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申军良寻子案背后，是9个家庭心碎的十余年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近年来，因为警方加强打击排查，以及一项名为“跨年龄人脸识别”的新技术在拐卖儿童案中发挥作用，申军良找回了自己十几年前被抢走的孩子。但“宝贝回家”的路仍然漫长。和申军良家同案的9个被拐儿童家庭，还有6个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每寻回一个孩子，对剩下的家庭来说既增加了一点希望，又多了一次心痛。
申聪回家
阔别15年，第一眼见到申聪，申军良便认出“这是我儿子”。
那天是3月7日傍晚，在广州市增城区公安分局，他和妻子先被带进了会议室。不一会儿，他听见门外过道里传来工作人员急促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我儿子可能快来了”。警察带着申聪推门而入时，申军良觉得儿子和想象中有些不一样。他脑海中还是申聪小时候脸蛋圆圆的样子，但眼前是个清瘦少年。春节前，警察曾给他看过申聪的照片，“那可能是一张小学的寸照，和他本人还是有点区别”。但血缘依然留下了印记，申聪长得“像是他两个弟弟的综合”。唯一不同的是，16岁的申聪身高1米7，而14岁的弟弟已经1米72，就连12岁的小弟弟也有1米6几。“我想申聪怎么也应该有1米8了才对”，这让申军良有些心酸。
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2020年3月6日通报：2005年1月4日，在广州增城沙庄街江龙大道的出租屋内，两名男子入室抢走了申军良当时才1岁的儿子申某。15年后，增城警方在上级公安机关的指挥和梅州警方的支持配合下，终于寻找回被抢走的少年申某。2020年3月7日晚22点，广州市公安局再次发布通报称：今晚19时许，在双方意愿下，广州增城警方安排了申军良夫妇与失散15年的儿子申某团聚。
申军良记得，3月7日上午11点，警方就用私家车把他和妻子、亲友一行4人，从维也纳酒店带到了增城刑警大队。那时门口已经聚集了几十家从全国各地闻讯赶来的媒体，摄像机的长枪短炮包围着他们。妻子腿软得快要下不了车，“差不多瘫了”。一进刑警大队的大门，夫妻俩便嚎啕大哭。警察说：“你们这样怎么行，会吓坏孩子的。”便让他们先办理一些案件相关的手续，顺带调整情绪。
3月7日下午，广州警方在增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召开新闻发布会。据增城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光日介绍，申聪是个阳光、健康的孩子，喜欢打篮球。经鉴定，他和申军良夫妇符合亲缘关系。知晓身世后，警方请心理专家一直在对他进行心理疏导。据申军良向本刊介绍，这些年来，申聪生活在梅州农村。养父母长期在深圳打工，从小由奶奶带大。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经济环境不算好，“到现在还和弟弟睡一张床”。申聪告诉他，认亲以前，自己已经和养母隔离了两天。
插画|吴和平c
见到儿子后，申军良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些年你在哪里？知不知道你爸爸一直在找你？”那时申军良已经连续三天没合眼了，房间里有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增城警方等各级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和心理专家，“满满都是人”。他觉得头晕，想呕吐，说不出话来，只看见儿子拍着妈妈的背。儿子说，前段时间看见过寻找申聪的新闻，没想到自己就是申聪。他对心理辅导老师说，“比电影还刺激”。
此前，申军良曾向媒体表示，担心儿子是否能够回归原生家庭。据一位寻子父亲向本刊介绍，2019年11月，两名被拐儿童被找回后，和亲生父母相处并不融洽。孩子只在认亲时和父母一起吃过饭，目前仍生活在养父母家里，“经常发信息也不回”。疫情期间亲生父亲给孩子转了一千块钱，还被退回了。
但幸运的是，15年的分离似乎并未在申家造成难以弥合的沟渠。申军良对本刊说，自己最近过得很幸福。申聪和两个弟弟一见如故，刚见面便玩了1个小时棋，“玩得很嗨”。听到申军良说河南周口的爷爷奶奶已经年过七旬，身体不好，这些年一直惦念着他，申聪便决定跟随亲生父母回去看爷爷奶奶。凌晨开车回周口老家时，申军良太困了，便把车停在服务区休息。睡了一个小时醒来，发现申聪把棉袄脱下来，盖在他身上，自己只穿了一件薄长袖，抱着双臂睁眼坐在一旁。“懂事”是他觉得申聪像申家人的一个特质——在服务区时，妻子怕儿子饿，想买一个20块钱的菠萝，申聪不让买。“两个弟弟从小也这样。”申军良对本刊记者说，“每次去商店，如果某样东西卖一块钱，他们总要转一圈，找到有五毛钱的”。
回河南周口见到爷爷奶奶后，申聪会睁大眼睛听奶奶说话，听不懂河南口音时，便比划手势，或者转头请身边人翻译。有时也会兴奋地说，“这句我听懂了！”最近，妻子常常在百度上研究菜谱，给申聪做他爱吃的红烧鱼。儿子上网课时，申军也拿着本子在一旁听，方便日后辅导。他几乎24小时都和申聪在一起。3月14日晚8点，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前，他刚接了两个小时电话。“你看这都出来多久了。”他有点急着想回家。
申军良对本刊说，申聪在广东时学习成绩不算好，原本打算初中毕业后当兵。但和亲生父母相认后，申聪对他说，自己想在济南上一个好的中学，以后考好大学。申军良很欣慰，但也告诉他，自己这些年为了寻亲已经欠下五十多万外债，家徒四壁，连个坐的沙发都没有，不过他竭力想让和儿子的重逢光彩体面。去广州见儿子前，申军良托朋友帮他给儿子买了两千元的新衣服，“连袜子都60块钱一双”。
申军良说，最近申聪和他都曾和养父母通过电话。据增城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光日介绍，操作申聪买卖一事的是养父的父亲，已于六年前去世。此前，其代理律师付建曾对向媒体表示，“考虑对申聪养父母提起诉讼”。对此，申军良向本刊表示暂不回应。
9个家庭，10年寻亲
申聪回家的背后，是9个家庭心碎的十余年。
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3月至6月，拐卖申聪的涉案嫌疑人张维平、周容平等人先后落网。2018年12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张维平等五人拐卖儿童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判决书显示，2003年至2005年期间，张维平等人通过结识被拐卖儿童家人，贩卖儿童牟利，涉及九名被拐儿童。据张维平交代，这九起拐卖儿童案，均通过一名被称为“梅姨”的中间人完成交易。除了一个孩子卖到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其他8名男童都卖到河源市的紫金县。此案也因至今未确认是否存在的神秘中间人“梅姨”，而被公众广为知晓。
2017年起，这九家在绝望中泅渡的失子家庭，曾在一段时间内被共同的不幸命运连在一起。其中一位父亲李树全对本刊记者说，有两家人他只在开庭时见过，“好像说连来的路费都是借的”。剩下的七家人在申军良的召集下建了一个微信群，一起前往紫金县寻子。他们找孩子的方式较为有限——在紫金县的各中学门口发寻人启事，拉着横幅，放《宝贝回家》的音乐，在大街小巷穿行。
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曾多次陪同申军良南下找人。上官正义又名“仔仔”，是著名打拐志愿者，时常协助各地警方办案。2009年，公安部曾两次邀请他参加“打拐”座谈会。在陪伴申军良寻子的过程中，两人通常分别从北京、济南出发，轻装上阵，只背一个小包。上官正义的包里一般装着两三套衣服，而申军良包里装的都是寻人启事，有一次复印了400张A4纸，“你可想而知，还是挺沉的。”上官正义对本刊记者回忆。
但这样的寻找通常没有什么结果——几天密集地走街串巷，打听消息，发放传单，勉力抱着一丝不灭的希望向不同的陌生人问相同的问题。一起行动时都沉默少言，一无所获各自回家后也彼此很少联系。寻子这件事的沉重，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一旦进入，就像背上了一块无法挪移的巨石，让人无法说话，甚至无法痛快地喘口气。申军良偶尔会在深夜十一二点突然打来电话，隔着听筒，上官正义听出他喝了酒——申军良平时不喝酒，只有心里不知道怎么办时，才会喝一点。“他有那么多亲戚，那么多朋友，为什么突然找我？可能有一些事，他不好跟身边人讲。”
电话那头，申军良说的话都大同小异。“这个线索为什么断了”“孩子就算被卖到紫金县，那么小的县城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为什么就是没有？”也有好几次，他说自己快撑不住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觉得他应该没想过放弃，但他的支撑力量是有限的”，上官正义说。这些年交往不少，申军良的拮据他都看在眼里。他对本刊记者说，每次南下寻人，通常都有媒体同行，申军良的许多花销都由记者负担——食宿都靠蹭，“对于一个男人来讲，这种压力还是蛮大的。”申军良则对本刊记者说，家人没直接说过放弃，但母亲有时也会委婉地提醒他，要不先工作挣些钱再出去找。
2018年，七家失子家庭建立的联盟瓦解。在申军良看来，其他家庭的父母都逐渐“回归家庭”了。以前只要有线索，七家人都一起行动，奔往线索指示的方向，挨家挨户打听，吃住都在一起。但后来有的家庭会以做生意、赶回家喂猪等理由，参与行动两三天便走了。多位其他家庭的父亲则对本刊记者说，经济上的分歧或许是联盟瓦解的主要原因。比如申军良提出每家人出几千块请律师——好几个家庭都觉得负担过重。但在放下工作，全力寻子的申军良看来，为了找到孩子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他告诉本刊记者，请一个律师的费用要3万5，仅出门复印寻人启事，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些都是不得不花的成本。后来他在群里问，有没有人再一起去紫金，消息都石沉大海，没有人说话。2018年年底，申军良便解散了微信群。
警方追查
3月5日晚9点，也就是广州市公安局发布找到申聪的官方通报前，已经知道消息的上官正义发了条朋友圈，提到增城警方在张维平落网后的4年期间，将民间举报的“上万信息逐一梳理排查”。这轮信息风暴源自案犯张维平落网后的供述，或者说是“误导”。
在张维平的供述里，有一个重要线索是中间人“梅姨”——九起拐卖儿童案都是通过她完成交易。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根据张维平的供述和调查，公布了“梅姨”的模拟素描画像，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画像公布后，全国举报线索不断涌来。#记住梅姨的长相#成为当时微博热点话题，阅读量达到4亿，超过6万名网友参与讨论。几天之内，在全国多地都有网友称找到了梅姨。但最后均证实为传言。
上官正义告诉本刊记者，一位当时主要负责申聪案的广州刑警曾告诉他，张维平的反侦查能力极强，落网后对审讯也很抗拒。警方曾让张维平的亲人录制视频，劝诫其坦白从宽，但没什么效果。张维平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误导警方，故意提供了错误的线索。2018年，上官正义接到举报，河源县当地一位姓梅的人很像“梅姨”。他赶到河源县，将照片发给增城警方。警方出示给张维平后，他在几次提审时说话前后矛盾，“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后来警方通过调查行动轨迹排除了此人的嫌疑。
3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增城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光日亦表示，2017年以来广州警方接到全国各地关于梅姨的举报信息，均逐一核查，全部查否。同时亦表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梅姨存在或不存在。
2010年3月，公安部和两高、司法部等四部门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明确儿童、少女失踪算刑案立案侦查，一报警就立刻启动刑事侦查。在此之前，警方都需要在被拐儿童失踪24小时后才出警，这往往会错过案件侦破的“黄金24小时”。孙海洋是电影《亲爱的》中张译饰演的原型人物，他的孩子2007年10月在深圳白石洲被人偷走，孙海洋自此走上寻子之路。他收集了3000多个丢失孩子的名单，几乎全部都是在孩子丢失后24小时才出警的。“这就是导致这么多孩子失踪的主要原因。”孙海洋对本刊记者说，“找到孩子最关键的时机是24小时之内。24小时之后孩子（可能）已经出省了。
《亲爱的》剧照
据上官正义向本刊介绍，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现案破案率确实很高，“几乎快达到100%了”。但由于早年间天网系统还未普及等历史原因，类似申聪这样的陈年旧案破获仍然很有难度。不过2017年后，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和逐步完善，让这些陈年旧案也渐渐迎来了转机。
据广州市公安局通报，2019年12月以来，广东警方应用智慧新警务技术，不断缩小和锁定被拐儿童申某的查找范围，终于在梅州找到少年申某。3月13日，某知名互联网公司相关项目宣传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该公司的“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技术”确实有协助警方寻找申聪。2019年，该技术就曾通过一张3岁模糊照片找回被拐10年儿童，截至当年6月，同案10名被拐儿童有7名被找回，“跨年龄识别人脸的准确率达到了96%以上”。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目前“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广东全省范围内使用，但还未在全国大面积铺开，主要原因不在于技术提供方，而在于各地警方的意愿和开放度。常年与公安系统打交道的孙海洋对本刊记者分析，利用技术比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照片后，会得出不同比例的相似度，警方需要根据比对结果实地追查，这涉及到警力、物力等成本。“比方说深圳不缺经费，那相似度60%、70%、80%都会去追查”，但财力不那么雄厚的地方，可能这项技术的推行度就会减弱。另外在一些人口买卖大省，该项技术的成功还可能触及地方利益。被拐卖的孩子大多都在当地落户，一旦破案后，可能产生一系列追责问题：“被拐孩子的户口是怎么上的？会不会被追究责任？”这些都会促使当地警方不愿意推动新技术的应用。
还在等待的家庭
和申军良家一起，因为人贩子张维平和不知真假的中间人“梅姨”联系起来的九个被拐儿童家庭，还有6个家庭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
听说申聪被找回后，3月6日中午，李树全夫妇从湖南永州开车赶往增城，想去给申军良道喜，顺便向警方打听自己儿子的消息。通常要开6个小时的路程，那天只用了5个多小时。李树全出门时把手机忘在家里，回来看到短信显示，他在高速公路上超速了好几次。湖南广东两省交界处限速8、90码的地方，他开到了120码。
这九个家庭中，李树全是较为特殊的一位——他认识人贩子张维平，甚至还帮助过他。2005年，李树全在惠州市博罗县龙华镇的出租屋内，认识了住在隔壁10米外的张维平。那时张自称是四川人，在这里没有老乡。李树全看他可怜，便在几个月里担当起照顾他的角色——第一次见面时，张维平脚化脓了，躺在出租屋里，桌上只有一些凉拌菜，李树全便去诊所给他买了20块钱药。张维平没有工作，李树全便介绍他去自己干活的工地。广东闷热的夏天，他骑自行车带张在山间行十几里路去工作。他甚至让缺钱的张维平住到了自己家中，直到8月份，听李树全妻子说要带儿子李成青回湖南老家后，张维平便以“买包子”为名拐走了孩子。
2017年，该案在广州公开审理时，李树全曾在法庭上喊：“张维平，我对你这么好，你还抱走我孩子。”他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张维平转过头来，看了他十多秒，“他眼神好像有点难过”。正因如此，这次去广州，在增城刑警大队何队长的办公室，李树全再次询问自己能不能见张维平一面——他觉得张维平或许会心怀愧疚，多透露一些自己儿子的线索，但被警方拒绝。
听说找回申聪的第二天，江西赣州的钟丁酉给何队长打电话，询问自己孩子的信息。他的孩子也是九个被拐孩子中的一员——2004年12月31日，钟丁酉的儿子钟彬在广州增城被工友张维平以带孩子去对面买东西为借口拐走，家里仅剩一张儿子八个月大的照片。钟丁酉自此踏上寻子之路，十几年来光传单就发了20多万份，在外面睡过大街，睡过公园，现在还欠着二三十万外债。
何队长跟钟丁酉说：“再等等”。那天夜里11点，钟丁酉就回房睡了。凌晨1点多，他忽然醒来。在黑暗中看着10多平米的出租屋，他想起许多往事。儿子钟彬才1岁多就会给自己泡奶粉。睡觉时，小小的他会自己爬上床。“别人的小孩找到了，我的小孩还没找到。”他捂在被子里不敢出声，眼睛已经流不出泪来，“心里哭得很辛苦”。
“这是每个没有找到孩子的家长的一种常态吧。”寻子13年的孙海洋对本刊记者说。2011年，曾和他一起寻子的好伙伴找回了孩子。在机场接孩子时，记者的摄像头都对准了他的朋友，孙海洋站在聚光灯的外面，“内心很痛苦很矛盾。”孙海洋对本刊记者回忆：“人家问我，我说很高兴，他的孩子找到了，我也看到希望了，其实内心很痛苦。我回来后有一个记者跟过来采访我，我记得是辽宁卫视的。她第一句话就问我，在机场把朋友的孩子接到，所有人都在欢呼，你说说你真正的内心，当时是怎么想的？就这么一句话，我就开始大哭起来，坐在凳子上都坐不好了，把所有人都吓到。痛哭，眼泪拼命往外面流。我以为全世界都没有人来问我的内心，有一个人还站在我的角度，问我这句话，戳到我心里。所以后来还有其他的一些家长找到孩子的时候，这种场面我不去了，很痛很痛的。”
2018年，张维平等五人拐案儿童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时，法院曾以拐卖儿童罪分别判处张维平、周容平死刑；杨朝平、刘正洪无期徒刑以及陈寿碧有期徒刑十年。3月14日，申军良向本刊记者表示，希望对张维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引起了其他几个家庭的不安，他们认为应该在所有孩子都找回后才能执行死刑，以免断了线索。申聪找回后，剩下的几个家庭重新组建了微信群。李树全说，等疫情结束后，他们决定再去紫金县寻找自己的孩子。
特约记者|应莱
实习记者|张瑾
责任编辑：范斯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