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锦绣未央》案缘何成维权“里程碑”？
5月8日上午，为期两年的《锦绣未央》侵权案首案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法院经审理认定《锦绣未央》在116处语句、两处情节与《身历六帝宠不衰》一书构成实质性相似，故判决作者周静停止对小说《锦绣未央》的复制、发行及网络传播；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万元及维权开支1.65万元；当当公司立即停止对小说《锦绣未央》的销售。
据悉，《锦绣未央》系列案件于2017年1月4日在朝阳法院立案，持续两年多的时间，本次宣判的案件为《锦绣未央》侵权案首案，另外还有11起案件等待法院后续宣判。
尽管这一案件以侵权者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其背后却是一条艰辛的维权之路，维权者依然在等“天堑变通途”的那一天。
讨说法
编剧圈筹钱助维权
不容忽视的是，同样是近年因大IP盛行而备受瞩目的“抄袭案”，琼瑶诉于正一案，原告的名气足以使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锦绣未央》侵权案则是典型的自下而上。据“编剧帮”透露，案件背后有12位作家、62位编剧、16位律师、近百名志愿者在发声和奔走。网友志愿者自行发起维权后，编剧汪海林、余飞不仅帮助寻求法律援助，还带领更多编剧先后三次筹集21万余元用于诉讼。
5月8日，编剧余飞整理公布了此案三次众筹、共60人参与的名单和具体账目，其中包括束焕、汪海林、宋方金、闫刚、高璇、任宝茹等数十位当今活跃在影视行业的一线编剧。这些行为显示出编剧行业的职业良知和对保护原创的坚决支持。
宣判之后，编剧们纷纷发声支持。编剧宋方金说，“我们在手边放着三千汉字，我们在心里守护着语言家园。永远并肩，绝不放弃。”同时他相信该判决将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资本和影视公司以后估计不敢顶风作案了，在网络小说中，还有一些抄袭作品正在影视化的路上，希望他们悬崖勒马。”著名编剧、制作人梁振华也表示，影视制作机构应关注被改编作品的原创性，“在一个作品存在版权纠纷的时候，影视制作机构应该更慎重地去考虑改编，以免卷入到版权纠纷当中。”
与此同时，部分编剧也公开表示，判决赔偿金额过低、处罚太轻，难以得到期待的震慑作用。编剧孟婕就明确表态：“抄袭成本是很低的，我觉得赔偿金额太低。”编剧王力扶称：“偷来的东西，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仍然卖高价。这次判决对行业有什么影响，要看处罚力度，不疼不流血，偷东西的人仍然前赴后继。”
反抄袭
有法律、技术上的难点
该案宣判之后，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发布声明，在欢迎这一“公正判决”的同时，着重提及《锦绣未央》相关诉讼还没有结束，尤其涉及影视版权方面，还有诸多法律、技术上的难点，学会将会持续关注本案，并随时愿意为被侵权者提供专业、道义上的支持。“文字的尊严，原创的精神，需要每一个写作者自觉地捍卫。希望更多的编剧、作家，加入到我们保护原创、打击抄袭剽窃的队伍中来。同时我们提醒各位影视从业者，不要购买、使用和传播抄袭作品，抄袭是毁掉创意行业的毒品。”
编剧余飞曾为该案积极奔走，并承担了包括该案在内的诸多抄袭鉴定工作。他以实际经验总结，反抄袭案件应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第一步，任何人可以举报、以舆论发动的形式提出，但这只是第一个环节，不能只用这个环节纠缠到底，始终不给结论。第二步，应该是相关行业的鉴定专家到位，以行业经验对两部作品进行比对，如果双方都能认可行业专家的鉴定结果，那就按结果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一方或双方不认可专家的鉴定结果，那就上升到第三步——请法律人士介入。行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上升到法律层面来解决。或者第三步可以和第二步结合起来，由专业人士与法律界人士共同进行鉴定，最后得出一个结果。同样，双方认可就直接按结果协商处理，不认可就上升到第四步——诉讼，由法庭最终判决。这是最‘麻烦’的一步，也是最公正的一步。”
余飞还表示：“我个人曾经在编委会协调过很多起维权案件，全部都取得了成功。我个人经验是：其实只要双方肯坐下来谈，由行业协会或业内有公信力的人士一起监督，一般两三个小时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就怕背后有资本故意推波助澜，让反抄袭事件成为商业广告，那就是真正的灾难了。”
里程碑
《三生三世》反抄袭失败
同样值得反思的是，在该案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编剧余飞，其实在2019年春节已发声明，宣布退出抄袭鉴定委员会，原因是这项工作太苦太委屈，而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在做另一更加著名的“抄袭事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与《桃花债》比对鉴定过程中，余飞被数万名网友围攻谩骂，这也最终导致他失去了继续从事这份公益事业的热情。因此，《锦绣未央》抄袭案宣判的喜讯传来时，余飞的心情很复杂。
他强调，如果说《锦绣未央》案是反抄袭成功的里程碑，那反抄袭失败的里程碑则非《三生三世》案莫属。因为争论至今，双方都有无数的拥护者，仍然打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双方争辩的大部分事情都与反抄袭这个关键问题没有关系。
余飞认为，因为这个事件的影响，很多人对鉴定抄袭的标准更含糊了，民间反抄袭事业基本处于全面崩溃的状态，大家都没有信心继续下去。“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今天在庆贺成功的里程碑时，其实这个碑已经是两年多前奠基的。世异时移，当时充满热血的民间反抄袭人士基本都已经退出了，而现在与抄袭维权有关的事件仍然非常多、非常复杂。”
文/本报记者杨文杰
责任编辑：张义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