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超越血缘 我做你的养老监护人
独自一人在家的洪英 摄影/实习生 郭慧敏
进行意定监护公证的多为老年人 供图/CFP
正在照顾老钱的赵亚梅 供图/受访者
赵亚梅为老钱记的账本 供图/受访者
王明58岁了，他坐过牢，没有儿女，也没有其他亲属。王明一直在焦虑，谁能给自己养老送终，他的理想人选是自己的房东。
看似不可能的、超越血缘的监护关系，在2017年10月1日之后，有了实现的路径。
随着《民法总则》的实施，意定监护制度正式出炉，其中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关系不再被血缘束缚。
几年来，李辰阳所在的上海普陀公证处，办理了200多起意定监护关系公证。在这期间，李辰阳见证了许多建立在街坊邻里、租客与房东，甚至是老同事之间的监护关系。
谁来养老
身边没有监护人
无法入住养老院
71岁洪英
厨房里，天然气灶上摆着两个老式铝锅，锅底烧得黢黑。洪英拿着板凳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坐在洗手池正对面，仔细挑拣着盆里的青菜。
洪英今年71岁，身体一直不好，终生未婚。2017年，她骨折过一次，更加为自己无依无靠的生活担心，“我想赶紧住进养老院，但是没有监护人给我签字。”
因为没有监护人无法入住养老院，洪英并非个例。
李辰阳介绍，寻求意定监护的群体中，老年人占比80%左右。对孤老、留守老人、失独家庭来说，他们没有监护人或没有可信任的监护人，需要在自己尚未失能失智之前，提前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划。
规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养老机构的入住。虽然法律没有强制规定，但如果没有监护人签字，许多养老护理机构都会拒绝老人入住。此外，医疗决定的签署也是个问题。一般医院在进行有危险性的手术时，会要求病人家属或监护人在治疗方案、风险提示书上签字。
洪英并非没有法定监护人，她原本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三哥已经去世，姐姐常年没有联系。洪英和大哥的关系不好，大哥曾阻止她卖房养老，甚至打来电话吓唬她“卖完了房子，要是人家知道你有钱，可能会入室抢劫！”
二哥倒是个正派人，但他已经81岁了，二哥曾语重心长地嘱咐洪英：“我老了保护不了你了，你常跟街道、派出所联系。”
特殊的家庭环境，让洪英早早将自己定义为“孤老”。
洪英找到的意定监护人，则是社区里评选出来的“孝星”，在她脚骨骨折之后，经常来家里帮她修脚，久而久之，对她的困境便十分了解。有一次洪英又说起想办理意定监护但找不到人选的无奈，“孝星”沉默了一会儿，随即掏出自己的证件，跟洪英一字一顿地说“实在不行我来当监护人，给您签字进养老院”。这句话让洪英一下子宽了心。
在北京五环外，洪英早就相中了一处养老院，她描述，那里的房子清一色都是二十多层的高楼，小区里就有三甲医院，硬件设施一流，还拥有独立的小厨房，不用每天去食堂吃油腻的饭菜。
特殊群体
心智障碍子女家长
有“双养”的担忧
73岁刘辉
同样处在焦虑中的，还有73岁的刘辉，他也想找个意定监护人，不只为自己，也为了儿子。
从2017年政策开始实施，每次看到相关报道，刘辉都小心翼翼地从报纸上剪下来，再粘到A4纸上，每天都要翻看，同时在脑海里一遍遍地检索合适的人选。他也总去公证处咨询，每次都要和公证员聊上个把小时，把所有的疑惑掰开揉碎了咨询。
只是刘辉的意定监护人依然“难产”，他有三个妹妹，她们都有自己的家庭，有的和刘辉关系不睦，有的生活方式不适合做监护人，而且年纪都已经不小了。
刘辉也曾想过，如果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就托公证处介绍一个合适的社会组织作为意定监护人，但我国目前还没有职业的监护人或以监护失能失智老人为主要业务范围的社会组织。
在刘辉卧室的柜橱里，放着各种各样的药，“这是扩充血管的，这是降压的，这是安眠的……”几十种药物，他熟知每一种的疗效、用法甚至产地。刘辉不确定73岁的自己还能陪儿子走多久，尤其是两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之后。
在另一间卧室，刘辉叫醒午睡的儿子，被窝里43岁的儿子刘晓阳表情木讷，反应迟缓。
据刘辉介绍，因为爱人在怀孕时多次服用药物，导致儿子智力异常。儿子不会做饭也不会花钱，但老实听话，父亲曾嘱咐他有人敲门不要随便开，结果学校老师都被他拦在门外。
爱人2011年去世，刘辉开始负责起照顾儿子的全部生活，包括起床后开窗通风、刷牙时的正确方向，刘辉都要向儿子一次次重复。
儿子的存在让他不得不警惕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变数，也对意定监护人的选择更加慎重，“我的事儿好说”，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于自己的监护事宜，刘辉说只要有人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个字就行，骨灰都可以不要，但刘晓阳的余生，却容不得半点马虎。
像刘辉这样同时为自己和身心智障孩子找意定监护人的“特殊群体”，被李辰阳归类为“心智障碍子女家长”，他们有“双养”的担忧，需要通过意定监护协议把自己和孩子“托付”给信任的人。
此外，另一种需要意定监护的“特殊群体”，是那些在年老时再婚或搭伴养老（同居但不领证）的老年群体。一旦老人失能失智后，再婚或同居对象极易和老人子女发生矛盾，这更需要通过意定监护，让信任的老伴得到法律上的资格认定。
不求回报
无血缘关系无报酬
房东做房客监护人
58岁王明
2019年1月24日，上海市普陀公证处，58岁的王明领到了期待已久的意定监护公证书，他抱着公证书，直奔街道办事处。之前谁都不相信他能找到意定监护人，街道的汪科长还跟王明打赌，要是找到了，给他“报销”2000元的公证费。
李辰阳为王明办理了公证手续，这是他经手的所有案例中最特殊的一个：无亲无故无报酬，房东却愿意做房客的监护人。王明自己也不敢相信，“说句不好听的，我这个人就是个烂摊子，一无所有。”
对于自己的过往，王明用“悲哀”两个字来形容。58年前，亲生母亲将他送给了一对老夫妇，之后就再没出现过。王明自幼顽劣，成年后三次因为盗窃被判刑，在监狱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
出狱后的王明靠领取低保和廉租房补贴度日。2011年，王明认识了现在的房东夫妇，因为投缘，三个人处得像一家人。两个月前，王明脑梗住院，也是房东在照顾他。
对于晚年的恐惧，让王明倍感焦虑，他向房东提出了在电视上看到的意定监护。提到房东为什么会同意，王明觉得“是因为同情”，跟当初他们夫妇知道他有前科，还把房子租给他一样。王明将自己形容为领低保的“穷光蛋”，从心底感激房东是大公无私的好人。
意定监护的事情有着落之后，王明马上联系了遗体捐献机构，“现在年轻人捐献遗体的多得是，何况我一个人。”王明嘱咐了房东，到时候一个电话打到遗体接收单位，等人家把“能用的”拿走，骨灰撒在长江里就好。
王明说，之所以想要海葬，是因为无亲无故，没人跟自己一起埋，他早就打听好了，海葬是最简便的方式，还有4000多元的海撒补贴，就留给房东了。
心中顾虑
意定监护人忧虑
怕被指责有所图
78岁老钱
同在上海，78岁的老钱寻找意定监护人的路，开始并不顺利。老钱的人选是邻居赵亚梅，九个月前，赵亚梅对于这事还十分抗拒，老钱曾几次让她当监护人，都被拒绝了，“我自己年龄也大了，再说其他邻居背后会说我图什么”。
拒绝之外，赵亚梅从来不吝啬对这位老邻居的帮助。她回忆，三十几年前搬来的时候，老钱就已离婚。老钱和赵亚梅的丈夫处得像兄弟一样，退休后干脆在赵亚梅家入伙。几年前丈夫病重，老钱时常帮忙照顾，在丈夫去世时忙前忙后，料理后事。
之后老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赵亚梅承担起了给老钱买饭、买药、洗衣、送医等一切琐碎的照料工作。赵亚梅平时出入的时候，都会顺便敲几下老钱家的门，喊两声“老钱，你在干嘛，还好吗？”得到回应才能放心。
赵亚梅曾托人给老钱挨家找过养老院，得到的答复都是：“邻居送来不行，必须有监护人签字才收。”赵亚梅这才同意签下意定监护协议，“不管怎么样，总要把他先安顿好。”
自从2018年4月，正式签订意定监护协议以来，老钱就成了赵亚梅一家人的“心头肉”，赵亚梅的姐姐、妹妹、弟弟都经常被她拉来帮忙。
78岁的老钱腿脚不好，但头脑十分清醒，而且对生活还有些挑剔，一根香蕉，只要皮上出现几点黑，他就要让护工扔掉。
虽然有时候犯点小脾气，但老钱本性很善良。赵亚梅给他准备两三天的零食送去，往往一天就没了，腿脚能动的时候，老钱通常会捧着自己的零食，给房间的伙伴们挨个送去。前段时间因为护工没扶住，老钱的腿骨折了，但他一直嘱咐赵亚梅不要在护工面前提起这事，“她也不是故意的。”
作为老钱的意定监护人，赵亚梅听到过许多关于“图什么”的议论，她对此非常不理解，“老钱现在身体很好，我能图什么？”
数天前，赵亚梅把一篇名为《你是一个好人，为什么还是有人不断议论你》的文章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写道：“选择厚道是因为我明白，厚德能载物，助人能快乐。”
作为意定监护人，除了负责老钱的日常生活，赵亚梅还要为他的每一笔花销记账，厚厚的账本里贴满了发票和收据，“他退休工资不高，要帮他省着点儿。”
监护契约
写监护报告定期发给公证员
老钱的监护人赵亚梅还会定期写监护报告，让姐姐做成电子版，定期发给经手公证事宜的公证员李辰阳。
李辰阳介绍，“在监护人是非近亲属的情况下，有这样的监护报告，将来老人失能失智之后，其他法定监护人对老人指定的监护人提出质疑时，报告就可以成为自我保护的手段。同时递交监护报告也是监护人的义务和责任，防止滥用监护权，或者怠于行使监护权。”
监护报告是意定监护协议的必备条款，除此之外，协议还对监护人的代理事项、监护职责以及监护撤回等进行了详细规定。被监护人失能失智以后，监护人应承担起照管日常生活、管理和保护财产、代理进行民事活动及非讼和诉讼活动。
一般情况下，意定监护协议中设有“宽容条款”。任何人的监护工作都无法保证十全十美，宽容条款的存在让监护人在出现不可避免的失误时，社会各方或近亲属能给予谅解。
李辰阳告诉北青报记者，要破解监护人难找的局面，制度的细化和观念的转变都很重要。目前意定监护公证除了保障监护设立人的利益外，还要保护受托监护人，让他们在付出善意的同时，免受无辜的“法律之灾”。
李辰阳说，之所以监护人缺失的现象依旧突出，除了被惩罚性的法律条款吓退，还有一部分人面临着被人诟病“贪慕被监护人的财产”或“虐待老人”的道德风险。
酬金设定
部分协议会涉及报酬
在酬劳方面，虽然许多人是出于善意担负起意定监护关系，但部分意定监护协议中也会涉及报酬。李辰阳介绍，被监护人为表示谢意，可以在协议中写明酬金数额，在本人完全失能失智之后条款生效。但这样设定酬金的案例占比不超过百分之十，大多数监护人都是自愿无偿承担监护责任。
李辰阳遇到过执意设定酬金的被监护人。杨奇伟退休之前是个处级干部，女儿因父母离异对他有看法，在他病重的时候拒绝照顾，甚至直接对他说：“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你的遗产我也不要。”
无奈之下，杨奇伟只得找到曾经关系不错的同事，说服对方成为了自己的意定监护人。考虑到未来同事在照顾自己时，可能会受到女儿的为难或质疑，杨奇伟提出将酬金定为每月8000元，给对方一定的物质保障并以此表示感谢。但同事称，同意成为意定监护人并非是为了钱，而是看在同事多年的情分上，最终经过公证员协调，协议酬金定为每月3000元。
李辰阳说，还有部分被监护人通过遗嘱赠与的方式，将财产赠与意定监护人，遗赠协议由被监护人在意定监护协议签署完成后单独办理，一般不告知监护人，以免监护人为获得遗产采取极端方式。
据悉，在日本、新加坡等老龄化国家，已经出现行政机构专门管理公共监护人的办公室，以及职业的社会监护人，如日本的“后见人”制度。在委托人失能失智后，“后见人”可以代理私人事务、管理财产，“后见人”可以是机构，也可以是地方家庭裁判所登记在册的个人。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石爱华
实习生郭慧敏
责任编辑：张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