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徽因》剧照。
2018年的最后一晚，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胡志毅的跨年选择是，在浙话艺术剧院观看当晚的演出《再见徽因》。
当晚7点半，胡教授发了一条朋友圈，说现场爆满，自己也是“第一次在加座的位子上看戏”。
胡教授的这一条微信，勾起了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龙的回忆，他非常少见地在朋友圈发了长长一段话。
王文龙说，十年前，浙话一部话剧只卖出两张票，团里决定停演，时任副团长的王文龙负责在剧场门口等观众来退票。而十年后的今天，浙话2018年的跨年话剧，座无虚席，没有赠票，还要加座。王文龙为此感慨：“实实令人欣慰，也真真不易。”
昨天，钱报记者与王文龙面对面，聊了聊这十年间，浙话是如何摸清杭州人看话剧的口味的。
十年前
一场剧只卖出两张票
时间拨回到2008年底，也是岁末迎新的时节，当时只卖出两张票的那部话剧叫《西湖作女》，演出地点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小剧场（现已拆除）。
团里做出停演决定后，负责落实退票的王文龙在剧场门口等了整整一个半小时，那一天也是下着雪，“在风中等了一个半小时，也不见观众前来。”
“十年前的杭州，演出市场没话剧什么事。”王文龙说。
事实上，当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话剧市场已较为成熟，北京人艺、上海人艺等演出院团都有固定的观众群体和票房号召力。而此时的杭州，却连一个专门演话剧的剧场都没有。
浙话最开始也是靠儿童剧“打天下”，就连剧场名字都叫“浙江儿童艺术中心”。浙话儿童剧一直有稳定的本地观众群体和票房收入，但在话剧创排方面，尽管有一些尝试，但演出内容和频次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跨过这五味杂陈的新年后，2010年，浙江推行文化体制改革，浙江话剧团作为首批三个改制试点的文艺院团之一，从铁饭碗的事业单位转变成了企业。王文龙也成了浙江话剧团的最后一任团长和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
上任四五个月后，王文龙就跑去重庆看了中国话剧节上的几台戏：“辽艺的《黑石岭的故事》让我在嘉陵江边站了15分钟都缓不过来。”戏曲演员出身的王文龙，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话剧与戏曲表演之间的不同：观众看戏曲，看的是演员的“唱、念、做、打”，看的是角儿。而话剧观众，看的是故事，是情节，是共鸣。
那一天，在嘉陵江边，王文龙下定决心，浙江话剧团要两条腿走路，一手抓儿童剧，一手抓话剧。
主打都市情感
浙话演员渐渐有了自己的粉丝
但话剧不是说做就能做的。那时候，赖声川、孟京辉、林奕华等知名导演执导的话剧开始大举进入杭州，渐渐影响了杭州观众对于话剧的理解。另一方面，浙话当时在话剧创作方面的队伍单薄，急需人才。
就在这个当口，广州话剧团团长王筱頔将当时才30岁出头的新锐话剧导演李伯男介绍给了王文龙。
当时的李伯男，因执导小剧场话剧《有几多爱可以胡来》在北京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其他的几部小剧场话剧作品，票房表现也不错。在王文龙眼中，李伯男的作品都是以都市白领为原型，从“剩女”“经济适用男”到“隐婚族”，锁定的是现代都市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群，都是走市场的戏，而这跟改制后浙江话剧团的课题一拍即合。
2010年9月，杭州湖墅南路136号的浙江儿童艺术中心更名为浙话艺术剧院，正式更名当晚，剧院上演的是李伯男执导的《幸福.com》，讲述的是一个因为房子而结不了婚的“三十而立”男，在支教中找到了人生意义的故事。
在引入了李伯男戏剧工作室后，浙话以一年上两三部话剧的速度开始发力，先后推出了《画皮》《轻度深爱》《只爱你一天》《女人初老》《暧昧》《非常道歉》等一系列以都市情感为题材的话剧。
戏都不错，但票房始终不温不火。“有时四部戏演下来，票房总共就五六万元。更有甚者，一场戏的票房才两三千元。”王文龙说，“市场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这是必经之路吧。好在是自己的场地，自己的演员，也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就这么不亏、小赚地坚持了三四年，浙话的都市情感剧渐渐有了固定的观众群，青涩的“浙话新势力”演员们，也慢慢积累起了追戏的粉丝。
林徽因、徐志摩、郁达夫
就地取材的文人故事都很卖座
2013年，浙话应邀赴德演出话剧《女人初老》。这次出访，提醒了王文龙，让浙话的作品走出国门登上世界舞台扩大影响，或许可以进一步助力杭州话剧市场的培育。
当时，昆曲在国内外都很火。于是，2015年，由昆曲界“巾生魁首”汪世瑜监制、李伯男导演的《怜香伴》在杭州公演。该剧剧本脱胎于清代戏剧家李渔的第一本传奇《怜香伴》，编剧在原剧本的基础上，将故事划分为“古代”“上世纪初”以及“现代”三个时代。
“这部戏反响挺不错。”王文龙说，“我们还发现，三段故事里‘上世纪初’这一段最受好评。我们就想，何不试试再做这种风格的戏呢？在上世纪初，浙江有那么多文化名人，他们的风骨，他们的韵致，他们对于国家对于文化的贡献，以及他们深入到这座城市的细节与故事，都是再好不过的话剧题材。”
次年，浙话就推出了讲述出生在杭州的林徽因的《再见徽因》，讲述上海名媛沈秋水与报界翘楚史量才的《秋水山庄》，紧接着2017年推出了讲述徐志摩的《志摩有约》和讲述胡适的《新新饭店》，2018年，反映郁达夫的《天真之笔》也收获了不错的成绩。
于是，浙话开始走出一条自己独有的路：作为一座有着丰富人文历史的城市，这里的观众有自己的文化格调和追求。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的文人和地标，对他们而言是无比熟悉的，而这些文人和地标背后的故事，又有一些是他们不知道的。在这知与不知，熟与不熟之间，话剧有了它的生存空间。
“所谓的‘地气’绝不是俗气，而是与观众的审美相通。”王文龙说，除了题材，浙话也琢磨出了自己的演出风格：“江浙人更倾向一种含蓄内敛的演绎，这种风格在演绎具有文化底蕴的人文故事时，具有天然的优势。这让我们站在全国的舞台上都有了底气。”
就像《再见徽因》，从2016至今，已经演出过多场，在今年的跨年之夜依然爆满，甚至要加座。
王文龙透露，2019年，浙话这一系列的作品已经收到了多方的商演邀约，正在排期。同时，又有两部同类风格的新作品正在创作中，一部与张爱玲有关，另一部与李叔同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