，作为惩罚犯罪、保护权利的刑法，只有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才能让每一个人都有安全感。而法律不可能是完美的，都会存在一定的缺陷与疏漏，人们在享受法律保护的同时，也不得不为这种疏漏承担遗憾。具体到广西这起案件，检察机关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予以处理并无不明显不当。
其实，现行《刑法》也已经弥补了追诉期限存在的一些疏漏，如根据现行《刑法》，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就解决了无法找到犯罪嫌疑人，无法采取强制措施，导致超过追诉期限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拐骗儿童罪是行为犯还是持续犯，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分歧。曹平父母也认为，秦某英拐骗儿童的犯罪行为，从拐骗之日起到被害人曹平14周岁时，犯罪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所以本案应该尚在追诉期限内。
如果该罪可以被认定是行为犯的话，则应从行为持续结束时计算追诉期限，不必从行为完成时计算追诉期限。这样的话，曹平家人强烈要求追究拐骗人刑事责任的诉求，倒有可能得以实现。也希望在这方面，将来的法律规定能够更明确、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