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名字宋庆龄起的，母亲与杨振宁同窗！这“老美”满口京片子
西方面孔的他，一张口，却是一串流畅地道的京味儿普通话……
每一个初见阳和平的人，几乎都会惊叹于这奇妙的组合，而这奇妙组合背后两代人的传奇故事，则更加震撼人心。
今天是著名国际友人、《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诞辰115周年的日子。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全世界通过这本不朽的著作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的真实面貌，无数热血青年在它的影响下不远万里、历经万难，奔赴心中的圣地延安，其中就包括阳和平的父母，美国人阳早和寒春。
2004年，寒春和杨振宁在中国。
与杨振宁、李政道同窗，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女科学家寒春为何甘于抛弃自己的事业，来中国养了一辈子牛？当16岁才开始学英语的阳和平初次回到自己的祖国美利坚，他经历了怎样的“奇遇”？从教多年，在阳和平看来，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让我们跟68岁的阳和平一起，重温那段光辉的岁月。
宋庆龄给这孩子起名“和平”
1954年在西安，1岁多的阳和平与父亲阳早、母亲寒春。
1952年10月，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在陕北工作的寒春应宋庆龄邀请作为美国代表赴京参会。会上，寒春呼吁科学家保卫和平，反对战争。此时她已怀孕即将生产，宋庆龄便为这个孩子起名为“和平”。同样因这次会议得名的，还有北京的和平里。
阳和平的父亲阳早生于1918年，本名欧文·恩格斯特。家里是佃农，从小在农场帮别人打灯笼照明的阳早，一直都有个“美国梦”，就是凭努力拥有自己的农场。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业期间，阳早和自己未来的大舅子韩丁（威廉·辛顿）住一个宿舍，两人都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其中自然少不了当时已蜚声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
养牛是阳早毕生的追求，为了养牛，他几乎放弃了学业。但在1944年，二战烽火的撩拨，还是让这个满怀理想的青年决定暂时放下手中的农具。足足花了一年时间做准备，当阳早终于准备就绪，战争却已经结束了。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投向了斯诺笔下的红色圣地。
“我爸爸在延安的光华农场呆了半年，胡宗南就进攻延安了。共产党的军队有2万5千人，胡宗南有20多万人，还有各种先进设备，就是找不到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我爸爸的任务就是保护一群牛。这段时间是最让他觉得震撼的。仅仅一年之后，共产党就收复了延安。”阳和平说，如果说《红星照耀中国》吸引了阳早，使他来到中国，那么在陕北这一年多亲眼所见的一切，可以说是征服了他，让他决定留下。
1962年，寒春拍下母亲（白发者）在天安门观礼台的画面。
几乎与阳早到达延安同时，作为“曼哈顿计划”中为数不多的女科学家，寒春（本名琼·辛顿）在1946年秋天跟随“原子弹之父”费米来到芝加哥大学。在这里，她与杨振宁、李政道成为同窗，结下友谊。
虽然服务于美国国防科技，但进步思想浓厚的寒春始终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心存疑虑。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已经让寒春深受打击，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偶然发现自己的奖学金由美国军方提供，更让她感到万念俱灰。
“我妈搞的是实验物理，是会直接服务核武器研制的。她还看到身边自称共产党的同学受到排挤。当时她就觉得必须离开，哪怕放弃挚爱的事业。正好我舅舅韩丁和我爸爸已经在中国了，她就在1948年2月先去了上海。临走前，芝加哥大学的师友给她搞了欢送会，最后送她去火车站的是杨振宁。”
1949年，阳早和寒春在延安结婚。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为中国的奶牛养殖和农业机械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2004年，中国开始实行“绿卡”制度，寒春成为第一个获得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士。
距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首次出版已过去83年。阳和平说，《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部向全世界客观介绍中国革命的著作，对自己父母那辈人影响极深。正如《红星照耀中国》的译者胡愈之在1979年译本序言中写到的：“‘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他（斯诺）已经预感到了”。
汉语成了这“老美”的“母语”
像那个年代许多“长在红旗下的洋孩子”一样，作为外国专家子女在中国出生、成长的阳和平，是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
阳和平小时候，阳早和寒春相互间说英语，对三个孩子都说汉语。一次普通的家庭玩笑，在阳和平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排斥英语的种子。
“我小时候吃饭特别快，吃完以后肚子胀，就难受得直哭。每次我妈就指着我的肚子说‘Look that stomach， my god’。后来有一次她考我英语，指着鼻子我说nose，指着耳朵我说ears，指着嘴我说mouth，指着肚子我就说my god，他们就哈哈大笑。这一笑让我觉得特别羞，这么简单的一个词儿我都学错了，从此我就特别抵制学英语。”
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引发美国上百个城市暴动，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在北京的阳早和寒春十分兴奋，每天谈论着美国媒体关于黑人领袖的报道。“我也想了解，就追着他们问说什么。对我学英语这个事儿，他俩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说你该学英语了。这时候我快16岁了，才开始正式学英语。”
进入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出现缓和，中国兴起一阵全民学英语的热潮。阳和平说，当时自己上班的工厂里40多岁的工段长也在学英语，让他非常震惊。有一个不错的学习环境，学习又努力，阳和平自以为“母语”学得不错了，却很快被现实泼了一盆凉水。
1974年，刚回到美国的阳和平拍下了费城黑人游行反对市长弗兰克·里佐的画面。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里佐的雕像被费城官方拆除。
阳和平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是在1974年。他的目的地是费城，中途要经停旧金山，然后在洛杉矶转机。到达“洛杉矶”后，阳和平下机等了4个小时，却被告知飞机已经飞走了。
“旧金山的英文是San Francisco，洛杉矶是Los Angeles。我登机前看了自己转机的地方是Los Angeles，就记了前面一个单词是三个英文字母，后面一大串。结果到了旧金山我一看是San Francisco，前面是三个英文字母，后面也是一大串，就下飞机等着转机了。误了机，我问路、打电话，好多词儿都不会说。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学的是哑巴英语。”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阳和平已经在美国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语言仍然是他生活中的一大“课题”。“没人能猜出我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有一次，有人在电话里跟我联系好了业务，然后来公司找我。进门就说要找中国人，结果怎么也找不到，因为电话里听我是中国口音。”
语言到底只是交流的工具，在“国外”生活，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文化。与美国朋友交往中，阳和平经常听不懂别人的“段子”，对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形态等议题，阳和平更是“看不懂”。对他触动最大的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阳和平当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贴了“不要为石油流血”的标语，同事却坚定地认为美国是去解放科威特的。
2007年返回中国定居前，阳和平曾在1987年和2000年两次回中国长住一年时间。“虽然我之前已经适应了美国的环境，但每次我从中国再回到美国，就总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重新适应，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商店里，街上，我看别人就像看电影似的，反正不是我的世界。而当我每次回到中国，那种感觉就是如鱼得水。”
和平想送给年轻人三句话
在美国生活30年，阳和平完成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习，主修经济学，又曾在多所大学任教。2007年返回中国，年过半百的他继续选择了校园，在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至今。
一起在中国长大的弟弟阳建平和妹妹阳及平离开了中国，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在美国，父亲阳早和母亲寒春先后去世后，阳和平就是阳早一家留在中国的唯一成员了。
在对外经贸大学，阳和平主要教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两门课。他说，在中国从教13年，自己最愿意教给中国学生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学校学生的高考分数很高，我教的又都是尖子班、实验班，是高分里的高分学生，都是非常会考试，非常优秀的。教完以后要毕业了，出国留学，申请学校，好多人经常找我写推荐信。这时候我问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到底对什么感兴趣，他们一愣，说不上来。”
阳和平认为，很多中国学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求学、研究，更多是在父母的要求、他人的期待和社会需求下进行的。“我告诉他们，如果你继续深造，要读博士，你必须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然你会非常痛苦。很多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考试成绩很好，但是最后学不完，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兴趣，很难一直走下去……”
对教师职业的重视，对自己学生的关心，在阳和平的谈话间自然流露。说到此处，这位68岁的老人动情哽咽。
时过境迁，今天的人们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阳早和寒春到底为什么在青春正好的年纪离开自己祖国和家庭，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阳和平说：“谈论他们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时代。现代人不懂得二战多么残酷，战争逼着人们去思考。我父母的选择其实不是很稀奇，那时候有千千万万个中国青年，离开了上海、武汉、重庆、广州到了延安，他们其实都和我父母一样，除了语言不一样。现在的人不了解我父母，其实是不了解他们那一代人。”
1974年阳和平去美国，最开始的目的也是了解美国社会。在美国生活30年，虽然仍旧有很多问题得不到答案，但长期的学习、研究和观察，还是让他心中的一些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了。“在美国，我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学懂了，我发现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的还是马克思。西方经济学的特点是就事论事，老板在乎的是怎么赚钱，对背后的东西不感兴趣，马克思就是参透了资本主义经济背后的逻辑和规律。”
现在，教学科研之余，阳和平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整理阳早和寒春留下的资料，包括书信、照片和日记。寒春的日记从未发表，阳和平说，母亲是一名核物理学家，她来到中国，在日记里记下了半个多世纪间整个中国的变化和她个人思想的变化，内容极具价值。
从自己特殊的背景和经历出发，阳和平送给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三句话：
吃一堑长一智，年轻人必须栽跟头才会真正有所领悟；
信息时代，需要过滤海量信息找到关键的东西；
要学会独立思考。
责任编辑：朱学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