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武汉的27天，我曾写下一封遗书……
在疫情还很重的2月中旬，我们海河传媒中心的6名记者来到武汉，成为天津支援湖北武汉医疗队的“跟队战地记者”。
壹
刚下飞机的那一刻，我们就感受到了一种压抑和紧张的气氛——诺大的天河机场，空空荡荡。和在天津出发时相比，我们几个的话都少了很多。我想，这大概是人在面临一种未知或危险时的本能反应吧。
空荡的天河机场
从机场去酒店的大巴上，一位专门过来接站的工作人员大姐姐，向我们热情地介绍着武汉的名胜景观，这是鹦鹉洲大桥，这是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从武汉味儿的普通话和对家乡的热情介绍来看，她似乎一点也不紧张。
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报道天津各医疗队在武汉的救治工作，因此被安排住在医疗队的驻地。天津一队的驻地为青山区委党校白玉山校区，不巧的是，党校宿舍和附近的一家酒店都住满了队员，有的队员还是两人挤一间，我们只能住在另一家较小的酒店。入住后发现，房间还算干净，但实在是太小了，进门就是一张床，没有桌子和椅子。
条件差了点，但我们都能理解，毕竟特殊时期，有地方睡觉就不错了，不能挑三拣四，也不能给医疗队和武汉当地添麻烦。
跑特稿两年多，我习惯了一个背包拎起来就走，酒店有的东西一律不再自带，但这次来武汉，我特意带了床单被罩和洗漱用品。我的想法可能和大多数不了解情况的人差不多，觉得在武汉，说不定哪个角落里、哪件东西上、哪团空气里就有病毒，因此要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接触。那一晚，我铺上自己的床单，套上自己的被罩，躺下，保持笔直的姿态，不敢乱动，怀着胆战心惊、无比忐忑的心情睡了几个小时。
不管咋样，我还算是睡着了，同行一位大哥，第二天说自己一夜没睡着。这次派出的我们6人，5人是80后，1人是60后。想想大伙儿也都是蛮拼的。
贰
起床后，我们几个“武装”好，来到党校。根据安排，当天上午我们先和一队领队陆伟及其他班子成员简单交流一下，了解下队伍在武汉工作的大概情况，再请感控专家做一下防护培训。一位医疗队领导来到开会的大教室后，看见我们几个清一色的装束：蓝色的头套，蓝色的一次性手套，白色的口罩，开玩笑来了一句：嚯，还穿的一样的！
现在想想，在医疗队驻地，医护人员的感控和防护都是专业级别的，驻地的消杀也是加强版的，安全系数很高。医护人员都那么放松，而我们几个“外行”反而煞有介事地“全副武装”，那场面真是有一种莫名的喜感。
一队感控专家高斌主任做的培训，是我扭转不安心理的关键。他告诉我们，认为武汉哪儿哪儿都是病毒，是非常错误的认识。一般来讲，病毒的主要来源是感染者，而且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人正常讲话时，口鼻中呼出的飞沫随重力呈抛物线下降到地面，不会悬浮在空中，所以平时和人只要保持1.5米以上距离，或者戴上口罩，基本就是安全的。他还亲自演示六步洗手法，提醒我们要勤洗手，克服恐慌心理，避免过度防护。
听了这一堂课之后，我给自己总结了一条行动方针，就是“掌握规律，胆大心细”。首先要掌握病毒的传播规律，明确武汉的现状并不是遍地都是病毒，不能以嫌弃或厌恶的眼神提防着身边的人或物，尤其是对武汉当地人。其次要心细，做好必要的防护，出门戴口罩，回去后外衣和鞋喷洒消毒液，用含醇湿巾擦拭手机。在这个基础上，大胆地开展工作，否则心里老是嘀咕，也没什么益处。
话是这么说，但适应起来还是有个过程。记得有一次，在党校操场上，我采访一位当天休班的护士，因为护士经常出入红区，所以我本能地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我退一点，她就往前一点，我再退一点，她再往前一点，不知不觉中，我们都离原点有了好大一段距离。现在回想一下，我当时的警惕也真是多余，因为医护人员的防护，都是专业水准的，比我们记者安全得多。
青山党校距一队和二队管理的武钢二院几分钟车程，到我们入住的酒店走路也只需十分钟，接下来的一周，党校就成了我们的活动中心。在这里，可以方便地“抓”队员采访，也可以坐摆渡车去医院采访。那间大教室，除了作为队员们吃饭的“饭厅”，有时也是医疗队开会的会场，当然，这里还是我们几个记者写稿用的“战地新闻中心”，因为入住的酒店房间太小，没有桌椅，没法摆电脑。
党校教室，同时也是“饭厅”、
会议室和我们的“战地新闻中心”。
那一周，我曾在细雨之夜，独自漫步回酒店；
也曾看着一队身着军大衣的值班医护，有说有笑地走进武钢二院的红区住院楼；
还曾在阳光正好的中午，驻足看着附近的居民楼，一位少年坐在阳台上，脚伸出窗格，低头玩着手机……
即将进入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
时近三月，花红柳绿，大地散发着生机，而如此宜人的季节，武汉百姓却都关在家中。一个大都市，寂静得有些悲壮，有些不真实。
叁
一周之后，我们搬到了洪山区的一个酒店叫水神客舍，位于东湖的一个岬角边上，和之前的住处相比，房间好一些。这次搬家，要感谢我们记者小分队唯一的60后——老杨大哥的大力协调，也要感谢湖北当地的大力支持。搬过来之后，我也进入了“外出采访、回来写稿、写完睡觉”的熟悉节奏。
水神客舍
水神客舍里住的都是各地媒体记者，由于经常外出采访，出入高风险区域，所以风险也增大了。经常有一些记者把衣服鞋袜扔在房门口的过道，看了就让人心里嘀咕。因此，除了外出采访和领盒饭，我们都尽量少出房间。
不过，偶有闲暇，我也会放下悬着的神经，像同行一样，在酒店的小院里溜达几圈。酒店规模不大，有两座独立的小楼，用玻璃连廊连接，有一个不小的停车场。只有这时，你才会发现，这个酒店，体现着南方城市的精致，也展示着武汉的质感。干净整洁，院落细节处也不粗糙，颇有上海的城市味道。
在院子里散步，头顶上是各种不知名字的鸟儿，叫声清脆悦耳，让人心情舒畅，似乎完全忘记了武汉是令不少人谈之色变的疫区。院子两侧，各有一排高大、挺拔、笔直的水杉。当时已是三月，周围郁郁葱葱、鲜花怒放，可这两排水杉仍然是光秃秃的。酒店不远处，就是洪山方舱医院，在休舱前，马路对过一处鸟语花香的街边公园里，偶尔可以看见其他省市援汉医护人员散步其中。
洪山方舱对面的小公园
后来有一天，气氛陡然紧张起来。通报称有一例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住在我们这个酒店，并公布了该记者的相关行程，让大家自我排查。我们小分队成员和该人士几乎没有接触，放心了不少，但集体商议决定加强防护，减少外出。跟天津后方汇报情况时，部门领导也担心。我估计跟我们几个在前方“身处其中”的记者相比，后方人员因情况不明更容易提心吊胆。
自那之后的两天，院子里散步的记者少了一些，消防队员也加大了酒店内的消杀力度。为确保无虞，湖北方面安排记者做了CT排查。
这个小风波让我的心似乎也沉重起来。当时我们归期未定，而且，记者的防护意识和操作水平，实话实说跟医护人员没法比，据报道2月中旬以前就有6名在汉记者感染。
但工作还是要大胆地做，绝不能畏首畏尾。我拿定主意，万一中招，就积极配合治疗，心态仍然要乐观，毕竟那时武汉的床位和医疗资源已经不紧张了，治愈仍是大概率的；其次就是赶紧写遗书，因为新冠肺炎这个病，虽然年轻患者转为重症的概率和病亡率，低于老年患者，但和健康状态的自己或无疫情时期相比，又确实是有相当的凶险系数的，李文亮、彭银华、夏思思等人，都是二三十岁的生命。
不过，这种沉重只在当晚持续了一小段时间，转天一忙工作，就又放松了下来。
肆
除了这个小插曲外，我们在水神客舍的工作，一直在自己熟悉的节奏中，报选题、采访、写稿、交稿……时间好像过的也特别快。
我们几乎走遍了天津在汉所有批次的医疗队，采访了他们的领队、专家和普通医护人员。从年近花甲仍出入红区的专家，到忙的像陀螺一样的医疗队联络员，从最多一天工作20个小时的方舱护士长，到怕家人担心、不愿在报道中体现名字的90后男护士……采访一天，就被他们的故事感动一天，这些都体现在了我们的稿件里。
在前线采访的日子里，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医护人员的勇敢和忘我，也体会到了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严谨。记得在采访一队专家组组长史东升之后的写稿阶段，因为涉及到很多专业术语或提法，史主任不厌其烦地通过微信指导我一些说法应该如何表述。作为医疗队中最年长的一员，他总是那么和气、谦逊，平易近人。
作为跟队记者，我们也和医护人员结下了“战友情”。天津第五批医疗队2月上旬从天津出发时，我就曾到滨海机场采访加送行。后来我来到了武汉，在五队驻地，又见到了几位当时曾采访过的医生和护士。大家寒暄过后，感慨万分，说我当时是“送战友”，这回在前线相聚，又成了真正的“战友”了。并说好等将来回到天津隔离结束，一定要约起来。
还有闫涛等5位6次赴武汉运送物资的天津急救中心勇士，“6”是截止到我写的报道2月25日发出时的数字，后来他们又3次来到武汉运送物资。其中有一次，我们在青山党校胜利“会师”。让我难忘的是他们不顾疲劳埋头卸货的场景，每个人的黑色制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灰尘。卸完货，他们驾车掉头返津，救护车的影子，慢慢消失在青山街头的细雨中……
不知不觉中，武汉的每日新增病例，从上千降到了几百，再降到几十，最后的几天，已经来到了个位数。这个城市，在全民族艰苦卓绝的力挺下，终于度过了最难熬的至暗时刻，胜利即将来临。
这也意味着，我们快要和武汉说再见了。
27天的采访，忙忙碌碌，转眼即过，都没有时间好好看一看武汉。有限的闲暇和采访行程中的匆匆几瞥，似乎就让我们喜欢上了这个城市。
她水域多，有灵性；她绿色多，有生机；这个季节，冷热适中，浓淡相宜。
……
我们回津的第二天，武汉清零了！喜大普奔。3月25日，除武汉外，离鄂通道解除管制，4月8日，离汉通道也将重新打开。武汉，即将重新“播放”。无数人，无数家庭，将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
记得在青山党校时，电子屏经常滚动播放云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MV，“守护春天，守护家园，守护大爱天地间……”旋律和歌词，我认为都是目前最好的抗疫歌曲，名字叫《生命之春》。
两个半月，生命的春天，武汉的春天，终于来了……
海河传媒中心记者陈庆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