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纲纪生前挥毫泼墨通讯员邓莉萍提供
刘纲纪生前书桌记者杨佳峰摄
刘纲纪的著作记者杨佳峰摄
一间狭小的书房内，一件未启封的快递躺在旧书桌上，却没有等来主人。12月1日下午6点55分，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刘纲纪先生，一个为学术而生的人，永远离开了书斋。
他是一头老黄牛
“他就是一头老黄牛，一身骨头，没有一点肉，每天在书房里忙碌。”2日上午，先生的老伴孙家兰，再次走入先生的书斋，泪眼婆娑。这里的一切，依然是先生住院前离开时的样子。孙家兰隔段时间就来清扫，但是从不动先生的物件。“免得他找不到，这里就是他的一切。”
孙家兰与刘纲纪相识于1955年的北京大学。那时，刘纲纪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被武大时任校长李达挖到了武汉大学。他刚刚在武大上班，又被推荐去北京大学进修美学。
“他整整大了我一届。”孙家兰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就读，刘纲纪当时是北京大学诗刊社负责人。刘纲纪因为向她借阅一本杂志而熟悉，相互之间有了来往。
让孙家兰惊异的是，这名清瘦的小伙子，大学时就写出了一本《“六法”初步研究》的书，而且诗歌、书法样样精通，笛子、二胡等乐器也手到擒来，可谓才华横溢。最终，这位北京大学俄语系一枝花，成为刘纲纪的贤内助。
“即使住院前，先生也是很忙碌，常常工作到凌晨4点，经常是早饭午饭一起吃。”孙家兰说，先生最大的生活爱好是香烟，这也伤害了他的身体，落下了哮喘的毛病。
他是为学术而生的人
早年，刘纲纪曾在贵州拜名师，习画两年，打下了中国书画的基本功。由于家人的反对，梦想着做艺术家而不能的他，转而对艺术史和文艺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刘纲纪的学生、武汉大学哲学院二级教授邹江元介绍，先生在北大上大学的时候就敢于挑战权威，大学四年级时就写出《关于“六法”的初步分析》一文，发表在《美术研究》。之后，他又将此文增改为《“六法”初步研究》一书出版。
刘纲纪在北大时的恩师、著名美学家邓以蜇先生（邓稼先之父）在病中读后，在给他的信中说：“虽曰初步，顶峰实已在望矣。”后来，刘纲纪相继出版《黄慎》《龚贤》《文征明》三位画家的评传，也应验了邓先生当年的深深期许。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点名将刘纲纪招致麾下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生。但年轻气盛的刘纲纪拒绝了这份好意，坚持要学习美学。不过，李达还是亲自写信给北大负责人，推荐刘纲纪。
学成归来的刘纲纪，回到武大后，学术成果大放异彩，先后写出10多部美学和哲学著作，被美学界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的重要代表。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刘纲纪也没有放弃学术。刘纲纪下放在襄阳放鸭子的6年，他对文学和书画理论的研究仍一如既往。这为他撰写影响深远的《中国美学史》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美学史》由李泽厚、刘纲纪主编，刘纲纪独立执笔完成的百余万字的两卷巨著，被美国著名华人学者傅伟勋教授誉为“中国美学的开山之作”。
他是一群学者的榜样
“在他那里，只有学派，没有宗派。”著名哲学家邓晓芒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硕士论文做的是康德的美学，毕业答辩时刘纲纪先生是答辩委员。他对邓晓芒的美学观点提出了异议，但邓晓芒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答。
邓晓芒向记者回忆，刘先生对他与自己观点上的分歧并不在意，毕业后还直接将他留在了刘先生的美学教研室。“后来我知道，这是他一贯的学术作风。他一位博士生的论文，观点与刘先生不同，被刘先生批得够惨。后来，刘先生仍让他按自己的观点，写出了高质量的博士论文。”
邓晓芒认为，刘先生将自己所坚守的学术立场，与对待学生的创新观点的宽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表现了一位现代学者的开明豁达的情怀，使受教于他的学生都感佩于心。
“大美无言，治学本当知纲纪；中庸有道，为师原不计逆从。”在外出差的易中天，得知刘纲纪先生去世后很是悲痛，当即写下挽联。
易中天回忆，38年前，刘先生参加他的硕士论文答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且在会上发生争论，但刘先生却仍然给予高度评价。这样的师德师风，让他终身难忘。
“他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一个为学术而生、为艺术而生、为教育而生的学者。”邹江元说，1963年，刘纲纪和周韶华合写了一篇美学文章，二人合作50年，让湖北美术界有了很高的哲学品位，并长期占据美学学术前沿，武汉作为美学重镇当之无愧。
记者杨佳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