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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层教师的30年 见证中国教师行业的30年发展

原标题:[口述]我做基层教师这30年:工资翻了近100倍

陈荣结在九井中学的教师办公室。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陈荣结在九井中学的教师办公室。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2019年9月10日,是全国第35个教师节。48岁的教师陈荣结对此并不陌生,自1990年成为一名乡村基层教师,这已是她度过的第30个教师节。

1990年,陈荣结拿到的第一份工资,仅有47元现金,并无任何福利或补贴。微薄的薪资曾让她的生活一度陷入窘迫,“女儿出生前,家里仅有200元现金,还负有外债”。

这只是一个缩影——公开资料显示,1990年到1999年10年间,教师平均收入在国民经济15个行业中排名一直在第10位和第13位之间徘徊,教师平均工作基本维持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且大部分年份低于全国职工年平均收入。

伴随着国家层面的持续关注,相关政策逐渐落地,中国教师的工资待遇和生活状况,正随着时代不断变迁。日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称,我国教师工资已由80年代之前位列国民经济各行业倒数后三位,提升到目前全国19大行业第7位。

如今,陈荣结的工资已涨至近4000元,将近工作初的100倍。她和同为教师的丈夫换了新房,添置了一辆车,再不必为衣食住行发愁。

以下为陈荣结的口述:

我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的清溪镇,家有8个兄弟姐妹,我年纪最小。1987年初中毕业后,我考入犍为师范学校,每科成绩都超过90分。那时候的师范学校不好考,竞争大,我之所以考师范学校,一方面是我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另一方面是因为想早点参加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

1990年,我顺利从犍为师范学校毕业。由于当时乡村中小学师资非常紧缺,我们毕业时大多都被分配至乡村中小学任教。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分配到了小学,我的运气比较好,被分在了位于犍为县九井乡的九井中学。

但我第一次去九井中学时,非常失望。这所学校位于一座山坡的半山腰,一眼望去,破败不堪,连围墙都没有。教室是4间很简陋的平房,里面摆放的桌椅陈旧,一张坑坑洼洼的条形凳上能挤下两名学生。

职工宿舍倚山而建,一旦下雨,雨水就顺着山坡流进我的寝室,导致寝室常年又湿又暗。食堂在山脚,准备的菜品非常单调,不是白菜就是南瓜,那时候肉价大约一元钱一斤,我们每三天能吃上一顿肉。

日常生活也很不方便,因为山上没有生活用水,平时需要拎着桶去山下提水,一趟来回得花半个小时。我身体不好,提不动,有位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男教师就经常帮我提水,后来他成为了我的丈夫。

当时全校共4个班,初一2个班,初二和初三各1个班,每个班大约40名学生。教师一共10多名,大多是中等师范院校毕业。

因为师资紧缺,教师们每门课程都得会教,我教过语文、英语、美术和历史。

尽管工作任务重,生活条件差,我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只有47元,没有任何补贴福利。当时学校里资历最高的教师工资也只有70元左右。我们的工资和县城教师也差不多,工资水平在当地算中等偏下的水平。那时候因为很热爱这份事业,生活压力也不是很大,倒也不是很在意工资多少。

1992年和1993年左右,还有拖欠工资的情况,常常一拖就是一两个月。但是后来国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采取有力措施迅速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的通知》),就基本没再被拖欠过工资。

陈荣结在清溪镇第一小学上公开课。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陈荣结在清溪镇第一小学上公开课。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虽然我日常生活的开销并不多,但每个月工资很少有结余,因为那时候义务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学费一学期大约50元。农村家庭大多很穷,很多学生交不上学费就辍学了,每学期开学前,我们就得去家访收学费。

有一年我们去家访,遇上大雨,山路崎岖又满是泥泞,我们从下午5点开始往学生家里走,直到天黑才到,我的鞋跟都走掉了。家访结束后,我只能穿着学生家长的筒靴,举着火把,再走回学校。

家访的时候,遇见实在困难的,我们不忍心看孩子辍学,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垫着。很多次,在帮学生垫支学费后,我的工资就所剩无几,只能找姐姐资助,维持生活。

1992年时,我的工资涨到了60元左右。但当时九井中学的教学环境实在太差,工资也低,我姐姐就给我另找了一份工作,在成都一家外企,一个月工资700元。我很顺利地通过了面试,就回到学校准备辞职。

我回学校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我的学生们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买不起礼物,就给我写了很多张字条,画了很多张生日卡片,有些甚至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条。那些字迹非常稚嫩,话语质朴,无非是“爱老师”“祝您生日快乐”之类的祝福,但令我非常感动。于是,我最终决定留在九井中学继续教书。

1993年,我第一次参与职称评定,评为小学一级教师。因为教初中必须要是专科学历,所以我从1993年开始在乐山教育学院读专科。

这期间我的工资一直在涨,涨幅也比较大。1995年时,我被调至清溪镇的清溪初中,工资涨到200元左右。

1995年时,清溪初中只有一栋4层楼高的教学楼,一年后,犍为县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当即新修了一栋教学楼和一栋新的教师宿舍。教师宿舍楼共4层,由朱红色砖块砌成,格外显眼。

1996年,清溪初中新修的宿舍楼。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1996年,清溪初中新修的宿舍楼。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当时,我的工资比起工作初增加了将近5倍,但物价的上涨抵消了工资的增长,生活过得依然拮据。同年,我和同为教师的丈夫结婚,需要买房,但我们都没有积蓄,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了6000元,买下了教师宿舍楼顶楼的一间宿舍,大约60平米。后来,家里的第一台冰箱和电视也是借钱买的。

结婚之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愁,但婚后确实更在意工资待遇了,因为要还债,家里一直没有存款。屋漏偏逢连夜雨,1997年,在我们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怀孕了。女儿出生时,家里只有200元现金,还有未还清的外债。我们没办法,只能在家里生产,所幸女儿很健康。

2005年,考虑到县城里的教学条件更好,为了方便女儿在县城读书,我们决定在犍为县城重新买房。当时我们依然没有积蓄,再次借钱买了房,压力非常大。之后的两年,我虽然住在犍为县城,但每天需要乘车到清溪镇上课,一个月车费将近180元。但由于没有额外补贴,这也成为一笔不小的开销。

陈荣结的丈夫和女儿。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陈荣结的丈夫和女儿。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在清溪初中时,很多教师的工资没办法提升,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从1999年开始,犍为几所规模比较大的学校都很难分到职称指标,我们学校连续10年没有一个中级职称指标。2002年,我考入乐山师范学院就读英语函授本科,期间也拿了很多优秀教师的奖,但是直到2017年,我才评上中级职称。

其实国家从2011年开始扩大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职称指标就增加了,只是因为之前还有“欠账”,有的教师就评得稍微晚些。升为中级职称后,工资涨了200元左右。但之前评上中级职称的教师,现在就已经是高级职称了,工资总额比我高一两千左右。

在清溪初中任教15年后,我被调至县城里的犍为外国语学校。我的工资涨到2000块左右,学校的基础设施也比我之前任教的学校好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虽然面积不大,但有两个塑胶操场。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2010年左右,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开始实施绩效工资,绩效工资包括基础性和奖励性两部分,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步完善,有了住房公积金和各类重要保险,乡村教师还有区乡补助。

我们的生活就伴随着这些政策,日益好转。

2012年,我们在乐山买了一套90平米左右的新房,当时的房价是一平米5700元左右,但我和丈夫的公积金加起来有4000元左右,每个月还了房贷还有剩余,所以买房基本上没有压力。

医疗保障体系也为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2016年,我丈夫摔伤了,需要做手术,一共花了17000元,但医疗报销之后他只用缴2000元。我们还有一个职工互助金,教师每年给教育工会交100元,在医保没有报销完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职工互助金报账,所以最后我们就只交了1000元。

今年(2019年),我调到了犍为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这所学校以前本来是一所乡村中学,2015年搬到了城区。2018年时,这所学校只有9个班,这学期已经翻了一倍。

最近几年,犍为县政府格外重视教育发展,从小学到职业院校,4所学校迁移老校区重新修建,多所学校重新翻修,其中包括我和我丈夫任教过的每一所学校。乡区的学校大多都拆并了,为了给乡区学生提供更好更多的学习机会,镇、县级学校新建了多栋学生宿舍,确保乡区学生能有足够的住宿空间。

而且,近年来,乡村学校对青年教师的吸引力度也越来越大,公招的年轻教师基本上都去了乡村。

实际上,现在县城里的教师比乡镇教师的工资少,因为公办学校的教师基本工资都是一样的,但是乡镇有补贴,而且越艰苦偏僻的地方,补贴越多。尤其是从2016年以后,国家一直很重视乡村教师待遇保障问题,所以各地的政策都会向乡村教师倾斜。这在我当乡镇教师时,是没有的。

学校配备的教学设备也日益完善,我丈夫是计算机教师,他所在的学校以前只有一间机房,电脑数量少、配置低,现在已经增至6间机房,电脑配置也很高端。教学课件、电子白板和投影仪这些设备都很齐全。

从1990年到现在,我们县城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教师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目前我们县的教师工资比公务员高10%左右。我如今的工资除去保险和公积金,每个月到手工资大概是4000元,是30年前的整整100倍,我丈夫在高中任教,工资比我稍高一些。我们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家里添置了一辆小车,女儿也快大学毕业了。

但每逢教师节,我时常会怀念起在乡镇任教的那段岁月。正是在那段时光里,我度过了一个最难忘的教师节。2004年的教师节,我被评为了乐山市优秀教师,在当时,这对于乡镇教师而言,非常不易。我戴着一朵大红花,接受了县里的表彰,紧接着又赶往市里参加了市政府的表彰晚会。

晚会结束后,我把荣誉证书带回家,放入一个纸盒悉心收好。15年过去,那个纸盒里的证书和奖状越来越多,但在我心里,最珍贵的,依然是2004年的那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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