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年后打老师案”，该如何画上合理的句号|新京报快评
文|杨宜桐
6月12日上午，备受关注的“20年后拦路打老师”一案在河南栾川县法院开庭审理。
据报道，当地检方的起诉书称，常某在公共场所出于报复动机，当众拦截、辱骂、殴打中学时的老师张某，并有意录制视频传播他人观看的行为，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在1年6个月到3年之间进行量刑。但考虑到其有“自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等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涉事法庭当天并未当庭宣判。从庭审现场看，被告人谈起过往经历数度流泪。
随着一段“当街掌掴20年前老师”视频在网上热传，当年的学生和老师竟会以被告人和受害者的特殊身份，对簿公堂之上，这一幕无疑让人唏嘘。
20年前被老师羞辱式体罚，20年后拦路打回去，这样的“快意恩仇”到底是“君子报仇”还是“行私刑”，在网上引发了诸多争议。毫无疑问，在道德层面，无论是昔日的教师体罚还是如今的学生施暴，都会接受师德与“尊师”伦理的审视。但在此事由私事变为“案”后，也必然要接受法律维度的评判。
就该案而言，目前法律界人士说法并未完全“对表”。不少律师认为，常某的行为事出有因，是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报复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借故生非等主观要件，应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构成犯罪。
而当地检方的起诉书中，则考虑到了常某当街拦截殴打、辱骂老师对公序良俗的恶劣影响，还结合了他将视频在网上传播等情节。这也得到很多法律专业人士的认同。
虽然在行为定性上有些出入，但法律层面的共识就是，常某挟私报复的行为是违法的，他也应该为自己的过失担责，在法律上付出代价。包括常某本人也表达了道歉、做出经济补偿等意愿，表示不管怎样打人不对，对于自己犯的错，如果法律判定自己有罪，他接受；如果法律判他无罪，他也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虽然最终结果如何，还有待法院给出公正判决，但各方态度也指向了一点：法治社会不会容忍以公然的暴力报复“私力救济”，即便是持有所谓的“正当理由”。
值得正视的是，司法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惩罚。在司法机关的追诉和审判中，作为当事人，常某从刚开始的一意孤行到如今的幡然悔悟，多次表态称自己“冲动无脑”“非常懊悔”，“郑重公开道歉”；从拳脚相向、录视频传播，到如今“家属多次上门向当事老师道歉，辩护人当庭拿出两万元希望对张某进行经济补偿”……
个中的种种变化，都彰显了法治的教化功能，也显示出法治的真谛：将私人纠纷置于法律的框架下解决，才是正义的应有打开方式。
而在这堂“公共法治课”中受到教育的，还有围观的公众。经由这起焦点案件，在支持与反对的激烈争论中，私力救济、道德审判的法律边界愈加清晰可辨。
对很多教师而言，该案也不无启示。此案在媒体曝光后，引来如此多的围观，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基础则在于，体罚的由头激起太多人的共情与痛感——在这新闻下面，很多网友都开启了“打捞童年阴影”模式，对小时候被体罚的控诉帖比比皆是。
相信在法律与舆论的辉映下，该案最终也能形成双面启示：既对动辄诉诸暴力的做法形成警示，也能推动“育人者不能充当暴力行为的策源地”成为共识。
期待随着法槌的一声落地，沸沸扬扬的“20年后当街反削老师”事件可以画上合理的句号。也只有秉持法治之精神、人本之理念，该诉诸法律的诉诸法律，才会有效定分止争、化解心结，类似不无极端的现象，才不会再次刺痛我们的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