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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最后的电报人 依旧工作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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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荣在展示如何翻译电报

昨天,本报07版刊发了《昆明到武汉一份电报走了15天》,引发读者极大关注。武汉目前电报业务状况如何?从业人员如何接收、送达电报?记者进行了追踪采访。在武汉,洪山广场营业厅承担着湖北省最后的接收电报工作,韩先荣则是唯一的电报接收员,发报工作已在约10年前停止。

现在,武汉每年接收电报的数量不足10份,可是电报服务依然在坚持。

一本1983年3月出版的《标准电码本》,一份写着数字的白纸,50岁的韩先荣完成了电文的译出。

唯一的电报接收员

收发电报28年最多一天400份

上世纪80年代是武汉电报业的鼎盛时期。1988年,武汉市创下月处理电报600万份的纪录,城区内电报投送点的投递员超过200名。

由于电报中有水情电报、献血电报、金融电报等事关城市安全、人民生命健康与金融情况变化等重要信息,电报收发、派送工作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普通电报从发出到纸质版送到接收人手中仅6小时,加急电报更短,两小时完成全部工作。尽管那时候,电报派送员需要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送报。

电报从发报方向接报方传输,传输过来的大多是一串数字,韩先荣接收数字,通过《标准电码本》翻译出文字,打印出报文内容,装到信封中,交给电报派送员。从1991年从事电报工作起,韩先荣收发电报28年,198页的《标准电码本》不能说全部记住,但是常见字的编码,已经不需要查询,这也是电报需求量大时练就的本领,韩先荣一天可以收发电报至多400份。

 3月18日,张树华从昆明向武汉发报,报文就是由韩先荣打印的,可是这次她没有进行电文的翻译工作,因为张树华是明文发报。“以前电文涉及机密,多用电码,现在电报更多是纪念意义,已经无须保密。”韩先荣说。

仅有的两个送报员

经常被误认为是“快递小哥”

 55岁的乐中华和周致强至今还在派送电报,这也是武汉现在仅有的两个送报员。张树华的电报就是由他们派送,周致强开车,乐中华依据地址寻找接收人。由于武汉现在每年电报接收量不足10份,他们的主要工作也变成了后台支持,电报派送仅仅是兼职而已。

即便如此,乐中华和周致强依旧严谨。张树华发送的电报,到达武汉后,是接收人袁先生请人代收的,乐中华为了确认代收人与袁先生的关系,甚至找到了代收人的公司。送报一定要送到接收人手上,这是电报派送员的基本工作要求。

“以前,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区,收发室除了信件就是电报。”可是近些年,当乐中华和周致强前往送报时,在收发室工作的年轻人对于电报已经难以置信,反复确认电报是不是快递。

怀念但并不伤感

接收员依然注重保护隐私

 1991年,韩先荣参加工作,见证了电报的衰落。那时,固定电话渐渐流行,使用电报的人开始减少,可是并不明显。因为电报的收发送达时间都有记录,具有一定法律效应,人们在商业中应用电报,留下痕迹。

韩先荣养成了两个习惯:一是严格保守电报内容;二是快速发出电报并记录时间,因为电报可能成为司法事务中的证据。

 4月18日,记者在查看一份全电码电报时,韩先荣依然首先用手指遮住记录接收人地址的信息编码,尽管对于电码,记者一无所知。

伴随着复印机、移动电话、互联网的出现,电报的长时间留存优势再次丧失,电报业务持续衰减。武汉的电报营业厅在2007年全部关闭,仅在洪山广场电信营业厅接收电报。电报尽管少,但只要全国部分省份还在发报,韩先荣就在坚守。她现在主要从事售后服务。曾经24小时的值班制度也早已取消。

“电报的没落是技术的没落,我们怀念,但是并不伤感。”韩先荣说,因为技术的发展,让人们生活得更加便捷。

文/图记者姚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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