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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时间魔法师”:42年修“活”200件古董钟

原标题:故宫里的“时间魔法师”:42年修“活”200多件古董钟

正在修钟表的王津。受访者供图

正在修钟表的王津。受访者供图

文|新京报记者肖薇薇实习生蒋佳臻

58岁的王津是个“时间魔法师”。

他在故宫修了四十二年的钟表。

故宫所藏多为明清时期特制的西洋钟表,属于国家级文物,每一个款式只保留有一件或一对,哪怕是一对钟表,也各有特色,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机械工艺。

维修保养钟表的匠人从清代传承到王津,已是第三代。修复文物有严格的流程,拆解、清洗、修复、组装,“修旧如旧”。1500多件古董钟表里,王津参与修复过两三百件。多数古钟表已被前两代老师傅修复过,他只需做些维护保养;遇上需要大修的古钟表,是难得的研究机会。

花上几个月或一年时间,灰扑扑的古钟表,变戏法般“活”了过来。一座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修好。他拧动开关,音乐声响起,远看潺潺流水,小鸟扇动翅膀,鱼儿跳出水面,生机勃勃。

文物修复是几代工匠间的对话

从故宫西华门沿着宫墙往北走,文物钟表修复室在这排新修的灰瓦青砖建筑里,绕过院墙,穿过长夹道,再绕过院墙,是王津工作了四十多年的西三所。

1977年,在故宫文物修复厂老厂长带领下,16岁的王津第一次走进故宫西三所的小院。院里安静极了,钟表室的马玉良师傅正摆弄着手头的活儿,屋里摆着各式各样的古钟表,问他,“你喜欢静态的,还是动态的东西啊?”他答:“喜欢动的,好玩儿。”又补充了一句,“我三四年级时拆过自行车,把链条卸下来,洗洗车轴,上上机油”。

马玉良起身打开几件钟表的开关,“钟表上面又能动又能响,从没见过这么多好看的钟表”,王津看得入神,他没接触过其他机械物件,“平时也没有什么物件可以练习,家里就一个我爸上学用过的旧闹钟,平时也不敢摆弄,怕给弄坏了。”

王津留在了故宫钟表室,成为故宫第三代古钟表文物修复的学徒,师从马玉良。

做学徒头一年不能接触文物,王津便拿出家里的闹钟,大着胆子拆了再装上,研究控制闹钟走时的零件如何运作。钟表室里摆着两个残破的小闹钟,他都拆了琢磨,再挨个组装,拆完了装,装完了拆,再清洗,“这个过程是很枯燥的”。

在故宫维修保养钟表的匠人从清代传承到王津,已经是第三代。受访者供图

在故宫维修保养钟表的匠人从清代传承到王津,已经是第三代。受访者供图

做钟表的零件,是钟表修复的基本功。师父锉销子,王津也拿根铜丝学着锉,和师父的销子比对着找找问题。遇到古钟表的齿轮断齿了,王津给师父打打下手,学着锉出一个尺寸正正好好的齿牙,一点点磨到严丝合缝再焊紧。

独立修复第一件古文物钟表已经是第二年,那是一座小型只带有走时功能的座钟,“拆的时候有些忐忑,上上下下看了几圈,觉得结构还算简单,试着找到螺丝位置一步步拆开”,王津回忆,“拆完以后找问题,思考它为什么不走,是齿轮间隙磨损大,还是齿轮有弯齿或者弯尖,之前都看过师傅修,自己上手找到问题,实在琢磨不透才去问师父,慢慢就熟练了。”

1981年,入门四年后,王津才修复了第一件比较重要的文物,一座清代三角木楼钟,有七八十公分高,一个机芯带着三面表盘走针,修复完组装好就拿给师父看,“得了他一句,搁那儿吧,再拿一个新的活儿,就开心得不行”。

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铜镀金老人变戏法钟、铜镀金嵌规矩音乐表……古钟表名字取得拗口,实物却很生动。譬如来自瑞士的老人变戏法钟,“拆开顶盖,机芯7套系统像一座迷宫,有管走时的、有管音乐的、有管开门的、有管鸟叫的、有变魔术的……一环扣一环,稍微差一点儿就打架,卡在一起还不敢硬掰开,拆出来有一千多个零件,”王津拆了好几天,对这座老人变戏法钟的复杂记忆深刻。

修了将近一年,这座古钟表再次焕发生机,“表演非常有意思”。开关一开,音乐声中,钟顶小鸟不断张嘴、转身、摆动翅膀,老人一手拿一小碗扣在桌子上,手一抬起来,站着一只小鸟,碗扣上再打开,底下变出4颗小红豆,扣上再打开,变白豆了,“机芯里几根拨片修好了,这一切就活了”。

“调试成功那一刻挺兴奋,也会有成就感,原来它的表演是这样,”王津笑着说,“但也没有一次就调试好的,试着试着,兴奋感也就平淡多了”。

最近十几年,故宫里修复过的钟表有了属于自己的修复册,修复它的师傅修完得签上名字。王津有时维护师父马玉良修过的古钟表,“拆开一看,师父就是师父,销子锉得角度都正正好,几十年都不会出问题”。

“文物修复就是几代工匠间的对话。”他感慨道,“修复的痕迹永远跟着这座钟表,将来我修过几十年后,年轻的工匠都会拆来看,希望能夸赞一句,修得真精细。”

“钟表盘里一天一个样”

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再次搬上了王津的工作台,它刚刚参加完在香港举办的国际钟表展回到故宫,又被选中参加明年3月在英国的展览,王津得给它做个全面“检查”。

他拉开工作台左右抽屉,接住可能意外掉落的零件,起身开始拆解。掀开顶盖,机芯部件有齿轮出现一点小磨损,他得拆下来一个个排查,零件搁在托盘里,准备先用煤油清洗,再补补零件上的缺口,上个润滑油,他初步判断就差不多了。

拆解、清洗、修复、再组装,这是师父传授下来的修复古钟表步骤。一拆完,王津习惯直接上手,伸进倒满煤油的盆里,“戴着橡胶手套总摸不准零件的磨损程度”,拆出来的零件常有几百上千件,双手泡在煤油里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王津调侃道,“刚闻着煤油味还觉得挺香的,后来清洗零件的次数多了,伤手不说,鼻子熏得受不了”。

而三年前初次修复这座钟时要棘手得多,从故宫东边的库房搬出来,到把它修“活”,王津用了八个月。

王津把零件一一分类装在不同的托盘里,零件整理和清洗花了一个星期,大部分零件严重锈蚀与磨损,没有机芯结构的图纸可以参考,全凭他一点点琢磨。零件得手工做出来,“磨损的程度都有讲究”。

文物修复师王津。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文物修复师王津。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修旧如旧”,一代代传下来的文物修复原则只有这四个字。在王津看来,“难就难在这里,你得去想象钟表原来是什么样,没有书籍资料可以参考,全靠机械原理去摸索,靠想象它是什么样子,修复得恢复到它刚进故宫时的样子。”

一个齿轮一圈的齿牙都打掉了,他要重新做,新做的齿牙与老齿轮磨合不上,“齿轮磨损出一些细微的弧度。”他摸出一根细细的铁丝,一点点锉到正好“卯”上。断了的发条,就得拿根老发条细细打磨,再给它接上。时常一天他都在锉销子,第二天来还接着头天的进度继续锉销子,外行人一看,钟表盘里天天一个样,天天干旧活,王津一瞧,“那是一天一个样”。

钟表零件补好再一个个装回去,但总会遇到些新“毛病”。譬如组装完成了钟表不走,他摸摸老花镜,自言自语,“你看,一只小鸟翅膀就是不动”。又得拆了重新检查,“有时候一个小毛病能琢磨上几天”,徒弟刘潇雨说,“从不见师父急躁的时候,失败了复盘,失败了复盘,几次过去,还见他跟第一次装一样,耐心细致”。

“没有修不下去的钟表,遇上难的就慢慢修。”王津说,修复古钟表文物的活儿可急不来,“钟表本身比较精密,你差一点儿,都没法凑合,你要糊弄它,到最后肯定给你搁这儿了,转不了”。

这份耐性也是磨出来的。年轻时,遇到棘手的活儿,王津也会着急,人一急就坐不住,他想起师父的提醒,起身出门转转,偶尔绕着红墙走到一处空地,约着其他师傅打打网球,“越急越容易出错,等心静下来,再回去接着干”。

“故宫的钟表,一辈子都修不完”

故宫的晴天时,阳光穿过宫殿屋檐,铺在青石板路上。王津偶尔骑上一辆86年的自行车,去故宫东边的钟表馆看看。八十件展品静静陈列在玻璃柜里,有六十件经过他手,或独立修复,或与其他钟表修复师一起。更多的古钟表,一辈子难得见一次,“修好了就进库了,轻易不会出来展览”。

完成了几座繁复的古钟表修复工作后,王津才觉得“底气更足”,他开始琢磨之前不敢下手的钟表,带着徒弟开始研究,他算了算,“故宫里的钟表1000多座被几代修复师修复过,约还有300至500座在库房没有动过,它们破损程度更大,修复工期会越来越长,一辈子都修不完,看徒弟那一代能不能修完”。

从师父马玉良那儿学来的钟表修复技艺,王津教给了他的四位徒弟。徒弟刘潇雨时常喊他,“师父快来帮忙看看”,王津慢慢走过去,瞧一眼,指点一二,她照着做出配件,左看右看总不满意,对他念叨,王津笑着鼓励她,“修复完了,自己还能看出问题,想着怎么改得更好,有这个意识就很好”。

儿子王光苏从小常看父亲修钟表,大学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古钟表修复师,进入颐和园工作。王津也教他,从普通钟表上手,“一个闹钟、两个走时钟、报时钟少说拆了三四十遍”。

2016年,央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热播,王津和一群故宫文物修复工作者“火”了,网友称他为“故宫男神”,寂寥的故宫钟表馆也变得热闹。各地藏有少量古钟表的博物馆找到他,请他做古钟表主题的讲座;一年里总有两个月他得跟着巡展的古钟表世界各地跑,“怕钟表路上运输或展演时出点意外”。

钟表修复工作室也变得热闹,第五代的钟表修复师加入进来。王津端着杯子去茶水间接水时,总能听见一片“欢声笑语”,他加进去聊上两句,“年轻人说的话,好多听不懂了,”聊到旅游的话题,他忙掏出手机分享国庆在壶口瀑布拍的照片。

他明显感知到时间流逝的痕迹。几年前他戴上了老花眼镜,现在戴着五倍放大镜看小零件已经有些吃力。“我真的希望自己能老得慢一点,再为故宫多修几座钟。”离退休只有不到两年时间,他打定主意要参加故宫返聘,“至少还能撑个八年十年,故宫还有很多钟表等着我们修”。

责任编辑:张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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