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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后浪”:失落的教育梦

原标题:农村“后浪”:失落的教育梦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高等教育的金字塔中,农村学生主要分布在中下层。

2019年2月25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平永镇阶你村孖尧教学点,村里唯一的一名代课老师潘平忠和他的一年级18个学生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课。

2019年2月25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平永镇阶你村孖尧教学点,村里唯一的一名代课老师潘平忠和他的一年级18个学生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课。

今年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人,比去年增加40万人。高考看到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有的人甚至没能到达河岸边。山东“苟晶被顶替上大学”事件曝光后,242起高考冒名顶替事件被查处。这些被顶替者大多来自农村贫困家庭,谁来捍卫农村“后浪”梦想和未来,牵动着无数关心中国教育公平者的神经。

自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40年时间里,全国每年参加高考人数已达上千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从1978年的1.56%增长到2019年的51.6%左右。不过,这种录取率的总体上升,并不意味着城乡学生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

一直以来,高考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实现流通的最重要渠道,“知识改变命运”是基础共识,但教育公平的问题使它失去曾经耀眼的光泽。21世纪教育研究院7月11日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指出,农村学生考入重点大学里的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滑落,迄今我国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2017年11月5日,悬崖村的孩子们放学后攀爬天梯回家去。“钢梯上的求学梦”让这群孩子天晴下雨有了安全通道。

2017年11月5日,悬崖村的孩子们放学后攀爬天梯回家去。“钢梯上的求学梦”让这群孩子天晴下雨有了安全通道。

北清的农村生源只占一成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录取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还不十分突出。据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乔锦忠的研究统计,北京8所高校1980年入学新生的家庭背景中,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学生占20.2%,工人占25%、干部占15.5%、专业技术人员占39.3%。

彼时,中国初启改革开放闸门,社会阶层结构剧烈变动,农村率先收获改革红利,知识分子重新得到尊重,大批底层的寒门学子力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成为那个时代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

10年后,北京招生办1990年的数据则显示,当年录取的新生中,干部、军人、职员的子女占78%,工农子女仅占21%,在农村基础教育设施普遍较差、高考命题利于城市考生等情况下,在校大学生的主体,由农村考生变为城市考生。

“这表明,随着我国改革和城市化的进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优质教育资源开始越来越向城市居民倾斜。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反映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向《中国慈善家》表示。

值得指出的是,教育公平逐渐被纳入了国家教育政策关注的视野。1998年,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积极推进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由此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1998~2019年高校录取人数年从108万增长到532万人,毛入学率也从30%上到50%。

农村“后浪”:失落的教育梦

2019年6月19日,贵州玉屏,邹金香与学生在一起玩游戏。邹金香是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铁家溪村铁家溪幼教点的一名教师,她一人“守着”学校的7名学生。22岁的她既是“校长”、“教务主任”,又是任课老师,还是学校负责学生营养餐和后勤保障的负责人。

高校扩招是否改善了教育公平状况?统计数据显示,高校农村新生所占的比例,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超过了城市学生。然而,这仅是就总量而言。“表面上看,大学扩招,入学名额更多,农村学生的机会也更多。但事实上,只是更多的人去了专科院校。”杨东平认为。

湖北历来是高考大省,据该省招生办统计,2002年至2007年6年间,本科院校录取的学生中农村生源比例为53%至56%。其中,一本院校录取考生中农村生源比例为51%至59%。这两组数据基本稳定。而提前批次录取考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从33%提高到57%,提高了24个百分点;专科考生中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提高了23个百分点。

杨东平指出,提前批次招生的主要是军事、公安、安全、师范等低收费甚至免费的学校和专业,专科院校收费和录取分数也比较低。因此,在高等教育的金字塔中,新增的农村学生主要分布在中下层,即非重点的地方普通院校和专科层次的院校。

其实,早至2005年,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的一个课题组也发现,农村生源确实因为扩招而增加了,但是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至于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农村生源的比例一直在缩小。

据清华大学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清华在内地招了3400名新生,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学生数量占比19.3%,共656人。十年前,即2000年,清华录取农村生源的比例为17.6%;20年前的这个比例是21.7%。同样,北京大学的相关统计也表明, 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生源比例约占三成,90年代中期以后大幅滑落,现在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只占一成左右。

越来越边缘化的县中

为什么考上名校的农村学生这么少?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学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很多农村孩子就已经退出了高考的竞争。“农村教育行动计划”曾在贫困农村地区就学生入学问题开展了8次大规模调查,追踪了近2.5万名学生。结果显示,2013年贫困农村地区37%的人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而城市学生基本超过90%。

农村“后浪”:失落的教育梦

2019年2月26日,河北衡水二中高三年级举行了“铭初心、勇追梦、耀时代、立巅峰”高考励志动员大会。

而那些考入高中继续学业的农村孩子,绝大多数进入了所在地的县城中学,近些年县中的衰落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实,尤其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介绍,她在中部3个经济欠发达地区调研发现,县中的孩子是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群体,他们是在以追求优质教育为名的教育改革中被忽视的一群受教育者。

“以前县中是县域教育系统中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现在初中班主任都会说,千万不要来县中读高中,不然一辈子就毁了。”林小英告诉《中国慈善家》,这是县中老师和学生的共识,尽管他们就待在这所学校。这些“被留下来的孩子”在县中很容易自我放弃,也不知不觉被抛弃。

真正反映学生阶层状况的,不仅仅是在学业上,更表现在课余生活上。林小英在调研中看到,县中的孩子们将大量时间花在刷手机、追剧、逛商店、买生活用品上。总的来说,他们很少参与课外补习,只有极少数的重点班学生才会有意识地进行额外的学业训练。

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规划的意识,也没有人会跟他们去讲。在孩子们的眼里,当一个公务员或教师就是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了。一名高一学生说:“想去读师范,但是怕自己考不上,喜欢当老师。”一个高二文科重点班学生坦言:“我以后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有些工作太奔波了,觉得不是很喜欢那种生活状态……毕业后,可能还会回本县,毕竟家在这边。”

“现在社会追求名牌效应,家长会感觉省会中学比地级中学好,地级中学肯定比县城中学好。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下,县中的衰败是一个大趋势。”林小英表示。

近年来,关于社会阶层固化,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已经很多。如何理解社会的贫富分化,透过教育影响下一代人的生活机遇?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帕特南出版了《我们的孩子》。他积数年之功,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贫富迥异的年轻人成长经历,当寒门子弟发现自己再努力也是徒劳时,美国梦已碎。

在中国,县域作为基本的资源分配框架和社会基础,农村的孩子如果不能在教育中成功迈出人生的第一步,他们的梦想又在哪里?

责任编辑:范斯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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