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年前杨松发杀人案：八旬母亲为儿伸冤十余载，检方当庭建议改判无罪
一定把儿子“救”出来
“我是个没文化的人，以前在学校没考好，只上了三个月学，家里就不让我上了，我啥也不懂”（陈威敬摄）
“没文化，光会哭”，这是78岁的杨宝兰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她说自己胆子很小，当听说办案人员打了儿子时，自己只敢轻声应一句“哦，是吗？”。
19年前，在母亲杨宝兰眼中“连杀鸡、杀鱼都不敢动手”的儿子杨松发，被指杀害了前女友刘彩菊。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每当想起儿子，杨宝兰就一个人躲在家里偷偷哭，因为她觉得“杀人是应该偿命的”。
直到儿子狱中来信喊冤、她在拘留所亲眼见到儿子，“当时他就哭着跟我说，妈妈，我是冤枉的，我没有杀人”。
从此，“没文化，光会哭”的杨宝兰下定决心要把儿子杨松发“救”出来。
今年9月24日，“杨松发故意杀人案”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检方认为原审判决中采用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唯一的直接证据，即杨松发本人的有罪供述存在真实性、合法性问题，建议改判无罪，法庭将择日宣判。
杨宝兰说，在律师告诉她检方建议改判无罪的消息后，她绷不住又哭了。
狱中来信
2001年3月，天津市大港区联盟村青静黄河北岸发现一具女尸。同年5月，死者刘彩菊的前男友杨松发被批捕。
2003年10月，天津二中院判定杨松发“为摆脱与刘彩菊的恋爱关系”而行凶，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节”，作出了“留有余地”的判决，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这一判决结果随后被天津高院二审维持。然而在历次庭审中，杨松发均当庭翻供，坚称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所致。在服刑期间，他始终拒绝减刑，坚持申诉。
在杨松发被带走一个多月后，杨宝兰才知道儿子“杀了人”。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每当想起这个二儿子，杨宝兰就一个人躲在家里偷偷哭，因为她觉得“杀人是应该偿命的”。
但不管是警方还是家人，都没有告诉她有关儿子杨松发的任何事情。杨宝兰说，她想搞明白。
一次又一次往返派出所，几番奔波之后，终于有办案人员向她吐露消息：曾在带着杨松发去指认犯罪现场时，“我儿子手举的不够高，他们就打他。”杨宝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之后，杨松发在狱中委托办案人员给杨宝兰带了封信，信中说他遭遇了刑讯逼供，是冤枉的，请求母亲为其申诉。
在杨宝兰的眼中，儿子是个平时连杀鸡、杀鱼都不敢动手的人。据其介绍，杨松发身高一米六出头，85斤，长得很秀气。被害人刘彩菊，杨宝兰也见过多次。
曾经有一段时间，她看到儿子杨松发和刘彩菊走得很亲近，双方又都是离异家庭，于是就提出想让他们二人组成一个家庭。
刘彩菊的答复是，“想找个带红本的”（大学毕业生），而杨松发只是初中毕业，当时是天津大港区一家石化企业的工人，兼职开出租车，还有过盗窃前科。
在杨松发被带走三年后，杨宝兰才第一次在拘留所见到儿子，“当时他就哭着跟我说，妈妈，我是冤枉的，我没有杀人，还说自己是被逼供的”。
杨宝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那以后她就坚定了为儿子申诉的决心，一定把儿子“救”出来。在接受采访时，杨宝兰的口气依然十分坚定。
申诉之路
“杨松发杀害刘彩菊”一事彻底改变了杨家人的生活轨迹。
案发时杨松发的儿子才7岁。因为要去申诉，同时又担心孙子没有人照顾，杨宝兰就禁止孙子外出，“把我孙子关了整整十几年”。
“我在家就给他（孙子）做饭吃，我不在家也会留东西给他吃，外头一步都不准走。”杨宝兰说她愧对孙子，同时也是有自己的苦衷。不让孙子外出，“一个是寒碜（没什么脸面），再一个孩子也不懂事，万一惹了什么祸我还担得起吗？”
儿子杨松发入狱后，身为母亲的杨宝兰也陷入长期失眠的困境，“有时一整晚都睡不着，能睡四五个小时就算好的”。
受影响的还有杨松发的大哥。“去哪里上班哪都不要，最多三个月就把他赶走了，弄到最后大儿子也跟我哭。”杨宝兰说。
杨宝兰的老伴曾是天津一家国企的员工，而她作为职工家属也在该公司工作过。说起年轻时工作，杨宝兰颇感自豪，她说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师傅总夸她比其他读过书的人干得还好。然而碰到儿子杨松发这件事，她说自己却一窍不通。
杨宝兰孙子曾住的房间（佟西中摄）
为了给儿子申诉并抚养孙子，杨宝兰捡起了废品。在她位于天津大港区一间两室的分配房中，原来孙子住的一间房间，堆满了捡来的废品。而她自己的房间，同样堆满杂物。
屋子是在一层，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只有窗口和屋外棚房的夹角处能透进一些光，即使白天开着灯，依旧有些昏暗。
“不怕你笑话，很多生活用具也是捡来的”。杨宝兰说，2012年她卖废品时一天能有六七元收入，好的时候能卖到10元钱。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杨宝兰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前几年，她因为肾结石摘掉了一颗肾，去掉了部分肋骨，另外一颗肾功能也不好。
在得知中国新闻周刊要来采访，杨宝兰无法打扫卫生，甚至连腰都弯不下来，还是邻居帮忙收拾了一下家务。她说“这一身病，很多都是当初申诉造成的”。
十多年来，杨宝兰记不清多少次往返京津两地。最开始在天津当地申诉，后来有人指点说要到北京，她又跑遍了北京各个部门递交案情材料，同样吃了不少闭门羹。
据杨宝兰回忆，申诉的日日夜夜里，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涵洞里、长椅上，甚至厕所里都睡过。在这个过程中，她患上了全身的类风湿，睡觉连床都翻不了，“你不要看我受罪了，什么都不要紧”，她说为了儿子她什么都可以做。
即使在这些岁月里，杨宝兰说自己还是遇到了一些温暖的事。晚上睡觉用的纸箱子就是借来的，当时“我就和小卖部的老板说，这纸盒子我用完了明天还给你。老板也就答应了。”
在杨宝兰的印象中，这样的好人还有很多：有时候复印材料时，别人看她实在可怜，“块八毛的复印费就不要了”；有时候坐公交车，车费人家也不要了；还有很多人把废品直接给她让其去卖钱。
从2007年算起，作为邻居的刘胡顺已经帮助杨家10多年了，他帮助杨宝兰写申诉材料、寄材料，甚至跑遍京津很多部门。
在刘胡顺的印象中，杨松发是比较瘦弱的，案件也有很多疑点。但他坦言也曾动摇过，担心“搞错了”。
刘胡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在电话中质问杨松发“到底有没有杀人”，杨松发坚称没有杀人。正是这三分钟的通话坚定了刘胡顺帮忙的决心。
当年案发地——青静黄河北岸
无罪契机
杨松发的代理律师吴丹红曾对媒体说，当时杨宝兰拄着拐杖找到他，请求他为其儿子伸冤，“感动于其诚意，考虑其经济状况”就免费接手。
吴丹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推动这起案件重审阻力重重，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原审法院。“请求阅卷的合理要求被断然拒绝”。
无奈之下，吴丹红只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远程接访，突破原审法官的阻力，而这也只是阅到了审判卷，侦查卷不在其中。2018年12月，最高法院指令天津高院重审此案，之后几个月律师才阅到了包括侦查卷在内的全卷，“一看都是问题”。
今年9月24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此案开庭再审。吴丹红、赵德芳为杨松发作无罪辩护，出庭检察员也当庭建议改判杨松发无罪。法院将择期宣判。
检方认为，原审判决采用的有罪证据中，直接证据只有杨松发的有罪供述，在案的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结合全案证据无法得出唯一结论，不能除出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判决认为杨松发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依法宣告杨松发无罪。
受访者供图：杨宝兰及其家人和律师在法院外合影
命案发生时，杨松发36岁。他刚被抓的时候，作为母亲的杨宝兰都不敢相信，“但（执行）通知书都送过来了，杀人得偿命”。
如今的杨宝兰年近八十，记忆力有些衰退，母子之间的很多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但她有一点始终没忘的是，当时儿子大哭着说冤枉，“就像个小孩儿一样”。
杨宝兰最近一次到狱中探望儿子杨松发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也不怪我，知道我条件和身体不行”。
此前每两三个月，她就会给杨松发捎上一两百块钱，看着其他人给狱中亲属捎的一两千块钱，她不知道儿子在里面能吃什么，“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我拿来的钱只能说把他养活，这都是我最大的努力了”。
在听到律师告诉她检方建议改判无罪的消息后，杨宝兰说她绷不住就哭了，哭得很厉害。
可那张再审结束后，杨宝兰及其他人在法院外的合照，她分明又笑得格外灿烂。
中秋将至，杨宝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她的中秋心愿就是儿子能尽快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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