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者谈农村大龄男择偶难：性别比失衡是主因，也有人不愿将就
“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近期，关于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的话题引发讨论。农村大龄男青年结婚难，背后原因有哪些？这反映了当下农村青年婚恋观发生了哪些变化？该如何破解？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青年学者李永萍，从2014年在武汉大学读博士开始关注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问题和天价彩礼等现象，曾在南北方数个农村长期调研。2019年，李永萍任职于南开大学，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
10月13日，李永萍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李永萍分析认为，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很可能无法解决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的问题。“农村女青年留不住，未婚男青年也多数在外务工。”
在李永萍看来，“农村大龄男青年结婚难”的背后是结构性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性别比失衡，因为男多女少，近3500万大龄单身男青年是客观存在的。
如何破解这一问题？李永萍认为，直接去干预可能是无效的，但是政府确实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去引导、倡导。政府可以通过软引导、间接的方式，比如加强对婚恋观念的引导、以县妇联组织在外务工人员相亲活动等方式来提供交流的平台。
[对话李永萍]
“农村女青年留不住，未婚男青年也不在农村”
澎湃新闻：湖南湘阴鼓励农村女青年留在家乡的文章引起热议，你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怎样想的呢？
李永萍：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当地可能是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鼓励女青年留下来，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女青年在农村留不住。像中西部县域范围内的就业机会很有限，提倡女青年留在家乡，怎么解决她的就业问题呢。并且，农村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去大城市打工，不仅是为了挣钱，其实还是为了体验城市的生活，为了长见识、开拓视野，体验城市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从我们在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读完了书又还没有结婚的，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基本上都愿意去大城市。所以我认为，就算能出台这样引导政策或者鼓励，也很难把女青年留下来，留不住。
另一方面，未婚的男青年也不在农村了。大部分未婚的男性也不是天天在农村，年轻的或者潜在的未婚群体，大部分都在城市里打工。我前段时间刚写了一篇关于“老实人光棍”的文章，这部分人性格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去接触外界，留在农村未婚的有这样一个群体。但是总体来说，30岁左右未婚的男性留在村里的很少，基本上都在城市里。
澎湃新闻：现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他们生活状况是怎样的？独居的多，还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多？
李永萍：这个看年龄。年纪比较大的，一般就是独居了，比如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甚至他可能父母都不在了。三十多岁、四十岁以下的未婚男性，应该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比较多，他可能平常都在外面打工，过年过节回来还是跟父母一起。
澎湃新闻：有人说为什么要让女青年回来、不让男青年出去？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呢？
李永萍：可能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有误解，并不是说这些大龄单身男青年群体都是在村子里、都是在家乡，他们其实同样都在外面务工。社会上有一种误解，觉得这些群体都是留守在家里比较多，但从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所谓的走出去、留下来，并不是解决大龄单身男青年择偶难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因为跟现实不相符合，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城市里面。
农村青年婚恋观念发生改变：敢于表达，不愿将就
澎湃新闻：湘阴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引起了争议之后，红网有一篇评论中提到了“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后来改成了建议关注大龄青年择偶难的问题。在你看来，“暖被窝工程”这几个字触及到了哪些问题呢？
李永萍：可能一些女性会比较敏感，觉得男性自己没本事结不了婚，怎么把这个责任算到女性头上，还不能让女性自由出去打工了。确实用“暖被窝”这些字眼可能会让大部分女性觉得把女性工具化。
澎湃新闻：农村男青年、女青年进入城市后他们的择偶观或者婚恋观念会发生变化吗？
李永萍：他们的婚姻观念肯定是有发生变化的。包括有很多结了婚的女性，比如说出去打工之后，回来都觉得看自己老公不顺眼了。对于未婚女性，她出去一方面是打工挣钱，另一方面其实是在体验城市生活，他们会接触很多不同生活方式的人。
现在婚姻市场上确实性别比失衡，所以女性是一个主导地位，她们有选择权，当她可以选择的时候，肯定更愿意选择一种她认为更好的方式。我觉得城市化的过程对男女双方都有塑造，只是说选择权不一样。从性别比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北方农村地区，婚姻市场里比较凸显的是男性喜欢找本地的，本地有的本来就男多女少，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肯定有更高的选择权和更多的要价空间。
澎湃新闻：你观察到的农村婚恋观念的变化有哪些？
李永萍：他们普遍敢于表达。我今年5月份在广西一个地方调研，当时我们发现那个地方女性结婚比较晚，晚婚比较多。我们当时访谈了一个30多岁的女性，她是刚结婚，在农村里面算是比较晚的。然后就问她为什么这么晚结婚，她说我没有找到我喜欢的，我就不结。
澎湃新闻：好多地方也开始统计结婚意愿，发现农村青年的结婚意愿降低了。这跟哪些方面有关呢？
李永萍：应该男女青年都是这样。确实有这个现象。去年暑假我在湖北宜昌调研，不只是男性，年轻人都不着急结婚。
当时在宜昌，访谈到一位母亲，她说她的儿子觉得结不结婚无所谓，虽然30多岁了，但是他一点都不着急，他觉得不结婚也没事，反正没有碰到喜欢的，“我就是不将就”。确实有这样一种现象，但是还是比较少。
澎湃新闻：在你调研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的相关课题中，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吗？
李永萍：我感触比较深的是，不同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在北方农村，河南这些地方，他们父母认为儿子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应该结婚，如果儿子没有结婚的话，他们会非常焦急。在调研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因为儿子没有结婚，经常焦虑得睡不着觉。她会认为这是她的责任，她没有完成任务。但是在西南等一些地区，比如湖北宜昌、贵州这些地方，他们的父母看起来会没那么焦虑，会说我当然希望他们结婚，但再努力也没办法，他们会看得比较淡。
“父母对子女婚姻帮扶程度越高，儿子单身可能性越小”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农村大龄男青年结婚难”最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有一些观点分析表示可能跟农村土地有关系，有些农村出嫁的女青年两头无土地。
李永萍：我认为土地不构成一个原因，或者说在婚姻里面这点应该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农村大龄男青年结婚难”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结构性问题，性别比失衡。因为男多女少，近3500万大龄单身男青年是存在的，至于在这里面有哪些人更容易成为单身，就涉及到对单身成因更微观的分析。
这方面有三个原因我觉得比较重要，一个是经济条件。在婚姻市场上，非常重视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最典型的体现比如我们去河南调研的时候发现，能不能支付高彩礼，是不是在县城有房，或者说在乡镇有房，这些是女方家庭考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原因，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帮助程度或者说介入程度。一般说来，父母对子女的这种代际责任越厚重的地方，儿子单身的可能性就会更小。但是父母对子女的代际责任比较弱、比较稀薄的地方，单身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
父母对子女婚姻进行帮扶的话，就会为子女结婚做好经济等方面的准备，包括会托亲戚朋友去介绍对象，这些都是父母在子女婚姻当中参与的表现。像在河南，或者包括整个华北农村来看，父母对子女的代际责任都是比较厚重，所以他们当地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会从经济上尽力去做好准备，也会尽力去让别人帮儿子介绍对象。
但像西南地区，比如云贵川这些地方，父母对子女的责任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这方面子女结婚的婚姻成本就需要考虑。如果父母没有说我有能力可以帮你，子女自己会有一些压力。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比较有实质性的对策又是什么？
李永萍：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解决。
首先从结构性的角度来看，性别比失衡确实客观存在，今年七普数据刚出来，确实还是有接近3500万大龄单身男青年，男多女少。这一代人性别比的客观存在，就决定了总有一部分男性是没有办法结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去解决。
澎湃新闻：你之前说其实政府的介入没有特别大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我看目前有地方政府比如安徽把婚姻帮扶的工作交给妇联，一方面搭建一些相亲平台，另一方面宣传好的婚恋观念，这样做有效果吗？
李永萍：这些软的、引导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的，比如在县域范围内或者乡镇范围内组织一些相亲的活动。
我们刚刚讲到农村男女青年会比较少，但确实还是有一些。现在虽然是全国婚姻市场，但县域类的婚姻还是居多的，特别是农村的，大部分找的对象都是县域内、市域内的。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供一个平台，你愿意来参加就参加。
提供相亲平台，或者通过移风易俗的方式，我觉得是可以的。并不一定说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就一定能够促成多少，但是有可能会解决一些。
澎湃新闻：现在多地开始提倡要树立新的婚姻观念，以及正确的家庭观念，在你看来这个方法是比较有效的吗？
李永萍：直接干预的方式，可能较为无效，但是政府确实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去引导。
比如一些地方婚姻成本太高，尤其是彩礼很高的地方，就可以去引导和鼓励女方家庭少要彩礼，或者说不要彩礼。现在讲移风易俗，降低婚姻成本其实是移风易俗里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彩礼高在北方比较多，华北的彩礼总体是比较高的，所以在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引导或者说鼓励女方家庭，少要或者不要彩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男方家庭娶媳妇难的问题。但它的效果可能也是渐进的，需要慢慢体现出来。但有了这样的氛围，可能就不会要那么高的彩礼了。
澎湃新闻：目前你了解到的政府倡导青年男女婚恋方面的形式和方法有哪些？
李永萍：我了解到的其实就是你前面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多地政府开始提倡移风易俗，通过一些非正式文件提倡不要搞彩礼、简化婚姻流程这些，还有酒席不要大操大办。还有的政府搭建相亲平台，其实也是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