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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募捐先配捐 谁在收割救命钱?

原标题:要募捐先配捐,谁在收割救命钱?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配捐为何屡出问题?

 2018年10月,河北燕郊,白血病患儿康康(化名)坐在床上,这里因租住了众多来河北燕郊燕达陆道培医院看病的白血病患者,被人们称作“小白村”。摄影/本刊记者张旭

2018年10月,河北燕郊,白血病患儿康康(化名)坐在床上,这里因租住了众多来河北燕郊燕达陆道培医院看病的白血病患者,被人们称作“小白村”。摄影/本刊记者张旭

4年前,河北燕郊燕达陆道培医院100多名白血病患者家庭遭遇了“慈善配捐”骗局,上千万元被骗走。

4年后,悲剧再次上演,来自广西、河北、湖北、浙江等地的数十个白血病等重症患儿家庭遭遇同样的事情,数百万元转给“爱心人士”后不知去向。

追不回的救命钱

3年前,河南刘先生的儿子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治疗费对他而言就像无底洞。2019年9月份,一位病友问他:“有一位筹款的老师,要不要试试?”

随后,这位病友介绍刘先生认识了王亚男。双方沟通后,王亚男帮刘先生对接了腾讯公益的筹款项目,最终筹得捐款1.5万元。此外,王亚男还通过某筹款平台为刘先生的儿子筹得9000元爱心款项。

几天之后,王亚男告诉刘先生,“支付宝公益”有一个筹款项目,“筹得多、打钱快”,但需要先自筹8万元。

为什么要先自筹?刘先生对此有些疑惑。王亚男解释说,网友看到项目里有人捐钱,才会激发他们的爱心,继续往里捐,“否则,别人一看筹款项目里没多少钱,自然也不会捐给你”。

基于前两次筹款建立起来的信任,加上急需用钱,刘先生把为孩子看病准备的8万元“救命钱”给了王亚男。

其后,刘先生催促王亚男将筹款链接发给他,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辞。再三催问后,王亚男只转给了他2万元,说这是“已筹款项”。

刘先生也曾怀疑自己被骗了,但最终还是自己说服了自己,“这些都是给孩子看病的救命钱,她不会骗我的,早晚她肯定会打给我,也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没过多久,王亚男又告诉刘先生,有一个机会难得的配捐项目,配捐比例高达1:1,20天可以回款。

所谓配捐,通常由公益组织、基金会发起,根据社会公众为某公益项目捐款数额,按照一定比例配合捐款。例如配捐比例为2∶1,意味着公众捐款2万元,慈善机构会配捐1万元。而王亚男所称的1∶1配捐比例,就是说公众捐款2万元,慈善机构就捐出2万元。

为了给孩子看病,刘先生已经欠下大量的外债,但他还是不敢放过这样的机会,于是四处向亲友借钱,凑齐了23万元,转给了王亚男。

王亚男承诺,先做一个筹款链接,之后会将23万本金、配捐额,连同之前的8万及配捐额,在20天内一起以捐款的方式打到链接里。“随时都可以提现。”王亚男说,“这个项目周期最多两个月,两个月以后无论如何都会给你打钱。”

刘先生对王亚男的信任,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其公职人员身份的认可。王亚男在大病救助圈子里小有名气,众所周知,她是河南桐柏县医保中心门诊工作人员。

《中国慈善家》向河南桐柏县医保中心核实过王亚男的身份,对方回复称,王亚男是该单位的正式员工,“她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与单位无关。”

2020年4月,刘先生的孩子结束一个疗程的治疗,王亚男承诺的“回款期”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但仍然没有见到“回款”的踪影。更不幸的是,两个月后孩子的病情复发,刘先生不得不再次来到北京给孩子继续治疗。走投无路的他多次找王亚男要钱。“很快,很快……”王亚男一直这样推诿。

有一次,刘先生站在楼顶给王亚男打电话:“如果你再不把钱打给我,我就跳下去了。”对方说,“你跳下去我也会跳下去。”

白血病患者家属向王亚男转帐的账单。图/受访者提供

白血病患者家属向王亚男转帐的账单。图/受访者提供

面对刘先生的逼问,王亚男不耐烦地抱怨:“我在卖房子”“项目都有很多的不定因素在里面”“帮别人落个这样的下场”……

截至记者发稿时,刘先生的儿子仍在北京儿童医院治疗,孩子的病情已属于神经膜细胞瘤四期高位(癌症晚期)。一年多以来,刘先生陆续给了王亚男共31.3万元,却只收到4万元“回款”。

刘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中国慈善家》调查发现,北京、上海、广西、河北、湖北、浙江均有重病患儿家长将数百万元给了王亚男,结果都是“血本无归”。

是配捐还是骗局?

在武汉病友圈里,熊先生是较早认识王亚男的。熊先生5岁的女儿两年前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随后来到武汉儿童医院治疗。

女儿住院不久,经武汉筹款志愿者刘某介绍,熊先生认识了王亚男。她向熊先生承诺,可获得郑州市慈善总会2:1的配捐,急需用钱的熊先生第一次将2万元转给了王亚男,约两周后,果然收到了郑州市慈善总会的1万元善款。

根据熊先生提供的其女儿姓名,《中国慈善家》在郑州市慈善总会官网上查到了相关汇款记录,并注明为“支付宝公益”。

这次成功的配捐无疑加深了熊先生对王亚男的信任,他陆续将多位病友总计80余万元转交给王亚男,或汇入其指定的筹款链接里。

有一次,王亚男给熊先生和其他两位病友提供了三个不同的筹款链接,都是陌生人的筹款项目,让每人“捐”4.6万元进去。

4.6万,有零有整,这个金额有何讲究?

一位不具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慈善家》,为了发挥公益组织的主观能动性,每个筹款平台会制定相应规则,包括会要求公益组织自筹一部分善款,平台根据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强弱分配流量。以支付宝公益为例,只要自筹满筹款金额20%,以及捐赠人数达到1%(总筹款额的1%),就有机会获得流量位。例如,筹款目标金额为20万元,自筹金额需4万元,且需2000个不同的捐赠人。

上述人士表示,一些做大病救助的公益组织钻了平台的漏洞,甚至出现让筹款人先自已掏钱应对平台规则,从而获得平台更多流量,严重违背了公益的初衷。

王亚男的说法印证了上述观点:开通支付宝公益链接需要前期自筹4万元(几乎都是自已掏钱或让亲戚朋友“假捐”),4万元“捐款”中至少来自2000个不同的支付宝账号,只有这样,支付宝公益平台才会推链接,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捐款;而找2000个不同支付宝账号,另需6000元费用——这就是4.6万元这一金额背后的逻辑。

“平台的流量是有限的,大病救助都这么干时必然会导致筹款不足。根据新规,捐赠无正当理由不能撤销。”上述业内人士分析,病友将钱给到志愿者私人账户,志愿者拿着钱分散法律风险(找不同ID),变成了基金会和N个捐赠人之间的捐赠关系,很难被追回。

6年前,广西的韦先生的儿子被诊断为“急性淋巴B细胞白血病”,治疗费花掉130余万元,当时一些筹款平台成为救命的稻草,韦先生通过这些平台得到不少爱心人士和慈善基金会的帮助。

2020年7月,在病友微信群里,王亚男主动添加韦先生为好友,并告诉他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曙光计划”项目,家属每筹得2元钱,就能获得1元的配捐,但一个前提是需要自己先筹集部分资金,最多45天之内能收回本金和配捐额。

王亚男提供给韦先生的链接显示,“曙光计划”项目100万封顶(即捐款50万配捐50万,达到100万项目就结束),由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发起,并由河南省慈善总会认领。

看到项目有民政部备案号,又有不少人捐款并获相应配捐额,韦先生没有犹豫,当天不光自己往里“捐款”6.54万元,还动员身边亲戚朋友“捐款”近8万元。但王亚男说这些钱不够,需要凑齐20万元。

韦先生第二天又通过微信转给王亚男6万元。之后,王亚男以同样的说辞,让韦先生私下转给她共计约27万元。

到了2020年底,说好一个月回款的配捐,还是杳无音讯。韦先生致电河南省慈善总会,却被告知该机构与王亚男无任何关系,而该项目也因为“异常”被冻结。

多次和工作人员交涉后,韦先生和亲戚朋友在曙光计划项目中的“捐款”追回来了,但韦先生私下转给王亚男的27万元,依然不知去向。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国科认为,如果是把自己以及家庭的钱款作为“本金”进行配捐,就不属于捐赠,违反了《慈善法》关于慈善捐赠的规定。而如果自筹行为是发动朋友来捐赠,这种类型的配捐目前法律没有禁止。

对于一个经济条件相对普通的家庭来说,医治白血病的医药费用是个无底洞。摄影/本刊记者张旭

对于一个经济条件相对普通的家庭来说,医治白血病的医药费用是个无底洞。摄影/本刊记者张旭

多位患儿家长反映,王亚男在其桐柏县老家身陷多起民间借贷官司。根据他们提供给记者的身份信息显示,王亚男生于1984年,是南阳桐柏县人。

《中国慈善家》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多份判决书中,涉案人“王亚男”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所在地,都与王亚男身份证信息一致,其中有多份为执行裁定,被执行人都是“王亚男”。

2020年年底,王亚男曾面对河南电视台记者的镜头,称自己“也是好心想帮他们,谁知道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自己也在积极处理”。

在家长的再三要求下,王亚男给记者看了手机里显示的捐款项目,包括“关爱女童生理健康”“为困难家庭播种希望”“为血液病家庭送温暖”“防控疫情、共克时艰”“急救5岁禁食男童”等。这些项目中,捐款金额从1元到数万元不等,均获得1次以上的配捐次数。

正是因为此次媒体报道,让王亚男短暂停职。桐柏县医保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证实,今年年初,王亚男因涉及“慈善纠纷”被单位停职,但没过多久,她又“正常上班”了。

今年4月8日,来自全国多省市的数名患儿家长再次来到桐柏县找王亚男要钱。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患儿家长,王亚男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摊主都要求她用现金付款,不能手机扫码,“因为不相信她”。

当天,数名家长来到桐柏县医保中心,将正在上班的王亚男带回宾馆质问。多名家长情绪激动,为了防止发生冲突,双方都报了警,当地警方将他们带到公安局做了笔录。

“她几天没有来上班了,有人说是被抓了,具体我们也不知道。”4月20日,桐柏县医保中心门诊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王亚男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根据刑法规定,诈骗罪需满足四点:“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受害人因为行为人的行为陷入一个错误的认识”“受害人基于错误的认识处分了自己的财产”“行为人获益”。

何国科分析,王亚男是否在这个行为中获益,她把钱据为已有还是通过个人账户打入筹款链接,是本案的关键。目前,王亚男私收患儿家长到其个人账户的钱,最终是否由她捐出,暂不明朗。

谁之过?

《中国慈善家》调查得知,最早将王亚男介绍给武汉儿童医院病友的刘某是轻松筹的志愿者,平时活跃于武汉儿童医院帮患儿筹款。

在获取家长信任后,王亚男告诉他们刘某是“骗子”。当时,正好刘某为熊先生运作的支付宝公益项目失败,熊先生相信了王亚男的说法。

随后,王亚男让熊先生在武汉儿童医院做其项目的“志愿者”,每月有2000元的基本工资,每介绍成功做一次“配捐”,还可获2%的返点。熊先生随后动员其他病友通过王亚男筹款。

刘某告诉《中国慈善家》,自己和王亚男不熟,只见过两次面,是郑州市慈善总会志愿者曹文武介绍他们认识。

 2020年12月23日,疑似被王亚男以配捐名义骗取钱财的当事人,向媒体介绍受骗经过。图/视频截图

2020年12月23日,疑似被王亚男以配捐名义骗取钱财的当事人,向媒体介绍受骗经过。图/视频截图

曹文斌承认自己是郑州慈善总会志愿者,也认识王亚男,但否认和她有瓜葛:“她也是爱心人士,之前帮助过一些人,我们是在一个病友圈里,她加的我的微信,一直也没有联系过。”

熊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和家人并没有申请郑州慈善总会的相应项目,也没有和郑州慈善总会发生过任何关系,只是把钱交给了王亚男,而收到的郑州市慈善总款项金额和2:1配捐相吻合。根据相关信息,他得知项目执行人正是郑州市慈善总会曹某。

熊先生为此询问了郑州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对方回复说,“这些钱(配捐款)和王亚男没有关系,我们也不认识谁是王亚男,这些钱是基金会对你们的正常救助,因为我们收到你们的资料了。”

何国科认为,郑州市慈善总会给予受助者捐赠资金,一定要对救助对象进行审核,不能在没有审核的情况下就给予资助,这不符合慈善组织的财产使用规则。

“要么中间人造假了,要么就是慈善总会没有尽到审核义务。”何国科说。

郑州市慈善总会网络众筹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慈善家》记者采访时表示,那些汇给患者的钱属于正常拨付,该单位有筹款资格,经过核实后,可以对符合要求的大病患者进行救助。

“我们从来没有过任何配捐项目,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查到。我们也是有家长给我们打电话时才知道(王亚男告诉患儿家庭说我们有配捐)这件事。”郑州市慈善总会网络众筹负责人说,家长如果收到郑州慈善总会的救助款,只有一种情况,即正常项目的救助拨付。

不过,也有患儿家长向记者反映,王亚男要求他们填写过一个关于郑州慈善总会项目的申请表,并提供证明孩子病情的相关资料。

郑州市慈善总会网络众筹负责人表示,郑州慈善总会对大病患者的救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患者直接邮寄材料,申请由郑州慈善总会直接发起的项目,经审核符合标准的可定向拨付救助款项;另一种是由患者授权委托第三方机构发起,再由郑州慈善总会认领,委托的手续需要提供包括委托和受委托两方的身份材料。

“任何慈善组织都是禁止工作人员或志愿者私下收钱的,家长将钱私下转给相关人员,已经超出慈善组织能监管的范围。如果家长或亲朋好友将钱确实捐到我们的项目里了,如果他们觉得这笔钱有疑问不想捐了,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申请善款返回。”该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还透露,目前警方已就此事已找过郑州慈善总会核实相关情况。

记者近日多次拨打王亚男的电话,均处于无人接听或关机状态。而多名患儿仍然躺在医院冰冷的病床上,等待昂贵的药物续命。

责任编辑:张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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