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风窗
作者|南风窗记者肖瑶
“亲情对我而言真的只有负担。”
“总是不确定是否有被爱着，因而决心亲手撕破爱。”
“我每天每天每天都很不快乐，却还是要被斥责‘你为什么这么悲观’。”
“我倒宁愿花钱买断亲情，从此两不相欠。”
……
过去一年内，1996年出生的女孩洛洛在微博里写下这些句子，幽微地诉说着生活中隐秘的苦闷。
2019年中秋节，她默默许愿：“我希望以后的中秋节我也能有自己的月亮。”
一个月后的10月17日，凌晨2点，心情低落的洛洛独自来到钱塘江散心，同时在微博上喃喃自语：“原来晚上的钱塘江这样美。”
洛洛的最后一条微博
不幸的是，这条微博成为了洛洛对这个世界说过的最后一句话。行于江边忽然遇到涨潮，被浪拍走后死亡，洛洛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24岁这天。
然而，就在最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半年的洛洛的名字，通过杭州本地一档电视节目《杭州和事佬》，重新回到了公众视线。
掀起舆论风波的，是洛洛的亲生父母。
据悉，去年，洛洛去世后，其生前的工作单位出于人道主义，决定给予女孩家人6万元作为抚慰，而洛洛父母将之视为责任赔偿，不满意数额，直接上门要求增加到41万元。
索赔的目的，是为给洛洛的弟弟、他们唯一的儿子买房子凑首付。
接着，舆论纷纷批评这对父母，网友们为洛洛感到不值。结合其社交平台的历史记录、疑似女孩朋友的发言及部分聊天记录，人们推测，这个可怜女孩的父母心之所虑并非丧女之痛，而是如何尽最大可能继续压榨女儿的“剩余价值”。
自从洛洛独立赚钱以来，她多次被父母要求赡养家庭，比如被要求给母亲买最新款的手机，而她自己用的则是母亲淘汰下来的旧手机；比如弟弟要上大学时，她被要求给弟弟买各种东西。
网友们的愤怒，直接源于目前有限报道与曝光里的一些细节：
比如，公司的给付，并非因为对洛洛之死负有责任而赔偿，而是出于“人道主义抚慰”，表达对一个年轻女员工的哀悼及关怀，而其家人非但不感激，反而狮子大开口提出无理要求；比如，在上门找公司“索赔”时，洛洛母亲甚至化了精致的全妆。
全妆上镜的洛洛母亲
在视频中，与洛洛非亲非故的公司老板，忍不住对洛洛父母发出了一连串掷地有声的质问：
“你作为父母，知道自己的女儿有可能自杀，你为什么不做点什么？”
“为什么不把她找回去？”
“她一个女生，自己在外上班，你们家人这样吸血，有管过她受不受得了吗？”
原生家庭的爱的缺失以及父母重男轻女对自己的无休止吸血，让洛洛长期处在抑郁的深渊
截至1月27日，《和事佬》节目披露，最终洛洛父母与公司双方并未达成调解，公司按照2019年11月商定，共给付洛洛父母16万元。
在目前极其有限的事实披露里，我们没有证据断言这是一个绝对意义上“重男轻女”的家庭，加上逝者为大，作为公众，我们的确相信，女孩在生前遭受了一定的委屈、隐忍和困闷，但同时也会愿意去相信，天底下大多数父母对子女仍然是疼爱怜惜的。
把这件事中掺杂的一些要素单独分开来看，比如，父母疼爱儿子，想攒钱为其买房，有错吗？没有。不管女儿还在不在，他们都是想要为儿子买房的，这也许已经成了他们的一大心结。
还可以做一种更加善意的推理。如果父母对丧女心痛至极，在巨大的悲痛情绪挟持下，丧失了一定程度的理智，这时候公司主动提出抚慰金，就像提供了一根发散悲痛的线头，父母会否出于一种暂时的、非理性的情绪发泄，因此紧紧拽住这根线？
不过，时隔半年，即便一时丧失理智，理智也该回来了。冷静期，够长了。
洛洛生前的聊天记录、心情倾泻，却又无处不透露着对这个家庭又爱又恨的纠葛心理。
纵然对亲情失望透顶，在洛洛的内心深处还是很强烈地渴望被爱
她愤恨父母为了弟弟无限向她伸手，却又一次次在父母偶尔的关怀里败下阵来。家庭是终身监禁的牢笼，也是如鱼之水池不可逃离。
就像她自己总结的，“尽管费尽力气想往外爬，却始终会被无数个有爱的瞬间打回原形”。
这些质疑，或许是比“扶弟魔”“当代樊胜美”等现象更值得反思的。诚如托尔斯泰那句被套用千百遍的至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以“家”为单位，幸与不幸，从来都非金钱能定义的。父母与子女，也从来都不是这个世界上容易胜任的职业。
反哺者
我们的确正处于一个女性地位逐渐上升、被重视、被认可的时代，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女孩可以胜任的工作越来越多，缩小到家庭单位里，被父母捧为掌上明珠的小公主也越来越多，“女孩要富养”的教育理念也越来越被主流认可。
但不可否认，你一定也或多或少听过重男轻女家庭的故事，或许是身边的朋友，或许是某匿名论坛上饱蘸着委屈的倾诉，许多故事荒唐得近乎不真实，但你却没法质疑那些声泪俱下的泣诉。
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所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披露，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升高，从1982年的108.5增加到2005年的118.6，此后经历了一个回落过程，但仍然高于自然水平。
此前公布的全国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则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人口性别比为104.64，即中国大陆男性比女性多出3164万人。
1982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图源：新京报）
重男轻女思想从未彻底离开。在一个典型的传统农村家庭里，大部分主要资源仍然会向男孩倾斜，一些家庭里，女儿被生下来的唯一目的，甚至就是为了抚养儿子。
学者陶自祥曾在一项调查研究中指出，一些农村父母为了凑够儿子成家时需要的高额彩礼，保证家庭香火延续，甚至会出让女儿，或者强迫女儿早婚，几乎与“卖女儿”无异。
在传统乡村社会里，换亲也是常见的现象，即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嫁给你的女儿。看似“平等”，事实上这种关系之所以成立，其核心就在于确保儿子能够娶到老婆，延续香火，女儿完全是交易标的，只有功能性的意义，一切目的都与她无关。这种现象并不违法，因此，它在现代化背景下仍然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延续。
至少，让女儿成为某种工具，是事实存在的现象。
《欢乐颂》剧照
这几年内，国内影视文艺作品也开始刻画一些被原生家庭牢牢吸住，被要求无底线帮扶家中男性成员的女性角色。比如2017年热播剧《欢乐颂》里蒋欣饰演的樊胜美，2018年《都挺好》里姚晨饰演的苏明玉，2019年都市剧《安家》里孙俪饰演的“房似锦”……
现实中，这些女孩里不少人顶着“招娣”“来弟”等名字过了一生，长大后又有了个称号叫“扶弟魔”，她们的出生，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家中男性成员做铺垫的。
“扶弟魔”的悲剧还在不断上演
当一个女孩长期生活在一个不被重视、缺乏爱与平等的家庭里，亲眼见证过男性在家族里获得更多偏爱、财权及话语权，也许会潜移默化地延续家庭中女性的意识，天然地认为女性不如男性，潜移默化地将“反哺”作为一种义务，继而产生自我贬低的倾向且伴随至后半生。
此即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教育可能通过文化再生产，让某一群体更加认可自己的低身份，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
“被嫌弃的女孩们的一生”，是便从始至终都是个错误。
守护者
洛洛的悲剧，让我想起一部十几年前的电影——《姐姐的守护者》。
为了让罹患血癌的大女儿活下去，父母借助基因技术，“制造”了与大女儿的基因完美配型的小女儿，小女儿从出生开始就是姐姐的药箱，源源不断向后者提供脐带血、白血球、肝细胞、骨髓等。
这个故事不涉及重男轻女，所关涉的，是在爱的名义之下，对另一个孩子的不公平。第二个女儿的到来完全是有预谋的、有目的的，她的生命天然为给予而生。
故事里小女儿的出生就是具有目的性、预谋性的
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扶持，互相关照，是人类的自然情感的表现，正因为是自然情感，所以它应该是自然发展而来的，而不是经过家庭内部设计的。
如果在孩子出生、长大之前，就预设一个“回报”的目的，用学者的话来说，那就是“生意”，是“投资放债”，是父母的“下游”。
人类自然朴素的情感里包含父爱、母爱，也包含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但自然发生的感情，与蓄意攒积、谋划的感情当然不同。
中国有十几亿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像樊胜美这样的家庭的出现，也不是稀奇事。于是，传统孝道文化里的“赡养”义务，成为一些极端家庭里父母对子女无度需索的主要伦理支持，一旦对这种家庭模式提出质疑，就会背上“自私自利”“不孝”“无情”等骂名。
当父母把孩子视为私人物品，视为投资，原本应为情感港湾、精神支柱的家庭，就完完全全成为一场预谋，一场生意，身处其中的人甩不掉，摆不开。
这种亲情绑架的逻辑适用于所有子女，生儿子也逃不脱。
牺牲者
重提一个看似已被淘汰的概念：养儿防老。
2008年王志文、左小青主演的连续剧《天道》里曾出现一句台词：“如果你养儿为了防老，那就别说母爱有多伟大了。你养来养去还是为了自己，那是交换。”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还阐述了这样的观察与结论：在中国人心里，自己与子女是整个家族上下联结的环节，表现在社会细胞的构成上，就是最常见的亲子关系反馈模式。
“接力”和“反馈”这两种取予模式，贯彻了一个社会经济共同体的长期生存，多年以来达成了一种生态上的均衡。而在农业与手工业社会的家庭内部，支撑这种均衡的主力军是男性。在解决幼年和老年不能自养的问题上，“养儿防老”自然成了主流。
《都挺好》剧照
父系家庭，自有文字以来一直如此，女儿嫁出去，随别人姓，延续别人的香火，因此一出生就注定是外人，只有儿子，负有赡养义务，也负有传宗接代的责任。这样的家庭模式、文化现实，决定了人的心理和行为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部分家庭“重男轻女”的根本目的，恰是为了“养儿防老”。
虽然，早在1929年的民国《民法》里，就明确了男女平等的原则，规定女儿和儿子一样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和赡养父母的义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1980年《婚姻法》第十八条也作出同样的规定。
法律制度上的规定虽在中国大部分城市里都持续起着作用，在更广袤、隐蔽的农村里，不少单系嗣续的传承习惯却仍然根深蒂固。单独指责某个家庭里的父母或者哥哥、弟弟等男性成员，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种文化惯性使然，同时也证明着重男轻女这种观念，还有着经济的、社会的基础，因而至今仍然存在，有其必然性。
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发展及外出务工的流行，城市主流婚姻模式逐渐转变为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结合，加上人口老龄化、都市小型中产家庭兴起、个体原子化性质增强等新的因素出现，传统大家族文化加速瓦解和稀释。
北京交通大学跳楼大三学生的遗书。受家庭出身影响，从小镇到精英高校的亲身经历，让他更容易观察到城乡与阶级的分化，并且站在社会中低阶层的立场上。
与此同时，通过高等教育走出乡村，脱离原生家庭的子女，几乎成为一整个家庭改善生存境况，甚至改变阶层状况的唯一寄托。
在正经历从乡土转移到城市过程中的家庭，反而会更加重视代际补偿效应，将代际取予的互助传递模式，作为抵御风险的最主要依靠。
他们在看到希望的同时，也看到了焦虑。当家庭人员数量变少，对下一代的寄托与依赖自然加重，“子女”，在各种层面上，都被父母有意识或无意地寄托更多。
于是，在城市社会经济因素与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共同影响下，儿子“啃老”变得更理所应当，也更为普遍，不少源自上一代乡土社会土壤的父母，仍然认为养女儿比养儿子代价更大，得到的回报也更低。
这种根深蒂固的代际共同体存续模式，又进一步影响了当代父母对待子女的情感走向与潜意识。
作为艺术形象的樊胜美，作为真实悲剧的洛洛，她们的遭际提示着我们，一部分家庭中的未婚女性，肩膀上承担着超过她们的负担能力的重压。这种极端的情形，应该得到关注和纠正。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樊胜美、洛洛毕竟也只是负重女性的一部分。身负家庭之重的未婚女性，不在少数，但其中真正典型的样板，是一家人感情真挚、父母与女儿互相疼爱、弟弟与姐姐彼此扶持与怜惜，这样的例子，我们感知得更多，只是平常并不对我们造成注意力冲击。
希望可以少一些“洛洛”的悲剧，让家仍然是温暖的港湾，女孩们的脸上仍然满是阳光和微笑（图源：洛洛微博）
家仍然是温暖的象征，爱其实并不那么容易被利益分化，我们应该对爱始终怀揣光明的向往。
努力，改变现实——而不是空抱怨愤，才能彻底防止某种不美好的返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