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冠康复者的新生：我好了，但没有朋友来看我的新耳环丨摄影报道
“在重症监护室那会儿，病房里不时有人想摘氧气罩自杀，医生都在这么不顾危险地救我们了，我们怎么可以轻生辜负他们的努力呢？”
摄影/文字新京报记者郑新洽
截至5月10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累计治愈出院病例达46464例。寒冬已过，盛夏将临，新冠肺炎患者经历了九死一生后康复回家，迎接新的生活。
对新冠肺炎康复者来说，生理上的病症逐渐退去，心理创伤的愈合仍需时间。走出失去家人的阴影，正视他人的目光，重拾自信、恢复社交……一切正在慢慢回到正轨。
刘明月（化名），57岁。
1月9日，刘明月因发热前往医院就医；
1月18日，刘明月进入武汉协和医院住院；
1月23日，从武汉协和医院转院到金银潭医院抢救；
3月25日，刘明月从金银潭医院康复出院……
“在重症监护室那会儿，病房里不时有人想摘氧气罩自杀，医生都在这么不顾危险地救我们了，我们怎么可以轻生辜负他们的努力呢？”
敖慕麟，33岁。
1月27日左右，敖慕麟与父母先后出现发热症状；
1月29日，肺部CT检查结果显示，敖慕麟与父母都出现了肺部感染；
2月3日，父亲敖醒吾被金银潭医院收治，敖慕麟与母亲居家隔离治疗；
2月10日，敖慕麟与母亲感染症状消失，核酸检测呈现阴性；
3月29日，父亲敖醒吾因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3月29日接到父亲死亡通知电话的瞬间，我把手拍在地上，地很凉很凉。我脑子一片空白，重复说着一句话‘医生，谢谢你’。当晚，我和母亲做了个艰难的决定——将父亲的遗体捐献，用作医学研究，希望能以此挽救更多的生命。”
许德龙，32岁。
1月10日，许德龙接诊的一名病人出现发热症状（后确诊为新冠肺炎）；
1月15日，许德龙出现发热、咳嗽、肌肉酸痛等症状；
1月23日，肺部CT检查结果显示，许德龙肺部有新冠肺炎表征；
1月24日，因医院床位紧张，许德龙给自己开了药，开始居家隔离治疗；
2月4日，许德龙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有抗体；
2月18日，许德龙参加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捐献，成为武汉首位献血的新冠肺炎康复医务工作者；
3月4日，许德龙参加第二次献血；
3月31日，许德龙回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复工，作为康复医学科的医生，指导新冠肺炎康复者的康复训练，评估康复者的体质情况……
“最艰难的时候，武汉很难买到药。那时外地的朋友给我寄药，本地的朋友帮我买菜。如今我已康复，除了回归岗位帮助新冠肺炎康复者进行康复训练外，我还与身为音乐教师的妻子一起编排、录制抗击新冠的戏曲操。”
喻文豪（化名），18岁。
1月26日，喻文豪出现发热症状；
2月4日，喻文豪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2月6日，喻文豪进方舱医院治疗；
2月16日，喻文豪康复出院，回家隔离……
“我连续高烧了7天，一度烧到40摄氏度。那时父母焦急万分，为我煮药、熬鸡汤、尝试各种‘土方法’帮我降温。去医院前，我的体温开始下降。我在方舱医院待了10天，那是我离家最久的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
邵胜强，31岁。
1月3日，邵胜强开始感冒发烧，胃口不好，乏力；
1月12日，邵胜强到医院后直接进ICU抢救，当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1月24日，转院，邵胜强状态已经好转，可以自己走路；
2月3日，邵胜强康复出院……
“母亲只戴着两层口罩，在病床旁陪了我整整22天。那时医院缺人手，母亲帮着其他病人打开水、送盒饭、倒垃圾，累了就靠着椅子，没有睡过一天床。还好，她平平安安。”
吴有梅，67岁。
2月5日，吴有梅核酸检测呈阳性；
2月10日，吴有梅住院治疗；
2月12日，吴有梅转院救治，当天，丈夫李绍成进了重症病房；
2月25日，吴有梅康复出院，第一个回到家；
3月22日，吴有梅婆婆出院回家，她的病情一直较轻；
4月11日，李绍成康复回家……
“得知丈夫进了重症病房的时候，我焦急得吃不下、睡不着。那几天打电话他也不接，他只和儿子说话，交代自己的后事。我知道，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不想让我听到他难受的声音。”
“小心翼翼地见孙子”
时隔近百天，新冠肺炎康复者吴有梅终于要见到自己的孙子了。
身处这次疫情的风暴中心，吴有梅与丈夫、92岁的婆婆三人在二月初相继感染入院，丈夫李绍成更是进了重症病房，甚至和儿子交代好了后事。
▲5月5日，武汉，李绍成、吴有梅与母亲在家中将饭菜各自盛好，分开吃。
吴有梅夫妇入院前不久刚跟儿子一家吃了年夜饭。医院里，吴有梅拽住医生的手担心地问：“大夫啊，您看看，我孙子刚跟我们吃过饭，会不会感染上这个病毒啊？”
万幸，一家三口先后治愈出院，儿孙也平安无事。吴有梅夫妇出院后，儿子一家每晚都会打来视频电话，儿子曾问父母：“你们欠（想念）孙子了吧，已经过隔离期，要不我们过去看看你们？”“不欠不欠！别来！”吴有梅夫妇提高嗓门，异口同声。
其实老两口想孙子啊，无时无刻不在想。
每天晚饭时间，夫妻俩总把手机放在饭桌边上，压低声音吃饭，生怕漏接了孙子打来的电话。有一次与孙子通话完，吴有梅意犹未尽：“要不去见见面吧？”“想什么呢？！谁知道我们身上还有没有病毒，传染给孙子怎么办？”李绍成朝吴有梅发火。
▲5月5日，武汉，吴有梅才爬了两层楼，就开始喘粗气，扶住栏杆休息。
▲5月6日，武汉，李绍成、吴有梅夫妇以前每天都去的菜市场恢复营业了，但他们现在很少去。夫妇俩现在尽可能地少出门，一次性买很多菜，害怕碰到熟人，害怕看到异样的眼光。
又过了阵子，李绍成才答应了与儿子一家见面的提议。他选定的见面地点是武汉CBD，那里有花园，有吃喝，有玩乐，最主要的是“露天场所，空旷透气”。李绍成还列了见面的三点要求：不进儿子家、不坐儿子车、各吃各的饭。“不知道这种关系要持续多久，因为我心里没法完全确定自己和老伴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痊愈。”
出发去见孙子前，吴有梅专门为自己施了粉底，涂上口红与腮红，李绍成拉出了许久未开的电动车，在斑驳的树荫底下等她。
“我用经历安抚别人”
作为首批出院的新冠肺炎康复者，2月3日出院当天，邵胜强就做起“新冠肺炎咨询热线”志愿者。
从进重症病房，被下病危通知书，到完全康复出院，邵胜强用自己的康复经历安抚当时惊魂未定的人。
“当时许多人通过微信、微博、头条等平台找我咨询，内容涉及症状、注意事项、治疗手段等，最高峰一天有近200人。“邵胜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我的咨询肯定没法跟专业的医务人员比，但我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给人安慰和信心。“
▲5月4日，武汉，新冠肺炎康复者邵胜强在人少的地方跑步。疫情之后，他的生活作息变得比以前规律许多。
4月初，来咨询的人少了，邵胜强自己的一家烘培店也迎来复工。烘培店从堂食改做外送，他也帮店里送起外卖，“我还有员工要养活，我不能放松，都得努力去做”。
“期待重新和朋友一起跳舞”
在被多次下了病危通知后，57岁的刘明月（化名）挺了过来。
1月底，她入院时已经不省人事，血氧饱和度降到危险边缘。“我还有个没有结婚的姑娘呢，她需要我。”靠着这个信念，靠着护士用针筒一点一点为她注射的水和稀饭，刘明月慢慢好转。
12天后，刘明月有了点开手机的力气，微信里攒着女儿每天鼓励她的留言，她回复女儿四个字——“我还活着”。
3月底，治愈康复的刘明月先后三次核酸与抗体检测呈阴性，顺利获得了武汉健康码。
复苏的武汉绿意盎然、莺歌燕舞。刘明月在重症住院期间被剃掉的头发也开始长长了，她迫不及待地到理发店剪了个时尚的发型，戴上自己喜欢的耳饰。一个人走在西北湖公园，刘明月觉得有点孤独：“期待重新和朋友们回到这里跳广场舞。”
▲4月27日，武汉，新冠肺炎康复者刘明月（化名）独自在西北湖公园踏青，这是她从退休后每天都会和朋友来的地方.
新冠肺炎康复者治愈后的生活，需社会上其他人与康复者共同努力。面对新冠肺炎康复者，不歧视、不惧怕、不排斥。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程真顺表示，目前的研究和临床观察显示康复者不具有传染性。因此，他们回到社会是安全的，无论是亲朋好友和社会人士，应该接纳他们回到正常轨道。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史占彪告诉新京报记者，新冠肺炎康复者自身要努力做好心理调节，保持平和心态，珍惜与家人的好关系；对邻居偶尔的奇怪眼神持包容、理解的心态，理解他们害怕的是病毒而不是人，不乱猜疑；对于失去家人的康复者，在特定的节点做一些纪念与告别活动，如太过悲伤，应寻求外界帮助，如拨打相关心理热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