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是该让他们长点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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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歪理”也会让人忍不住击节叫好。分享前两天在微博看到的神调侃：“青春”无关年龄，本质是身体好、责任少，所以人只要没有责任心，至死都是少年。毒舌化鸡汤于无形，我不禁发出杠铃般的笑声。
杭州那俩凭空编造“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无聊男子，实力诠释了这个歪理：闲得发慌的超市小老板郎某某，拍下漂亮姑娘谷女士取快递的视频，找到同样闲得发慌的何某某，合力演绎“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的江湖邪术，编造讨论这个“故事”的对话截图，发到微信群里炫耀。把低级趣味玩得如此煞有介事、不亦乐乎，你能想象这是二十几岁的大老爷们干出来的事儿么？至于谣言散开，姑娘因此丢了工作、陷入抑郁状态这样的后果，多半是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的，他们也意识不到自己该为此负责。“少年”的世界，就是这么“天真”。朗某某和何某某，以及把截图从微信群里散播出去的陶某，道歉时都强调自己毫无恶意，不愿意积极赔偿损失，郎的父亲还替儿子辩解说这是“小朋友开玩笑”。姑且相信他们真后悔，都把自己作进拘留所了，能不后悔么？但这“后悔”中感受不到什么责任心，倒能嗅出一丝“人家还是宝宝，干嘛揪着我不放”的娇嗔。
但他们的恶作剧，几乎导致受害人社会性死亡，这不是一个道歉就能解决的。
沉浸在巨婴迷梦、幻想受害者会像原谅熊孩子般与他们和解的郎某某、何某某想必想不到，看似柔弱被动的受害者会“死磕”到底。小谷提起刑事自诉，要求以诽谤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余杭法院于12月14日正式立案受理。浑浑噩噩的“少年”被责任狠敲了脑袋，慌张到几乎“变形”，“叫屈”说这是“敲诈勒索”，姑娘是因为赔偿金额没谈拢才来了这么一出。
造谣者无知无情无理取闹，不过他们的惊诧倒是可以理解。在诽谤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刑事自诉算不上“常规操作”，连小谷的律师也建议她优先考虑民事途径。尽管刑事自诉是一种很有力的维权手段，但“刚”如小谷并不寻常，好些受害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样的“武器”。
除了取证难之类技术层面的障碍，一些隐性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遭遇诽谤、人格羞辱的受害者，其处境与性骚扰受害者是有可类比之处的。伤害本身就足以让人身心俱疲，受害者具有足够强烈的动机期盼事情尽早翻篇。更何况，维权的过程中，二次伤害几乎不可避免。和性骚扰受害者一样，饱受诽谤之苦的人也很容易被苛责，“为什么偏偏编排你”，想自证清白异常艰辛。苛责受害者的杂音哪怕不占主流，对受害者的打击也可能是致命的。很多时候，受害者退缩、妥协，不是因为软弱或是贪图多一点赔偿，而是心实在太累了。恶意造谣者表现出的麻木和无所忌惮，何尝不是掐准了这一点呢？
好些时候，我们的社会对“权利”这个概念仍缺乏清晰的认识，积极维权往往容易被解读为“得理不饶人”。比如小谷就受到过这样的“劝诫”，拘也拘过了，错也“认”过了，差不多得了，干嘛非死磕呢？何必做这么绝呢？“死磕派”受害者在许多人眼中是不那么“讨喜”的，是偏执还是有所图，是真维权还是“想炒作”，流言总是避之不及。最“理性”的做法，往往是保持住“弱者”的姿态，谦卑地接受同情与帮助，不显露哪怕一丝“攻击性”。
小谷足够勇敢，能冲破无形的观念枷锁，这不是随便谁都能轻易做到的。我注意到在整个过程中，她几乎没有表现出多少纠结和迟疑，始终立场坚定、诉求明确。类似的特质，我们在反击网暴的成都新冠确诊女孩身上看得到，在那些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地控诉性骚扰、性侵犯嫌疑人的女孩身上看得到。“不驯服”的姿态背后，有强烈而清醒的权利意识。刻板印象中的“小白兔”开始“发威”，猥琐的作恶者是不是该能长点记性了？
在幼稚可笑的造谣传谣者的反衬之下，小谷身上的成熟光芒尤其耀眼。看过她摘下口罩、自述心路历程的视频的人，很难不钦佩她清醒的头脑、坚定的意志。我认为更可贵之处，在于她能超越自身的不幸，用更博爱、更厚道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遭遇：她坚持“死磕”，不仅为自己，也为了鼓励更多和她有类似经历的人；她有同理心，一再呼吁大家不要殃及造谣者无辜的家人。即便满肚子委屈，也不放弃身为成年人、社会人的责任感。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评选2020年人物，是不是可以考虑算她一个？这个普普通通的女孩，给恶意造谣者上了一课，是该让他们长点记性了。她也无意中给全社会上了关于权利意识、关于公共精神的生动一课。公共生活的深刻改变，往往始于这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法治和文明的进步，从来都不仅关乎制度完善，也关乎人的觉醒。
（文/张静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