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金妹和苏丹学员合影
姚金妹在教苏丹学员练功
曾庆林和姚金妹展示周总理接见老照片
苏丹杂技团赠送的绶带
武汉和苏丹之间的杂技情缘匪浅。从上世纪70年代初至2003年，武汉杂技团不仅在武汉培养苏丹杂技学员，还多次派出杂技专家前往苏丹首都喀土穆教学。8月4日晚在央视《等着我》节目中亮相的苏丹杂技团团长穆达维，就是1971年来汉学习的第一批学员之一。记者走访了武汉杂技团老演员曾庆林、姚金妹，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情谊仍难掩激动。他们透露，在为苏丹培养杂技学员之前，武汉杂技团就已经为坦桑尼亚培养了杂技学员，还曾得到过周总理的接见。
冬天有暖气夏天去避暑
为培养苏丹学员操碎了心
83岁的曾庆林，是武汉杂技团的老团长。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的舞台上，很多观众都曾见过这位老人的身影。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曾庆林提起这批苏丹杂技学员，记忆依旧清晰：“这批学员是我去苏丹招来的，杂技演员35个人，乐队15个人，加上领队的两对夫妻，他们来武汉是54个人，回去的时候多了两个孩子，56个人。”
曾庆林回忆，当年他去苏丹招生，在喀土穆呆了3个月。“我们通过电台广播和报纸发布了消息，也去小学里找合适的孩子。当时苏丹只有牛车，有个双卡录音机已经很不错了。先看基本的腰、腿身体条件，再看活动能力，一共选了120个孩子，经过了一个半月的训练，留下了35个孩子来武汉学习。”
为了培养这批苏丹杂技学员，武汉杂技团在当时外经贸部的帮助下，组建了40多人的教学团队。10多位杂技专业教师都来自武汉杂技团，体育、音乐和文化课老师、翻译则分别来自北京、天津和武汉体育学院，团里还安排专人管理孩子们的生活。考虑到武汉天气和喀土穆差异大，学员们的房间和排练场都安装了暖气，而夏天，还会带学员们去庐山等地避暑。“苏丹人每天早起要喝奶茶，我们的生活老师专门学习了怎么煮奶茶。当时生活条件并不好，苏丹孩子的牛奶和白糖，吃的牛肉都是外事特批的。团里还专门从邦可蛋糕房请来师傅，借了烤箱，给他们做面包、点心。”
曾庆林说，中国杂技演员的培养时间往往要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考虑到苏丹学员们学习时间只有3年，且他们普遍弹跳力好，耐力出色，老师们在教学中也注意根据他们的特点因材施教：“他们的节目不要求高难技巧，也不求遍地开花而是偏重灵巧，尽快成型，让学员们学起来更容易有成就感，才能坚持下去。”
时任队长的曾庆林，对穆达维也有很深的印象。“穆达维是这群苏丹孩子里年纪比较大的一个，那会儿苏丹领队常常让他带着小孩子练。他有点小聪明，练功的时候会动脑子偷懒，没想到后来当了团长。”老人说，老师们和学员们相处都很好，孩子们叫老师们“爸爸妈妈”也是真情流露。“李玉泰跟苏丹孩子们特别亲。除了教杂技，他自己对阿拉伯语也很感兴趣，就每天跟孩子们一起学，也教他们中文，学员们都很喜欢他。”
几乎和苏丹学员寸步不离
前后两次赴苏丹教学指导
82岁的姚金妹，不仅在武汉担任苏丹杂技学员的老师，还前后两次前往苏丹教学。她回忆，第一批苏丹杂技演员来汉时，老师不仅教授杂技技艺，同时也是安全员、中文老师，除了晚上回家休息，几乎和学员们寸步不离。
“我负责教空中体操和钢丝。有个女学员叫赛娜，有段时间情绪非常低沉，不说话，训练时在空中练着练着就突然松手了，可把我给吓坏了。问她为什么她不肯说，我就找其他学员打听，才知道原来赛娜的父亲去世了，她很难过又不能回家，所以无心训练。练习高空节目最怕的就是分心，一走神就容易出大问题，我就一直盯着她，练完功再陪她聊天、出去散心，到哪里都陪着她，一直到她好起来。”
为了这批苏丹学员，姚金妹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开封交给奶奶抚养，“孩子送走的时候才72天，没有满百日，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亏欠了他。”
第一批苏丹学员回国后，姚金妹又先后两次前往喀土穆教学，帮助苏丹杂技团巩固技艺，排演新节目。“苏丹国内没有杂技基础，要是没有指导，有些功夫就丢了。”那时候从武汉去苏丹，要从上海转道埃塞俄比亚，几乎要花一周时间。到了苏丹，老师们和家人只能靠通信联系，而信使要一两个月才来一次。和家人远隔重洋，生活条件艰苦，但姚金妹和同事们都坚持下来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只想着工作，要认真完成外训任务，没有想过自己。”
至今，姚金妹还珍藏着一条苏丹杂技团赠送的绶带，上面不仅绘有杂技表演的图案，还写着“忠诚与感恩”的字样：“1991年11月，第三批学员毕业之际，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经验丰富为外国培训演员
成绩突出曾获周总理接见
采访中，两位老师还透露，武汉杂技团之所以接到培训苏丹学员的任务，是因为武汉杂技团之前曾经为坦桑尼亚培训过杂技演员，还曾得到过周总理的接见。
1965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中国帮助培养杂技演员的要求，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这一任务交给了武汉杂技团。曾庆林说，1964年国庆期间武汉杂技团少年队曾在北京演出，给周总理和国家领导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65年10月，30多名坦桑尼亚学员来到武汉，在洞庭小路的排练场，他们用了4年的时间，从“腰、腿、顶、跟斗”等基本功入手，学成了《椅子顶》《钻圈》《扛梯》《杂耍》《大武术》《车技》《滚杯》《顶碗》《蹬技》《晃板》《单车》《高车踢碗》《幻术》等近20个中国民族杂技节目。
1969年8月，尼雷尔总统再次访华，这批在武汉杂技团培训的学员在北京举行了一场汇报演出，周恩来总理和尼雷尔总统上台接见了学员和中国教练组。作为教练组成员，曾庆林和姚金妹也和周恩来总理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姚金妹回忆说，合影之前，周总理关心地询问坦桑尼亚学员在中国学艺的情况，“他问孩子们，在中国学习杂技练功苦不苦，累不累，挨没挨打？我回答说，旧社会学杂技是要挨打的，但是武汉杂技团对老师们有规定，不仅不能打，说话也不能带脏字，跟他们讲话不许讲方言，总理听了很开心，大家都笑了。”多年来，虽然不常相见，但当年教过的学员也曾回汉探望老师们。每次相见，他们都会紧紧拥抱。姚金妹感叹说，“这样的经历，不是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是杂技艺术这个纽带，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是我一生最特别的回忆。”
文/图记者王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