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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郑恺:他们缺的是人间最后的关爱

原标题:志愿者郑恺:他们缺的是人间最后的关爱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疫情把整座城市卷进车轮,大部分人是被动的,也有一些人,主动加入,在城里奔波,心怀侠义精神,为武汉人做点事。

记者|驳静(发自武汉)

摄影|黄宇

夜间

“都有,我们什么都有。”

志愿者给我发了个定位,没说几点得到,只说防护用品齐全。我匆匆准备出门,心想那自然是越快越好。这时是晚上8点,摄影师老黄跟另一位同事出去采访,接到我消息时车刚开到酒店楼下,回来得正是时候。听我说完,老黄干脆没上楼。我抓了一个口罩戴上,想了想,又往包里塞了两件隔离衣,下楼去跟他会合。

定位是间小酒馆,在武昌区友谊大道与和平大道之间,隔江与我们所在的酒店相望,只需穿过长江二桥,20分钟到达。

我在车上跟老黄同步我知道的信息。实际情况是,我知道的并不多,只知道我们前往小酒馆,与几个志愿者在那里会合。到小酒馆后,在这里穿戴齐整防护用品,再一同前往新冠肺炎患者家中。接头人叫郑恺,志愿者之一,这些天一直在响应网上的求助。微博上“肺炎患者求助超话”曝光度很高,许多情急之下无可奈何的患者,将病症等情况发到这个“超话”中,它们被大量转发,还经常以截图形式传播在微信朋友圈中。求助者的姓名与电话,就这样传播在互联网世界中。

2月7日晚,一位近80岁的婆婆在家中去世,志愿者将消息发在朋友圈,“奶奶没了脉搏,不需要床位了”。郑恺与另外两位志愿者,晚上一同去处理后事。

一进小酒馆,气氛紧张,这是我到武汉的第四天。我上午曾去隔离酒店,与为家人求医的年轻人周洋一同看望他爷爷,中午也曾到天佑医院门诊大厅,但都没有此时此刻气氛紧张。我感到心跳加速,一是因为郑恺语速急促,指导我们穿戴,一面又不断接电话、发信息,仿佛有一万件事同时需要他处理。二是因为小酒馆灯光暗淡,视野不清,吧台里黑漆漆,外间亮着灯,不过也勉强够看,我们沿着吧台走到酒馆最深处,在此处边穿戴边提问,像是地下党接头;地上散落几箱防护物资,桌上也有口罩等一应装备,果然如先前所说,“东西都有”。三是因为,就在10公里外,死者家属正在等我们。家属有儿子陆国修,年过半百,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孙女陆海月,二十出头,正不知所措。出发迫在眉睫。

两辆车,他们在前,我跟老黄紧随其后。车停在武昌区中南路附近的一条街上,然后步行进入。

夜色厚重,小区里路灯同样暗淡。一团人围在社区服务中心门前,有穿保安制服者,也有像我们这样全副武装者,另外还有两辆派出所的SUV停在社区门口。几分钟后这两辆车先走一步,车道狭窄,调头时颇为费力,在场的人目光大都被它们吸引,目送其离开。其中一辆车的车窗缓缓落下,一个声音对着郑恺的方向说“那辛苦你们了”,郑恺圆滑应对,“应该的应该的”。人群外围,有一年轻姑娘,穿着粉色摇粒绒睡裤,黑色羽绒外套,脸上简单戴一口罩,面目看不大清楚,但眼睛里透着一股力量。见我同她谈话,立刻往右移动两步,“最好离我远一点”,“我虽然没做过检查,但我肯定是感染的了”。隔着大约三米,我们谈了几句。我没敢多问,她声音里明显带哭腔,刚刚去世的,正是她奶奶。

志愿者郑恺:他们缺的是人间最后的关爱

郑恺向社区工作人员咨询,新冠肺炎病人在家中离世后,接下来是何种程序。得知,第一,打给疾控中心,由他们派人来消毒;第二,办死亡证明;第三,殡仪馆来车把尸体接走。

等人群散去,包括郑恺在内的三位志愿者与我、老黄以及陆海月一行人,转移阵地,前往陆海月家所在那栋楼。此时已是晚上9点半。

志愿者郑恺:他们缺的是人间最后的关爱

2月7日,陆海月说,“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上三楼。门开着,陆海月、三位志愿者和老黄依次入内,我殿后,等我走到门前,已经踏不进去——客厅太小了,一下挤进去五六个人,又都是穿戴着防护服、拿着工具的,已没有太多空间供人转身。我站在门口张望。这是个两室一厅,没有玄关,大门正对厨房门,厨房门紧闭。右手两间卧室门,一间关着,一间敞开,敞开的门里走出来陆国修,他正在穿外套,手里活动着,人却沉默不语,只是站在那里,没有跟众人寒暄。而紧闭的门内,躺着几个小时前去世的陆海月的奶奶。

几分钟后,我还是进屋了,刚在门外听起来还比较隐约的狗叫声,变得清晰起来,听声音方向,正是正前方,想必是关在厨房里,一声紧似一声,或许是被关得久了。陆海月收拾着两只口袋,终于问:“狗怎么办?”郑恺答:“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得了狗。”

志愿者带着大喷壶,要对海月奶奶的房间大肆消毒。疾控中心在电话中告诉郑恺,他们会来,但是要等,前面还排了7户。后来疾控中心一位30岁左右的男性工作人员向我确认,他们原本的确需要第二天才能过来消毒。7户,每户人家平均要花去他们两个小时,轮到陆家,起码得第二天中午。

志愿者郑恺:他们缺的是人间最后的关爱

不过即便当晚消毒完毕,陆海月父女,这个晚上仍然不可能留在这间房子里过夜。首先,从小到大,陆海月都是跟奶奶睡一个屋、一张床,虽然是头对着脚,也是亲密无间。现在已故的奶奶不得不继续留在屋里,家里还剩一个房间,一对父女,无处可去。

摆在郑恺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安置他们。

最理想的做法,当然是社区出面,给他们安排到隔离酒店。陆国修早就确诊,核酸检测呈阳性,曾高烧39.8摄氏度,居家隔离几天后,烧退了,症状减轻,如果放到若干天后,“应收尽收”政策下,可以住进方舱医院。而陆海月,作为密切接触者,也该由隔离酒店接收,从做核酸检测开始,一步步往前走。但此时此刻,情势逼人,社区并没有插手的意思。

我想起白天,和老黄到过一家叫作艳阳天的隔离酒店,当时是跟着年轻人周洋去看望爷爷,分明在那里看到有多间空房。病急乱投医,我提议,可以去“艳阳天”碰碰运气。不过,一来手中没有街道出具的证明,二来他们不在同一辖区,能被接收的可能性不大。

郑恺招呼陆海月父女上另一辆车,自己则上了我们的车,他在地图上找到一家最近的酒店,十几分钟可达。老黄开车,我在副驾驶,郑恺在后座,他探过身来,口中念念有词,像是与我们商量:“这酒店才200块一晚,他们又刚死了最亲的人,想再找找别的酒店。”郑恺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一个刚失去了祖母,一个刚失去了母亲,二人这个晚上的归宿,如果是破陋的小旅店,他心中不忍。

两辆车行进在夜色中的武汉,这回是我们的车在前,另一辆车在后,只不过大家都不知道去往何处。老黄开着车,为没有明确目的地感到踌躇,我回头看郑恺,等他拿主意。犹豫几分钟后,他在后座拨通了一个电话,语气仍十分急迫:“你们今晚还有房吗”,“套间也行”,“我有钱,一万块够吗”?挂掉电话,紧急调头,他为父女二人找到一间他认为过得去的酒店。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时期竟然还有开门迎客的酒店。

找到落脚点,郑恺放松下来,开始同我们讲述当天下午发生的事。

傍晚

2月7日傍晚发生的事,是一位病重老人离世的过程。这几幕不容易叙述,也不容易还原,但陆海月忘不掉。第三天,她住进隔离酒店,一周后,又得以住进方舱,不管换到哪里,晚上都睡不好,总想着奶奶和狗。当时她和爸爸就在奶奶身边,在场者除了他们父女,郑恺也能算半个,他通过视频见到了海月奶奶最后一面。

陆海月一家是郑恺投入志愿者行动之后,救助的第二个家庭。郑恺第一次去陆海月家,带了肉和泡面等食物,还有口罩和电热毯。陆海月去路口接他,见他拎着两大袋东西,下着雨,没打伞。陆海月心想,这种时候,连自家亲戚都不愿意上家里来了,这个人却要上楼。郑恺是那种“上楼”“到病房里去”的类型。不上楼,他就发现不了后来他总跟我提起的几件事,一是陆家家里几乎没吃的,二是家里非常冷,有空调,但舍不得开,没有热水器,唯一的热水来源是一只烧水的壶。陆海月听郑恺说,第二天他会再来。自从求助信息在网上发布,陆海月接到无数电话,许多人给她出主意,让她去某个医院试试运气,让她给某个热线打电话,像郑恺这样直接杀到家里的,几乎没有。

第二天就是2月7日。下午,郑恺给陆家消完毒,安抚老人家,说:“在家好好养病,一定会去医院的。”接着郑恺就去社区反映老人的情况。

一直以来,海月奶奶没有力气,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最早是陆国修出现新冠肺炎症状,2月2日,陆国修去第七医院做检查,凌晨到家,CT片显示双肺感染,核酸检测结果2月5日也拿到了,是阳性。连续几天都高烧不退,之后家中一老一小相继出现症状。奶奶病后,陆海月的两个姑姑也会来送药送食物,但照顾起居、操心病床、对外求助,这些事都得依靠陆海月。她腾不出空去做检测,家里两个病人,离不了人。不过陆海月心里明白,自己多半也得病了,她头昏,腹泻,偶尔体温会上升,并且嘴巴一直发干。没吃对症的药,也没做检查,陆海月依靠的是“自己的心态”,“所有的器官都在做努力”,就这么撑着。

陆海月的家

陆海月的家

这天傍晚,海月奶奶靠自己爬下床,坐上痰盂。痰盂受力不均,歪了,老人家倾倒在地。一片狼藉,陆海月心中慌乱,她试图把奶奶提起来,使了大劲,仍然提不动。她去隔壁房间把爸爸叫过来,两人合力,仍以失败告终。她哭着跑去社区,想求人帮忙,与社区工作人员的交涉超过5分钟,交涉片段,陆海月录了音,她后来有播给我听。我听到的是情绪越来越激动的两个人,一个是年轻姑娘,惊慌失措地去求救,一个是中年男子,听到了令他感到匪夷所思的诉求。双方不欢而散。

被社区的工作人员拒绝后,海月又赶紧跑回家。其间,她打了所有急救电话,又与郑恺拨通视频电话。镜头对着奶奶,郑恺让她去试探体温,陆海月伸手试了手背、额头,“都是冰的”。视频里,郑恺看到了老人的眼睛,瞳孔里的光消散了。郑恺最后让陆海月去按颈动脉,陆海月照做,“脉搏也没了”。手机“啪嗒”一声掉到地上。再打,陆海月就不接了。六七分钟后,才重新通上话。

陆海月后来告诉我,奶奶一直以来都没有力气,一直都给她一种快不行了的感觉,呼吸有很大问题,所以没让她戴口罩,因为一戴上口罩就更喘不上气。但她能感觉到奶奶想活着,“她跟我说,自己怎么办,这样怎么办,要是有医院就好了”。“我不敢相信奶奶是以这种方式离开的。体温、脉搏,全部都试了,我还一直摇她,不动,敲她,还是一动不动。”讲到这里,我没再往下问,语言咽入肚中,没发出任何声响。

陆海月从小由爷爷奶奶养大。她听邻居说,她刚出生时,她妈妈把她“丢在门口”。当时对门也住着一个孕妇,一开门看到对面家门口有一个娃,敲门,是奶奶开的。奶奶一看那个娃,就知道是谁,她把孩子抱回家,养了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陆国修也不在家,他在外面打工,海月就跟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直到五年前,爷爷去世,陆国修才回武汉,跟一老一小住到了一起。关在厨房里的狗,就是爷爷去世后开始养的,“奶奶一个人怕孤独,狗陪她这么多年。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狗”。狗没有名字,陆海月管它叫“弟弟”。

志愿者郑恺:他们缺的是人间最后的关爱

打小海月就跟奶奶睡一个屋、一张床,长大一点后是头对着脚这样睡。懂事起,就开始帮奶奶打胰岛素。当然主要是奶奶自己操作,不过海月负责拿手电筒照着,早上打12个单位,上到“13”,排气,海月充当眼睛,盯着胰岛素笔上这些数字。还得负责拿棉签蘸酒精,出血了给按上。从前为了给海月支付学费,爷爷退休后还去琴行做保安,有一次回家路上叫车撞了,也默默回了家,腿上血淋淋一片,海月记得。奶奶也非常善良,总照顾楼下的流浪狗,有时候下楼喂,实在下不去,拿绳子吊着一个碗,装上食物放下楼。

一家人都特别怕麻烦别人,海月继承了这种性格。自疫情在家中蔓延,并且自己也有症状以来,海月也找过社区,大都是打电话,偶尔上门去求救,也都站在门口,离人两米远。一直到最后情况不可控,她才上网发了求助。

更早之前

郑恺,武汉本地人,1982年出生,父亲是铁路公安,他自己后来也进入铁路系统工作,在动车上做列车员,武汉九省通衢,郑恺跟着铁路跑过很多地方。不过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警察。

志愿者郑恺的自拍

志愿者郑恺的自拍

郑恺父亲退休之前任职于铁路公安巡警大队,当年家里有不少卷宗,反扒的、缉毒的,应有尽有。郑恺读着这些案件分析长大,从小就擅长侦查与反侦查,脑子里一派对行侠仗义、扶弱济困的向往之情。小时他经常被爹妈锁在家里,卷宗给他灵感,他想到办法,不开门不用钥匙,从七楼阳台翻出去,再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里。有一次在游戏厅兴奋过了头,忘了回家时间,爹妈一回家发现门窗是好的,孩子没了,报了警,这个捉迷藏的游戏才告一段落。除此之外就是读金庸,对侠客痴迷,最喜欢令狐冲和东方不败,前者桀骜不驯,后者特立独行,是他最喜欢的两个人物。

1998年,郑恺16岁,应征入伍,服役于湖北省武警总队。第二年,郑恺就跟部队去抗洪,驻地在湖北省松滋市的一个县,住在一间学校。有一天,郑恺与战友抬一桶热水,喊“1、2、3,抬”,战友抬早了一个数,开水眼看要荡出水桶,旁边站着个孩子,郑恺抬脚将孩子踢开,开水泼了一大片在手上。烫伤严重,抹烫伤膏了事。之后晚上巡堤,二人一组,发现“管涌”,紧急抢险,搬了不少大石块,烫伤处溃烂得更加不堪。这给郑恺留下长久的后遗症,普通人徒手从蒸笼里抢个馒头,不在话下,郑恺不成,他非得用筷子夹,纸杯接热水他不敢,端碗热鸡汤也发怵。手后来恢复了,心里仍对烫的东西怀有恐惧。

在部队服役五年,郑恺错过当警察的机会,退役后进了铁路局。直到前几年,他还在动这方面的脑筋,听说法国有一个“外籍军团”武装部队,允许外籍国民加入,被军团接收后,能干五年,“有犯罪记录的也可以抹去,获得新身份”。他在网上研究,后来觉得这条路过于艰难,终于作罢。

不过在列车上工作,也能碰到冒险经历。从深圳回武汉列车上有位常客,时常给郑恺一两包烟,郑恺对他有印象。有一回二人聊起了天,郑恺带他下车,请他喝酒唱歌。酒过三巡,对方借郑恺手机打电话,一打就再没回来。手机是诺基亚E71,上市没多久,还挺值钱。郑恺从对方留下的手机里找到线索,冒充姑娘,加他QQ,还真把人给找着了。就在一个网吧,郑恺带着几个人把这家伙给揍了一顿,把人给押进了派出所。郑恺把年轻时的照片给我看过,相貌堂堂,很有“小生”像,部队五年,身体底子也好,做起事来很不惜力。

现在自己的城市遇到劫难,郑恺想各种办法出力。最开始是帮人对接一点物资,偶尔送一趟货到医院,零星做点事。有一天在朋友圈看到李淼的情况,他问朋友,情况是否属实。很快他就入了几个群,在群友支持下,迅速去医院看望李淼,比接触陆海月一家早不了几天。

志愿者的防护用品也并不达标,只能是尽力为之(摄于2月7日)

志愿者的防护用品也并不达标,只能是尽力为之(摄于2月7日)

现在想来,李淼与陆海月一家真是非常相似。李淼才上初中,与他奶奶相依为命。郑恺见到李淼的时候,已经有志愿者把他奶奶送到医院,不过当时床位紧张,李淼奶奶就在留观室吸氧、耗着。李淼到医院楼下见郑恺时,抵触情绪非常重,他第一句话是:“要是我奶奶没了,我就跟她一起死。”郑恺去李淼家里,第一件事仍是消毒。拖地时,第一个拖把拖一下,断了,李淼又找出一个,一拖,又断了,郑恺随口问:“你们家没个好的拖把吗?”孩子说了一句:“我们家的拖把都是奶奶捡回来的。”

这两句话对郑恺刺激很大。至于陆海月,存在郑恺心中的话是“家里只有这么大一个壶能烧点热水”,以及“十几天没洗澡了”。话语交织在郑恺心中,使他不认可那些更理性的救助方式。他投入很多感情,试图做更多。

他给李淼远在四川的生母打电话,搞明白了这一家人,为何只有一老一小。他妈妈有自己的难处,在四川很努力地忘掉过去,过自己的生活。孩子从小缺乏父爱,或许因此对大20多岁的郑恺逐渐信任。李淼的电话公布到网上,最开始几天,两秒钟就来一个电话,大部分询问需要什么帮助,孩子小,不懂分辨,把一句话复述给无数人听,郑恺跟他说:“不要去接所有电话,以后有叔叔帮你。”依靠武汉大学校友会的力量,李淼的奶奶住上了院。郑恺又扮演另一个角色,他跟青春期的李淼讲道理,说服孩子,奶奶现在已经算是幸运的,别再去想那些叛逆的事。陆海月已经比同龄人心理成熟一些,郑恺就跟她讲“失去”的道理,一个人活着,总要经历这些,五年前爷爷是一次,现在是第二次。

“把事情做完,心里才会比较舒服”,“帮人就要帮到底”,郑恺属于这样一类角色。为人冲动,年轻时为爱自杀过,割左手动脉,疤还在手腕;生活有过大起大落,现在属于“落”的时期,要不也不会搬回家跟父母住;爱交朋友,口头禅是“等疫情结束我们喝一顿酒”,2月7日以来,光是跟我就说过不下五回。他还爱逞能,心底的侠客梦时时作祟,遇事绝不独善其身,小区封了,郑恺为了出去帮忙,白天翻出墙去,夜里再悄悄翻回来。我心里琢磨,倘若从他自己喜欢的金庸人物里去找对应,多半不是什么大侠,而是像江南七怪那样的人物,武功算不上大名堂,可不妨碍他们在江湖上管个闲事。他在朋友圈里写,每个家庭缺的不是钱,缺的是人间最后的关爱。

后来

再把思绪拉回到2月7日晚。因为这个晚上,并没有因为将父女二人送到酒店而结束。

陆海月父女在酒店大堂测了体温,都正常,酒店允许他们住下。安顿好二人,郑恺再松一口气,以为这漫长的一天总算结束。另一辆车已经撤了,老黄和我打算先把郑恺送回家。车开出不到10分钟,郑恺又接到电话,说疾控中心一会儿就去小区,到死者家中消毒。于是我们再次调转车头,去酒店接陆海月。

这个晚上,我们第二次到了中南街道的这个小区里。这次,除了疾控中心的两位工作人员和陆海月,其余没有任何人上楼去。我站在离楼道口四五米远的地方观望,看到他们两人穿的防护用品呈橡胶质感,更笨拙,也更密闭。10分钟后,消毒人员下楼,迫不及待地要脱掉全身的装备,他们的表情,看上去非常难受。另一位他们的同事拎着一根管子走过去,转过身我才看见,一个大号喷壶背在身上,跟洒农药的家伙什儿很像。脱衣服之前,洒一遍,脱掉后,又洒一遍。我跟陆海月说:“你也过去,叫他给洒洒。”

 2月7日晚,疾控中心正在给工作人员消毒。

2月7日晚,疾控中心正在给工作人员消毒。

疾控中心一开始不乐意,说“这东西很刺激”,但还是对着陆海月洒了洒。郑恺也走了过去,伸出戴着手套的双手接受高浓度消毒液的洗礼。消完毒,遗体仍然运不走,需等到第二天,办完死亡证明,殡仪馆才能来车。

于是,我们开着车,第三次前往那家酒店。这时已经过了凌晨,老黄从头天早上9点开始,分别跟两位记者采访,还没歇过一刻,此时已非常疲惫,于是把四扇窗户大开,四下透风。凉意就趴着窗口,随时要冲进来。我摘掉帽子和护目镜,想透口气,只听陆海月说:“狗的事,我想通了。”

陆海月答应过奶奶要好好照顾狗,但就像郑恺说的,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得了狗。“狗的毛发上可能会携带病毒,如果放出去,怕给人造成影响。其二是,它很乖,但也很胆小,每次出去只会被别的狗欺负。”陆海月这样自我安慰。说是想通了,道理也讲得挺明白,后来几次跟陆海月聊天,每当提到狗,她就开始哽咽。她后来住到隔离酒店,晚上听到外面狗叫,心里就发酸,告诉自己,这是不得已。再后来住进方舱医院,睡觉的时候也总惦记它。最后一次离开家,陆海月把一桶狗粮放在桌上,后来一直后悔,担心位置放高了,“但愿它的求生欲,能迫使它把狗粮扑下来吃”。没有排到优先级而被过早放弃的狗,令人泪下。

2月8日,郑恺送陆海月住到酒店的做法,迎来了后果。出资的基金会不认可郑恺的做法,决定不再与他合作,他只好又开始“单干”。陆海月与她爸爸留宿的酒店房间,被闻讯而来的警察封了起来。父女二人再次无处可去。陆海月跟她爸爸住到酒店,显然将传染风险带到此处。我问郑恺,他是怎么想的。郑恺说,当晚的确是个“两难”,但他做不到就这样让这对父女回家去。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找到一个空的房子,可哪儿有这么理想化的房子。至于风险和隐患,郑恺只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但对陆海月来说,这个晚上在酒店,终于洗上了热水澡,这是十几天来的第一次。这一天,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直到躺下,陆海月才意识到,爸爸也很难过,他在不远处的另一张床上,背对着自己,正在哭,但是不想叫她发现。

后来陆海月进方舱,穿的衣服都是郑恺给的。

后来陆海月进方舱,穿的衣服都是郑恺给的。

2月8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也很多。她爸爸得到入住方舱机会,当天下午步行去了武昌方舱医院。留下陆海月一人,又是一个不知能留宿何处的夜晚。郑恺想到了李淼。当时李淼的奶奶已经住进医院,他愿意收留这个无家可归的姐姐一晚。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听陆海月提起李淼,说的是“弟弟”,“跟弟弟加了微信”,“慢慢也知道了弟弟的情况”。

我分别问过陆海月和郑恺,疫情结束后,想做什么。郑恺的答案是两个字,“赚钱”。他今年38岁,尚未结婚,有一个谈了6年的女朋友,人生还有很多计划可做。不过眼下,郑恺还在参与武汉的救助,单兵作战了几天后,2月23日,他开始在一家养老院担任起安保工作,当天还问我“能不能搞到N95口罩”。陆海月才24岁,在城市里颠沛流离几日后,总算在方舱医院找到一点安稳的感觉。还是思念奶奶,还是在担心狗。不过这里有非常温柔的护士姐姐,每天伙食不错,有牛奶也有水果,有时晚上还有夜宵。她说,她想要改掉以往懒散的毛病,等疫情结束,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跟爸爸两个人好好生活。

(除郑恺外,其余所有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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