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武汉居委会主任：居民恨不得把你当救命稻草
一个社区能分到多少核酸检测指标？有的时候一天能分到几个，有的时候整个街道一天也就几个。社区拿到指标后再往下分，主要就是看居民的病情谁比较严重，发烧时间早的、体温高的，先重后轻。
做了几十年基层工作的李建宇（化名），现在是武汉市某社区的居委会主任。从1月29日晚开始，她几乎每晚都难以合眼，因为不断有居民的电话打进来，有人是咨询问题，有人是寻求帮助，有人是希望平复内心的恐慌，“有一个人我陆陆续续陪他聊了两三个小时。”
从1月24日起，武汉开始对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患者实行分级分类就医制度，要求全市社区全员排查发热病人并对病情筛选、分类，不同情况不同处理。武汉市的1337个社区居委会、1814个村民委员会因此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的另一条战线。
从那时起，李建宇的工作更忙了。她和居委会副主任、网格员的手机要24小时开机；她和十几名社区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在小区的楼宇间穿梭，用小喇叭宣传防疫常识；对着居民通讯录，挨家挨户打电话，询问家庭情况和体温；还要帮助情况各不相同的居民解决问题：要用车、要就诊、要床位、要住院。
李建宇说，“我也生过病，特别理解居民的心情，他恨不得把你当救命稻草。”
▲4辆出租车在武汉某社区待命。图/新京报APP
好在最近几天，火神山医院和多所“方舱医院”陆续投入使用，社区内确诊的、疑似的居民，就医条件得到改善。
以下为新京报记者与李建宇的对话。
4个人，3天，5000通电话
新京报：能简单介绍一下你所在的社区的情况吗？
李建宇：我们社区有5000多户，近两万人。虽然春节期间很多居民返乡了或者出游了，仍有近万人。
社区工作人员方面我们本来有十几个人，但有些人到外地过年了，有些因为家人生病被隔离了，将近一半不能上岗。为了支援我们，区里的机关单位和街道派了工作人员来协助我们。
新京报：社区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紧张起来的？
李建宇：农历腊月二十九，我从电话里和（街道工作）微信群里接到通知，说要开始全天候值班。因为疫情和我们之前了解的不一样，最初说不会人传人，后来说有限人传人，最后说还是会人传人。我经历过2003年“非典”，所以比较紧张。
接到通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贴出了告武汉市民的一封信、贴相关宣传资料并贴上物业公司、社区办公室等相关电话，LED屏幕也换成了与防疫相关的内容。
开始有些居民比较大意、不晓得这个东西（新冠肺炎）的厉害，会相互串门，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的严重性甚至可能导致死亡都告诉他们，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让他们待在家里不出门。还要嘱咐他们注意防范，比如一户有一个疑似，就要说你们夫妻一定要分床睡，吃饭碗筷、洗澡、上厕所都要隔离，在家也要戴口罩。
新京报：除了宣传，你们的工作还包括哪些？
李建宇：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摸查排找。第一是要搞清楚，哪户有咳嗽的、发烧的；第二是要知道有没有外面的人进来，有没有生病的人出去，就是掌握人口的流入、流出情况；第三是要问居民里有没有出去参加过年底聚会、同学聚会的。
一开始我们是上门了解，我也上过门，但后来居民有了警惕性，很多人家敲不开门，害怕，所以我们就通过电话、各种微信群、“微邻里”公众号通知。后来发现还是最原始的方法最管用，就发动志愿者和物业逐人打电话。有4个工作人员就坐在社区服务中心打电话，一人一天必须打150个以上，多的一天能打到300个。我只给发热的、有其他症状的重点对象打，一共40多个。
所有住户全部打一遍，大概要两三天。现在社区里随便抽一户我们都是打过的，而且打过不止一次。
但也有一些老年人手机是老人机，不会用线上平台，电话也打不通，就要上门询问。我们规定，敲门后要退到2米外，不然人家害怕你有病毒。
还有就是一些零散的工作。我们目前在岗的十多个人，除了有4个人每天专门打电话、接待上门的居民、填上报报表，其他人都要下去。比如要帮孤寡老人买菜买米、送菜送米，要帮心脏病、高血压等病人买药。还有就是到单元楼栋等公共场所消毒。
排不到核酸检测的，先在家里隔离观察
新京报：1月24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7号通告，实施分级分类就医服务。要求各社区排查发热病人，送社区医疗中心筛选，分类处理。在这个过程中，社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建宇：我们接到分级筛选的任务是大年三十，但我们不是医生，最开始连体温计都没有，居民说发烧我们就相信他发烧，说不发烧我们就相信他不发烧。
后来筛选这一步就由街道负责了。一般来说，病人到发热门诊看病会拍CT、进行血项检查，他们把这些检查结果拿回社区，找我们填表登记。我们有一个“街道疫情防控社区工作群”，在群里把这些东西报给街道，街道再上报给区。区里会依据各街道的情况，决定分配多少核酸检测指标给街道，街道再把这些指标分配给每个社区。
这个流程是对的，但实际操作效率低。一层一层的上报过程中，如果哪一级的领导忙着开会，没有及时看到，病人就只能等着。
新京报：一个社区能分到多少核酸检测指标？
李建宇：这个不一定。有的时候一天能分到几个，有的时候整个街道一天也就几个。我们社区差不多10个人左右做了核酸检测，其中大部分是街道派下来的指标。
新京报：你们社区还有多少人在排队等待检测？
李建宇：截至2月1日，社区里发烧的、好了的、去世的，一共是四十多人，到现在没有一例确诊的，十几个人核酸检测结果出来的都不是。剩下的人里，十几个想要住院，但现在排不到核酸检测，也就不能住院，我只能劝他们先在家里隔离观察。
新京报：分级分类就医后，哪些病人可以住院？
李建宇：目前在社区层面，确诊的病人可以安排床位，有了床位就能住院。床位也是区里、街道往下派指标，社区再把指标分配给病情严重的人。
和我们社区对口的定点医院床位比较少，1月25日-31日的统计是，能到定点医院住院的只有几个人，此外还有几个人在区里安排的医院隔离、几个人在酒店隔离。剩下的还有十几个人在家隔离，排队等着。当然了，隔离的、排队的人里很多不是新冠肺炎。
但有疑似症状的人都很着急。我也生过病，特别理解居民的心情，他恨不得把你当救命稻草。我只能跟他们说，等确诊了，我哭也要把他们哭进去住院。我只能用这样的办法排解居民的焦虑和怨气。
社区做好工作病人就少了，医院就不会排长龙了
新京报：社区工作人员的防护措施怎么样？
李建宇：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赤手空拳，连口罩都没有，要自己从家带酒、带盐来消毒。从初一开始就有口罩送来了，第一批6个。还有一家物业公司给我们捐赠了一万个，我们就发放给居民了。
消毒水要去街道领。我们没有东西装消毒水，把纯净水倒掉自己开车去街道领，装回来在居民小区消毒和送发烧病人家里。
新京报：在社区服务中心没看到工作人员穿防护服。
李建宇：防护服我们其实是有的，但怕我们穿了，居民心里更恐慌。所以我们就把几套防护服给病人家属了，他们要去陪床，要做好防护；也有的给了接送疑似患者的司机。
不过我们很小心，如果是疑似患者或发热病人来咨询，我们就尽量离远点，说话保持两米的距离。工作台上也放着消毒水，随时往周围喷洒。
新京报：最近几天，社区的情况怎么样？
李建宇：这几天有好转的趋势了，控制好了，新增病人就少些。1月25日-31日的统计结果，社区一共有发热病患四十多人，31日新增的发热患者只有3人。
到了2月5日，新增发热患者也只有2人，社区里大家都不再出门，邻里之间隔离得很好，所以还要严格控制人员进出，同时消毒，这很关键。社区做好工作，病人就少了，医院就不会排长队了。所以社区的工作是源头，很重要。
这两天，患者住院的问题也有了改善。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陆续投入使用，我们社区确诊的几名患者都已经入院治疗了。十几个有发热症状的疑似患者、有发热症状的密切接触者也都到区里安排的隔离点进行了隔离和治疗。
有一些密切接触者没有发病症状，不愿意隔离，我们社区就跟他们签承诺书，要求他们不出门、不干扰别人，居家隔离。
这些天里，白天宣传、排查新的发热患者，晚上要和街道协调，把上面说的这些人送到不同的医院治疗、隔离，其实还是很累，但不是心里累。我觉得有希望了。
新京报：在社区层面，你认为工作需要哪些改进？
李建宇：每个社区的医务室都应该开门。因为现在仍然运营的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们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其实隶属于街道，不是每个社区都有，我们街道只有一个。街道很大，没有车子的话，居民要走两三个公交站才能到，很不方便。
如果社区医务室都能开门，不是发热的居民就可以在医务室就近打针、拿药，避免交叉感染，也减少医院的压力。
新京报记者庞礴向凯付子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