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闻周刊丨大连少年杀人案民事赔偿128万聚焦隐秘角落的未成年犯罪
白岩松
前段时间我发现好多人都在看《隐秘的角落》这部剧，在这部剧里，涉及到了未成年人犯罪这一主题，但现实中，未成年人犯罪绝不该躲到隐秘的角落，因为它是真实的存在，我们没办法做到假装看不见。
本周一，《新闻周刊》曾经报道过的大连十岁女孩被13岁男孩杀害的案件迎来民事诉讼的一审宣判，行凶少年蔡某某的父母被判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各类损失128万余元，而这位行凶少年蔡某某，如今正处于三年的收容教养之中。毫无疑问，这条新闻又再次引发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讨论，
上周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在这样的新闻背景下，防范惩治未成年犯罪的思路与方法都清晰了吗？让未成年人犯罪，不在隐秘的角落！
“多少钱我孩子都回不来了”
这个民事诉讼的判决书，贺美玲等这个判决书等了整整快十个月了。
琪琪母亲贺美玲：有时候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天天寻思孩子这个事，我下定决心，必须讨回一个结果。
本周一，大连10岁女孩琪琪被13岁男孩蔡某某杀害一案，有了最新进展，受害女童琪琪的父母，终于拿到了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作出的民事诉讼一审判决。施害者蔡某某父母被判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各类损失128万余元。
琪琪母亲贺美玲：就是当天上法庭那时候，我心情就特别崩溃。法庭宣判那一刻，我心里就想着孩子，我孩子是怎么死的。
时间回到去年10月，警方通报的案情中，10岁的琪琪，在从培训班放学回家的路上，被同一小区居住的13岁男孩蔡某某杀害，随后抛尸于家对面的低矮树丛中。这起未成年人杀害未成年人的恶性事件在当时引起舆论哗然，转眼十个月过去，琪琪妈妈始终难以接受，自己喜欢画画、懂事乖巧的女儿就这样离开了她。
琪琪母亲贺美玲：有时候去孩子案发场去，头七八个月我经常去，天天给我孩子点个蜡烛，送个吃的啥的。因为现场离我家也不远，几分钟就到了。每一次有什么结果，我都会跟我孩子说一声，我不管她能不能听到，我都会告诉她。我家的店，从孩子出事以来店都停了。我经常不在家，哪都跑，我跟琪琪爸爸还有一些亲戚，头几个月时间什么事情都放下了，全心为孩子跑这个事。
为了追究施害方的责任，琪琪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努力。今年1月，琪琪父母就正式向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递交诉状，以生命权纠纷为由，对蔡某某及其父母提起民事诉讼。
琪琪被害案原告律师田参军：法院这个判决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精神责任赔偿在普通的民事侵权当中。金额一般情况下不高，通常的话不超过十万块钱，但是这个案件法官考虑比较全（赔了四十万），一个考虑到蔡某某的侵权的手段残忍、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大。再一个我认为，因为蔡某某他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话就是对琪琪的父母造成的心理伤害更大。
琪琪母亲贺美玲：就是说你判我几百万，我孩子也回不来了，不是说钱就能买回一条人命。钱是人挣的，我花这个钱心里也不舒服。因为你给我多少钱我孩子都回不来了。
虽然目前民事诉讼的判决已经下来，但琪琪父母主张的刑事追责却难以推进。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满16周岁才开始负刑事责任。尽管故意杀人等八类刑事犯罪，追责年龄放宽到14周岁，但作案时仅差两个月满14周岁的蔡某某，仍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群。在案发四天后，蔡某某由公安机关裁定，对其收容教养三年，当时，警方称这已经是法律框架内，对未成年的蔡某某做出的最严厉处罚。
琪琪被害案原告律师田参军：仅仅经济赔偿，或者经济的救助，不足以弥补受害方的这种心理的伤害。没有从责任划分上进行平衡，恐怕还是不够的。未成年的保护的话，主要是要做到均衡保护，不能单纯保护加害方，就是这些干了违法犯罪一方的未成年人的权利，也得均衡保护受害未成年人的权利。
一方面，施害者是未成年人，现行法律下蔡某某能免于刑责；但另一方面，受害者也是未成年人，琪琪的家庭也需要被保护。据琪琪母亲贺美玲表示，案发后，蔡某某父母就搬离了该小区。案发至今，蔡家也从未出面道歉。在此次诉讼中，既没有出庭应诉，也没有委托代理律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导致低龄未成年人从事严重犯罪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需承担侵权责任。沙河口区法院的判决中也提到，蔡某某的父母是其法定监护人，应当悉心教导蔡某某，但他们对蔡某某疏于引导和教育，以致其故意实施杀人行为，未尽到监护责任。目前，琪琪家人还在准备材料，希望继续追究蔡某某父母的刑事责任。
白岩松
上周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对收容教养制度进行改进完善，不再使用收容教养这一概念，将有关措施纳入到专门教育，而对大连那位杀人少年的三年收容教养，已经是最严的顶格处理，面对这不能更改的结局，相信很多人都会想：防范这样隐秘的犯罪，如何关口前移，尽早的发现他们呢？
强制报告制度
揪出家人猥亵女童案
△资料图
2020年1月，9岁女孩兰兰告知父母，自己被家人猥亵，但爸妈不信。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如果父母支不支持那么孩子的求助往往可能就化为泡影，当真的看到了有一些案件过来的时候，心里还是蛮沉重的。
2020年4月兰兰再次被猥亵，她偷拍全过程并上报村里。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通过他人之手的话，把这个情况反馈到了我们司法机关，这孩子也很勇敢。
这起家庭猥亵案发生在浙江桐庐县某村，村妇女主任将兰兰的举报上报给县妇联，妇联从县直接报给了杭州市检察院，证据被迅速固定，猥亵者很快被法律制裁。兰兰得到司法救助，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手证据，首先得益于不久前，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试行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强制报告制度试行以来，报告的责任主体最多的是我们的医疗部门。医疗等部门在发现这样的一些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情况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同步也向检察机关报备。
简言之，任何人和责任主体，只要发现未成年人遭到性侵、虐待、拐卖等9类侵害或疑似侵害的法定情形，就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事实上，该项制度在被最高检等部门推向全国前，杭州市萧山区2018年4月已率先推行了该制度。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萧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性侵女童的个案当中发现，前面两家医院，都没有及时把孩子的异常伤情，进行一个告知，在将孩子送往第三家医院进行救治的时候，我们的医护人员发现孩子的伤情异常。那么随即通过拨打电话报警，发现了这样一起隐案，从个案得到这样一个启发，说他们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一项强制报告机制。
徐萍所说的隐案即性侵猥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兰兰一案属于熟人作案的典型隐案。有数据统计，熟人作案占比70%以上，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都能成为报警维权的障碍。
隐蔽性的另一层含义即，因证据不全、保护未成年人意识不强等因素，行政机构等责任主体存在不予受理和报告现象。强制报告制度正是为了解决未成年人被侵害后发现难、预防难、取证难而加重侵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积极开拓更多渠道，让更多人以更主动的姿态加入报告行列，决定着强制报告制度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
蚂蚁集团天枢安全实验室专家王群：传统的像是在12309的检察网，以及12309的电话一个投诉举报，对于民众来说的话，这个参与度是比较低的。其实就算是群众是有相应的线索，他也觉得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顾虑所导致的，我不进行举报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检察部门的话，相对来说接收线索是比较滞后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想做中间的一个桥梁。
王群曾在检察系统工作8年，熟知证据收集之难，在他看来，强制报告制度要打消公众因报告泄露隐私而可能被打击报复的顾虑。徐萍及同事则在试图解决线索源于公安单一渠道的问题。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杭州是一个互联网高地，我们在进一步深化强制报告制度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是不是能够以这个科技赋能的形式，能够助力我们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我们是想进一步拓展我们检察监督渠道，能不能有一个全民参与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支付宝的用户黏性比较大，另外一个用户的覆盖面也比较广。
今年1月，杭州市检察院与支付宝安全中心，正式发布“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护专栏，兰兰一案中的县妇联，正是在媒体和系统内部宣传下得知该程序，通过文字、视频、定位等实时上报案件，并直达杭州市检察院。
蚂蚁集团天枢安全实验室专家王群：如果您选择实名举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加密的渠道，跟杭州检察院的后台系统进行实时对接，保证这个数据肯定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进行传输。对于像匿名举报这一些线索的话，设定一些必填的一些项目，会有一定指引引导，就是说必须得填哪几类元素。
目前，杭州共发生涉强制报告刑事案件34件，同时还对制度落地不利者发出检察建议书14份，显然，只有长出“牙齿”的制度设计，才能让责任主体有报告意识，而科技赋能拓展多元渠道报告，也才能让更多人敢于更早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让未成年人免于继续被侵害的可能。
白岩松
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走向犯罪，大多都不是一步就跨进了犯罪的深渊，往往是由小错到大错之后又走向犯罪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当中就提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坚持分级预防，提前干预，将未成年人的偏常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等由轻及重的三个等级，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干预或矫正措施。的确，我们如何让那些只是犯错的未成年人不滑向犯罪的边缘？
没有绝对的“坏小孩”
本周五，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宣布，对于三名因打架斗殴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如果起诉，他们将可能被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不起诉的条件，是他们的家长需要和社工组织签署协议，在考察期内，他们必须在家中接受社工的心理和行为矫正。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黄旦闻：他将会有一个六个月到一年的考察期，在这个考察期里边我们社工就会全程的介入，提供一对一的辅导，主要是从他的行为的矫正，以及心理健康教育这几个层面，来给他提供相应的辅导。
△黄旦闻
作为有着多年经验的司法社工，黄旦闻深知未成年犯罪由轻到重的发展过程。今年4月，她曾接触过一位因偷窃摩托车被刑事拘留的未成年人，而回望他的成长经历让人惋惜，幼年母亲自杀后，他与姨妈一起生活，随后逃学、夜不归宿、小偷小窃等不良习惯日积月累，如果早一点介入他的成长，他也许不会从犯错到犯罪。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黄旦闻：如果在他2018年第一次有夜不归宿等这样的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家庭有这样的发现报告机制，及时地介入那是否还会有后续呢，那如果在他2019年有第一次这样的盗窃的行为发生以后，及时做一个矫治的话，那他是否会意识到我自己已经违法了，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对我未来会有影响。让未成年人在第一次有不良，甚至严重不良行为发生的时候，甚至是他已经踩到了我们相应的底线的时候，我们社工可以来进行及时的介入，帮助他后续的不良行为的阻隔。
在黄旦闻看来，派出所，是防止未成年人滑向犯罪深渊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关口。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常常因未满16周岁不予治安管理处罚，公安机关只能责令家长加以管教，这些很可能“无人问津”的“问题少年”也许就此错上加错。在上海市推动的“触法违警未成年人”转介社工试点中，民警接手未成年人案件后，如果家长等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应该通知社工作为“合适成年人”赶到现场。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黄旦闻：这就是我们一个派出所的审讯室。我们两位办案民警通常会坐在这两个位置，我们的社工坐在这边，我们的未成年人就在这样的椅子上面，我们就开始这样的一个询问我们也会告诉他，作为合适成年人，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能够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社工是站在他的立场，去维护他的利益，这时候他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黄旦闻向记者展示审讯室里的社工位置。
社工不仅要起到抚慰和教育的功能，还会监督民警的审讯行为，防止出现刑讯逼供。如果案件进入侦查、起诉、审判等阶段，社工也会全程提供服务。但对社工来说，要想使得这些孩子真正迷途知返，就必须走进他们的内心，这往往需要漫长的建立信任的过程。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黄旦闻：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求助，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长期处在一个极不安全的环境里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因为他们没有被无条件的爱过。所以他们就不懂得如何去自重和自爱，所以这很容易去涉险。
社工张秋蓉：需要慢慢地打开他们的心门。这个阶段就像我们对宝宝的状态其实很相近，要给予充分的耐心，不能很急躁。我们会接纳他们的情绪，会通过一些回应，倾听一些专业的方法，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很真诚地和你沟通，我们是能够理解你的情绪，我们也是愿意陪伴你左右，帮助你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
这些服务内容，都已写入刚刚出台的《上海市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在这部规范之中，社工服务的重要方法是家庭治疗。在社工们看来，不存在绝对的坏小孩，未成年犯罪往往是在家庭陪伴缺失的情况下，在无助和愤怒无处释放之后结出的“恶”之花。而要让这些隐秘角落的小花重见阳光，必须从他的家庭开始改变。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费梅萍：他成为是一个严重不良的或者涉罪的青少年，但是这些青少年也好，未成年人也好，他本身依然有一个要往上成长发展的需求，无论是他的潜能以及他成长的需求，那都是存在的，全社会，包括政府，包括家庭，包括学校，让这些孩子的成长可以得到更好的支持，然后他自己在预防犯罪方面的抵御能力也有一个成长。
白岩松
我们常常说解决很多事情，千万别走向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其实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惩治也同样如此，强调严格惩治，让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一样去担责，这不符合我们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大趋势。而反过来保护未成年人，也绝不是宽松溺爱犯了罪当没事儿，所以很多事情的进步，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是要在争议讨论协商的过程中朝一个更好的方向去走，但愿我们能缩短这个进程，少付出点代价。
视频制作|徐新郭佳灵张大鹏
责任编辑：张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