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情这57天里，中国发生了哪些不易察觉的变化？
每一颗齿轮，仍在转动。
今天是武汉封城的第57天。
不止武汉，在这57天里，整个中国都因这场突然而至的疫情陷入隔离，城市被分割成孤岛，小区封闭，楼栋禁止出入，14亿人被丢进了一场大型社会实验中。
根据行为心理学，人类只需要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在疫情来袭的57天里，许多改变已悄然发生，它可能只是某个细小的生活习惯，可能涉及一个巨大产业的转型，也可能事关下一代人的福祉。
有些改变，一旦发生便不可逆。
方舱里授课的老师、长江上听课的孩子、焦虑的小企业主、田间泥地里直播的农民、线上问诊的医生、学着用手机买菜的老人……
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些变化，身处其中却浑然不觉。
好在有他们，在变化之中，中国的每一颗齿轮，仍在转动。
1.2亿学生的新年第一课
每天早上8点到10点间，这个跨越5个时区的国家有2.7亿学生坐在教室里，等待1600多万名老师前来授课。其中，有1亿多小学生，8500多万名中学生和2831万名大学生。
上课铃和读书声，从52万所学校里传出。人们对这些声音习以为常，短暂的春节假期不会改变这种印象。反正待到开学那天，它总会再响起。
但今年不同。
杜荣住进方舱医院的那天，武汉下起大雪，隔离在家的她刚吃过午饭，还没来得及洗碗，就和另5位病友被送上了开往方舱的车。上车时，众人一言不发，“本来还想看看雪景”，她有些遗憾。
杜荣当了21年老师，教小学英语。她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此时与彼时一点不同。当年27岁的她曾报名在医院当了一个月志愿者。虽然紧张，但只要走出医院，外面的世界依旧如常。
杜荣没想到，17年后，自己成了患者。她经历了许多人生中的第一次：刷牙，发现舌苔是黄的；咳嗽，吐出来的痰是棕色的；脸色发白，不敢照镜子。她上网找新冠肺炎的症状，发现“除了呼吸衰竭，应有尽有”。她在朋友圈里看到众多求助信息，她开始感到恐慌。
另一个第一次，是她通过钉钉给孩子们上课。2月10日，开学这天，她第一次在镜头前做起了主播。过去，她的课堂总是活跃，看不见学生，她还有点不太习惯。
杜荣在方舱医院为学生钉钉直播上课。
好在学生们打字互动颇多，“和孩子们在一起时，一点都想不起来自己生病了。”她说。
开学这天，对身处杭州的方氪也非比寻常。作为钉钉教育线的产品经理，他身处一个只有20多人的小团队，却要保障上亿学生在线上听课。
所有人都很紧张。
方氪和他的伙伴们最初判断，8点会是高峰期。待8点过去，他们松了一口气，谁知8点半却有更多学生涌入，到了9点，他们发现，“之前都是小儿科”。
原本期待的是一条溪流，没想到等来了一场海啸。
这样的经历，在企业复工的2月3日，也曾发生过。当时服务器的压力激增，他们只能紧急向阿里云求助。在短短2小时内新增部署了超过1万台云服务器，创下了阿里云上快速扩容的新纪录。
后来，为了应对在线办公和在线上课的双重流量高峰，钉钉连续在阿里云扩容10万多台云服务器。
在挤爆服务器的巨大流量中，有一份来自方舱里的杜荣。
每天下午，她都会在自己的病床上通过钉钉给孩子们上课。起初，她不想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生病了，直播时小心翼翼，镜头总是对着教材。
然而，她在方舱的第一次直播就被眼尖的学生看出了破绽。
“那就是一个瞬间，给书翻页的时候，漏出了地面的一角。”
杜荣班上的孩子发现了她在医院直播。
当学生们和方舱里的老师在钉钉上建立联接时，方氪成了“全中国得罪小学生最多的产品经理”。
“线上作业、班级群……这些小学生讨厌的功能都是我做出来的。”他笑呵呵地说。
一个月来，有1.2亿学生在钉钉里上课，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朗朗读书声再次响起。
方氪发现一个心酸的事实，越是偏远乡村的学校，班级群里就越多“小芳的爷爷”、“小明的奶奶”，越少爸爸和妈妈。
这些乡村家长是对钉钉最敏感的群体，一切功能都必须最简单、顺滑，“否则小芳的爷爷怎么会用呢？”方氪说。
“用科技的力量，帮助远方的孩子。”这是方氪和伙伴们的理想。如今这个理想似乎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停课的老师和学生们，无论身处何地，都在网上重建了课堂。
一位老师在无人的教室里用钉钉直播上课。
“数字化工作方式提前了三年来到。”钉钉音视频的一位负责人说。而数字化学习的时代，则提前了远不止三年。
在方舱医院呆了18天之后，杜荣出院住进了康复驿站，隔壁是雷神山出来的病友。她依旧通过钉钉给孩子们上课。
在钉钉那头，有一个杜荣班上的孩子，平时住在爷爷奶奶家，只有过年放假时，才能和跑船的父母在船上团聚。载着孩子的那艘船至今仍在长江上飘着，因为信号不太稳定，不是每节课都能来。
但杜荣依旧庆幸，在长江上的孩子，还能听到她的课，这在17年前不可想象。
想起自己最初的担心，杜荣感到多虑：“孩子们比我想象的强大。”
关店不关张：把生意做到线上
2003年非典时，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千野忠男说，“非典”对亚洲地区的影响不仅涉及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甚至也对心理造成极大影响。这不仅仅是指短期的“信心”、消费习惯的微妙变化，也包括继续生活，乃至开创一门新生意的勇气。
当时的六大国际机构评估，非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有限，这个乐观的说法最后被证明是事实。非典期间，阿里巴巴因一名员工感染非典，导致全公司五百多人被在家隔离。随后马云宣布全员在家隔离并远程办公。这支可能是中国最早实践远程办公的团队，在隔离期间推出了淘宝。
时间转到2020年2月，在新冠疫情期间，已有上千万家企业，2亿人在钉钉上开启在家远程办公。
一名互联网公司员工在家抱着孩子办公。
远程复工之外，新的生意正在启动。淘宝不久前公布了2月以来的数据，每天有3万新商家在淘宝开店，总数超100万，其中超过2成来自线下店铺。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1978年，全国的个体经营者只有14万人，私营企业允许登记后的1989年，总数不过9.05万户。
在关于开店原因的调查问卷中，“之前有没有过店铺运营经验”这一栏，最近有30万人选了“没有经验”。
“2011年退役，回家后发现在部队时期留下病症，术后高位截瘫，一直在做各种创业。开过茶舍，做过通信配件都赔钱了。”一个新开的童装店铺主如是写道：“2019年初开始经营童装店，后来开了第二家。本来目标就是2020年做线上，提高营业额。遇到疫情，房租要交，贷款要还，就决定把计划提前。”
“我在线下做的是教育类培训，房租+人工一个月亏损12万左右。隔离在家，我想借此机会来淘宝平台学习一下，同时希望能通过平台来盈利。”
“因为疫情，公司裁员，我恰好是其中之一。难过之余，我也想了很久，既然现在有充足的时间，何不干脆来做我一直想做的事？现在疫情影响，无法推进店铺运营，也没有货物，但我打算结束后把店做起来。”
回顾历史，每逢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总会有一群人从庞大而卡顿的经济中找到自己的利基空间，他们过去被称为“个体户”，如今叫“创业者”。
“中国经济与2003年时相比更具韧性。”《南华早报》2月10日发表的评论文章里写道。
疫情下人们行为习惯变化带来的商业契机，让创业者愿意开拓，也让传统的公司愿意改变过往做生意的方式。
良品铺子在淘宝直播庆祝成功上市，疫情期间良品铺子借助数字化逆势突围。
例如在重用工，重租金的餐饮业，隔离造成的外出消费停滞，影响的是无数被迫“待业”的服务人员。紧急之下，西贝、云海肴等餐企老板和生鲜超市盒马“共享员工”，把员工转移到当下最需要人力的环节。
拥有大量线下门店的护肤品牌林清轩，每月固定支出3000多万，疫情之下，账面资金只能撑两个月。
创始人孙来春决定和2000多名员工“一起想办法让企业活着”。依靠阿里巴巴的“智能导购”体系积累下的“网络客户资源”，林清轩的导购员们开启了全员上线卖货的模式。连孙来春自己都亲自上淘宝直播卖货。
15天内，危机边缘的林清轩实现了逆境重生。
“想想都后怕。”孙来春说，“如果不是和阿里等大平台的数字化提前布局，林清轩这次线下门店为主导的实体品牌，可能真就面临覆灭，何谈能够业绩逆势增长。”
早期的汽车制造商们为了卖车，曾计划自费修建公路。因为汽车在平整路面上的表现好于在泥地上跑。当2020年中国的孙来春遇到了路面坠石无法通行，寻求出路时，一条新公路已经修好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考验，中国的个体户、创业者们或许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们生意或折戟或复苏，他们的勇气从哪里来？大概是出于一种势单力薄、但愿意改变现状的韧性。
再看看这些简短而有力的开店留言：
“疫情严重，开启淘宝店，把继续的医疗和防护用品发回国内，缓解燃眉之急！”
“疫情期间，在家无事，开店谋生。”
“亲们！我是一名新晋级的宝妈，带娃之余闲暇之余，希望有自己的事业。”
走出田间地头的农民
潮水的方向正在改变。
三十多年前，农村姑娘王锡荣最好的出路是去城里。她在沈阳打工，每月工资两三百，跟丈夫住在郊区农民房，有次发工资回家，买半只卤鸭下饭，半路就啃得骨头不剩。
后来夫妻开起了小餐馆，2010年左右，房租涨了，人工也涨了好几倍，餐馆不赚钱，只好关掉继续打工。但最终，这对年过四十的农民工夫妻还是决定回农村。
那几年，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王锡荣夫妇只是农民工返乡潮的一个缩影。“人口红利消失”成了媒体热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超过70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新农人”群体开始出现。
一位贵州的村干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以前，我们只能依靠种植水稻、玉米和辣椒以及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汇款度日，但现在出去打工的人正带着像使用电脑这样的新技能回到家乡。
王锡荣就在其中，她将多年积蓄投入草莓种植，2020年春天，她拥有20亩出产草莓的温室大棚。然而时代的波动，再一次影响了她的命运。
王锡荣的家乡丹东，是全国最大的草莓种植基地。按往年惯例，春节正是草莓成熟期，这段日子里，村民们不会有假期，村里大小道路会堵满外来的小货车、三轮车。
丹东地区的草莓种植以家庭模式为主，许多老人也会参与草莓采摘。
但今年大年初二，“一辆车都没有进来。”王锡荣说。
她到处找人打听，才知道：由于疫情严重，路都封了，货车根本进不来。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
果农们开始把草莓送给亲戚邻居，“草莓都当饭吃了！”但更多草莓，只能烂在地里，往沟渠里倒，她甚至听说，有人拿草莓喂牛。
王锡荣有些慌，她的全部身家都在地里，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多年心血将付之东流。而且，没有重来的本钱。
疫情没有减缓的趋势，王锡荣开始挣扎求生。几个月前，她参加过一次公益培训，教农民做淘宝直播，她在那里学到“要多喊粉丝名字”。这位54岁的农村妇女做梦也想不到，她会因此成为一名网红。
疫情把王锡荣“逼”进了直播间。她的第一次直播是在大棚里。早上摘草莓，下午一点开播，她连妆也没画，直接站到镜头前。得益于阿里“爱心助农”计划的扶持，直播间人数不少，她要做的是把人留下来，把东西卖出去。
爽朗的东北人性格帮了大忙，她不怯场，“唠嗑”停不住，不经意就能抛出段子。第一天做淘宝直播的王锡荣“像做了一场梦”，卖出三千单、超过一万斤草莓。
王锡荣所在的东港地区仍然冰天雪地，一辆货车正将草莓从乡村运出。
在王锡荣的淘宝直播间，每天都能卖出数千单草莓，自家的不够，就去别家采，也帮邻居出货。有段时间东北下大雪，快递出不去，顾客投诉多，她在直播里解释、道歉，直接冲出大棚，站在零下十几度的田野里，让粉丝看看雪到底有多厚。
东北农村的王锡荣并不是疫情之下的独行者，根据《智联招聘春季直播产业人才报告》，淘宝的村播版图已拓展到全国，今年2月疫情蔓延以来，淘宝直播的村播场次同比增长了200%。这个春天，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数万名淘宝村播，正在通过手机镜头将滞销的农产品送出深山。
直播间里的独立书店
直播间里不仅有农民的生计，还有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朱钰芳的第一次直播，是和老朋友许知远连麦。
镜头里的许知远红光满面，不用问就知道，他又喝酒了。“就像老朋友见面聊天。”她事后回想那场14.5万人观看的淘宝直播，还有点恍惚。
同为独立书店创始人的朱钰芳和许知远已是多年朋友，这次连麦还是二人首次网上相见。
2月24日，喜欢读书的人被一条刷屏的消息震惊：那是一份来自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的求助信。开头第一句话，这位作家说：
“疫情迟迟没有尽头，书店撑不住了。”
许知远在信中坦承，受疫情影响，书店的客流量只有平时的十分之一，平均每天只能卖出 15本书。在信的最后，他诚恳地吁请人们帮帮书店。
单向空间传出坏消息后，独立书店的整体危机也进入了公众视野。对杭州晓风书屋的创始人朱钰芳来说，这是她创立书店25年来的至暗时刻，“比03年还严重”；在南京，为众多读者喜欢的“先锋书店”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重庆，这座江城的文化符号“经典书店”也快撑不下去。
新冠疫情以来，人们已近两月不再逛街，这对依赖线下渠道的独立书店来说，等于“被卡住了脖子”。朱钰芳从未想过，独立书店能跟淘宝直播产生关系，毕竟，前者深沉老派，而后者则喧嚣得多。
她创立晓风书屋的初衷很简单：想要一家理想的书店。
90年代初的书店远不是现在的样子，朱钰芳还记得少时的读书经历，那时的书店像供销社，销售员和读者间隔着柜台，书摆在销售员身后的立架上，读者无法直接摸到书，每次逛书店，总要犹豫、挑选很久，才敢让售货员拿一本。
这不是朱钰芳期待中书店的样子，在她的设想里，书店应该是个开放的公共空间，读者来去自如，与书亲密无间。她决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
经过25年，朱钰芳已经在杭州开起了15家晓风书屋。然而这一切，眼下却可能因突然袭来的疫情归零。
当许知远给朱钰芳打来电话沟通淘宝直播时，她正隔离在家陪孩子，虽有疑虑，但更希望书店“尽量撑下去”。后来那场淘宝直播，共有6家国内独立书店参加，晓风书屋卖出数百个装有书籍的“盲袋”，与许知远连麦时，有句话让朱钰芳印象深刻，他说：
“有人在说直播背叛传统，这不是瞎说吗？所有的时代都需要新的载体。”
是啊，在每一个时代，知识都应该找到新的形式与时代沟通。
疫情的紧张态势里，这个时代的文化消费也正在悄然变奏。
朱钰芳如今在晓风书屋里开辟了淘宝直播专区，经过专门的布置，不仅她本人出镜，书店的年轻店员也拥有淘宝主播的新身份。
朱钰芳喜欢在淘宝直播上给大家念书。受访者供图
在她眼里，晓风书屋更像某种连结体，一群爱书的人在这里阅读、成长、生活。就像许知远在那封求助信里引述的话：
“在书店里，人永远都不会感到孤独。”
25年过去了，少年时就在晓风书屋读书的人长大了，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再来书店。朱钰芳希望，这种东西在网络空间也可以延续。
事关每一个人的生活
更多的变化，事关每一个人的生活。
更多人宅在家中，就游历了远方——
远在青藏高原的藏族青年多吉平措，为布达拉宫准备了1388年历史上的第一次淘宝直播，吸引了全国各地近百万人围观。
3月1日，布达拉宫的讲解员正在进行直播。来源新华网
更多人学会了在网上找医生——
为了避免疫情期间恐慌性就诊，造成医疗资源挤兑，阿里健康免费开放了在线问诊功能，几天内，全国共有超过200万人因得到在线问诊，避免了可能的交叉感染。
更多人关心起了粮食和蔬菜——
平时被外卖、餐馆和公司食堂养活着的年轻人们，开始系上围裙，自己动手做饭。天猫数据显示，电烤箱、多功能料理锅和洗碗机的销量，都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不少。
在封闭的小区里，越来越多老人在儿女和社工帮助下学会网购，用盒马买菜，用饿了吗点餐。在一些地区，上盒马抢菜的老年人，甚至逼得年轻人不得不跟着早起。
更多人在网上有了新的邻居——
疫情期间，闲鱼同城在武汉地区的交易暴增200%，且绝大部分都发生在1到2公里以内。许多宝贝的标价变成了0.01元、0.1元或者1元，它们的总量在1000万左右。这意味，那些宝贝本来就是打算送给邻居的。
在物资紧缺、物流受限的地方，闲鱼上以物易物的行为，让中止的日常交往得以恢复，很多人通过买卖成了朋友。
在武汉，3万猫奴在闲鱼上接力，为那些主人不能返回的留守猫咪送去水和罐头。由于需要饲主提前联系好开锁师傅，短期的疫情，竟然催火了开锁等职业。
一些熟悉的场景也由此在中国人记忆里被唤醒，那是曾经发生在四合院、小巷、弄堂里的故事，张家做菜缺块姜，李家修椅子没有钉子，只要能说一声，都可以在隔壁邻居家找到。因隔离而陷入孤岛的人们，却在互联网上重拾着逝去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饿了么骑手赵彬，一直坚持用相机记录着武汉，从过去热闹的路边摊，到疫情期间无人的街头，都定格在了他的镜头下。
有时他看着空荡荡的街头想，等疫情结束了，大家都从房子里跑出来庆祝的时候，他一定要拍下陌生人拥抱在一起的照片
3月18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0例。赵彬期待的那天，大概不会太远了。
这场疫情过去以后，人们或许会发现，每一点改变，都是为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