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校社团官气横生、虚荣跋扈，到底是什么惹的祸？
“逞官威”聊天截图会犯众怒，正是因为上级管理者对下级采用了颐指气使的态度，并将不成文的灵活潜规则以强制的方式命令下级遵从，这便为科层制度僵化，提供了土壤。
“7号要开会吗？@杨X 学长？”“杨主席是你们直接@的？”
“群管理员：请各位试用干事以后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方式。”
国庆假期期间，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某学生社团学生在微信群中“逞官威”引发争议，网友纷纷讲述（回忆）起自己在高校社团中遇到的官僚现象——过节强制要求给主席、部长发祝福短信；社团成员发短信写错上级名字，罚抄50遍，开会做检查。
▲因写错社团上级名字罚抄50遍。图源/微博截图
高校社团官僚风气现象其实相当普遍。2014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发起过一项网络调查（1.6万人参与），41.6%的受访者表示社团活动对充实自己并无帮助，而在认为无帮助的受访对象中，有59.3%表示“社团干部官僚化”问题严重。（《为何54.7%受访者后悔曾经加入高校学生社团》，中国青年报2014年6月3日）
此事引发舆论关注后，涉事学校发表声明称学校团委对学生社团教育管理不到位，会加强教育，强化学生干部的服务意识。国内多所高校还联合发表了抵制社团官僚作风的声明。然而这官僚跋扈风气，并不是简单的思想教育和一时的抵制可以解决的问题。
非人格化的“命令-服从”
科层化的学生社团
上大学时，每年国庆节后是校内各大社团的“抢人大战”。茫然的新生们手握传单，心里大概会这样盘算：加几个好玩的兴趣社团，加个志愿者协会，再加点学院和学校的事务型社团，比如学生会。
▲社团招新海报。图源/Bing搜索
和大多数规模较小的兴趣社团不同，事务型社团一般人多，事务类型复杂。它们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学生个人的兴趣，比如学生会。
学生会是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各大高校的分支机构，学联则是五四运动的产物。1919年6月16日至8月5日，来自全国各地和留日的学生代表60余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宣告全国学联正式成立。到了和平年代，学生会已不再是学生运动的管理组织。在实际情况中，它更多承担了辅助学校行政机构组织管理学生的职能。
相较于兴趣社团，学生会的事情可能会繁琐些。比如，大一加学生会时如果选了一个很清闲的部门，做的事情基本都是学校举办比赛了去报个名，以免场面太冷清。退出后与学生会的交集仅存于平日宿舍卫生检查、合唱比赛运动会等集体活动中。同学中继续留在学生会的当上副部长、部长后和学校行政老师的沟通会增多，帮助完成一些学生管理工作。
小型的兴趣社团通常只有“会长-会员”之分，而像学生会这种人多、事务繁杂的学生组织通常会设立分层的组织结构，组织有一个总负责人和几个副手，下设多个部门，每个部门又会分为部长、副部长、干事三层结构。这算是一种科层化的组织结构——上级命令下级，下级服从上级，而这种“命令-服从”关系是非人格化的。
《经济与社会》
作者： （德）马克斯·韦伯
译者： 阎克文
版本：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马克思·韦伯在讨论科层制时，提出了三种统治形式。有基于传统背景获得合法地位的统治，如世袭制；有因领袖魅力而获得合法地位的统治；有基于法律、契约而获得合法性的统治。韦伯比较认可最后一种类型统治，它是一种理性化的现代科层制，在这种制度中，下级服从的是上级职位，而非个人。
虽然学生社团规章松散，经常会产生围绕某个上级的认同小群体，但大体上还是符合现代科层制的。通过多层级的“命令-服从”关系组织起来的学生社团，有很多不成文的行事规则。如干事们通常不会越级报告事务，有与社团相关的问题也很少越级咨询；下级很少会公然违抗上级的命令，当不想服从时，通常会选择不理睬，而不是发生直接冲突；除非私交好，下级对上级基本不会直呼其名，否则会显得不够尊敬。
树立权威并非一无是处
问题在于树立权威的方式
在网传的社团微信群“逞官威”的聊天截图中，新加入的干事越级向主席咨询了社团事务。以笔者上大学时参加学生媒体的经历为例，这种行为很少见。
学生媒体的组织层级结构第一层为社长和主编，下设多个平级部门，每个部门有部长（大三）-副部长（大二）-干事（大一）。我们有大群，也有小群。全社的大群日常几乎没动静，节假日冒个泡抢个红包，偶尔聊天也没有什么上下级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同学。事务商议则在分级的小群中进行讨论，逐层传达。
在这样的氛围下，没有发生过有大一学生在大群里向社长咨询事务的情况。假设真的发生了，社长肯定会正常回复，不会像截图里那样颐指气使。愿意干活的学生可是社团宝贵的稀缺资源，把他们都得罪了，社团何以为继？但只要待久了，便会知道越级咨询是不合常规的事情。
有人可能会认为，都是学生，虽然有上下级之分，但承认上级权威的存在是否不太合适？但其实对一个有职能的组织来说，树立上级权威是必要的。当上级权威不存在了，“命令-服从”关系就瓦解了，社团就没有办法顺利完成职能。下级都不听话只要领导者没有执行者，组织将形容虚设；而分级信息传达是为了防止出现信息冗杂不便管理的情况，高层领导如果天天要管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会分散精力。
《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
作者： （美）彼得・布劳 马歇尔·梅耶
译者： 马戎 时宪明 邱泽奇
版本： 学林出版社 2001年12月
“社会科学家对科层制结构和动态研究的浓厚兴趣有许多来源。最显著的来源，是现代社会中大规模正式组织的空前发展。在那些组织中，如果要达到组织目标就要发展等级制度，并用它来管理社会机器。”
所以树立权威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它还是保障组织运行的基础，问题在于树立权威的方式。越级咨询报告之类的行为会影响组织运行，可善言告知。而领导者拥有权威之后，有时会产生更多与组织运行无关的规矩，如强制规定与上级交谈的方式、强制下属对上级发过节短信。
“逞官威”聊天截图会犯众怒，正是因为上级管理者对下级采用了颐指气使的态度，并将不成文的灵活潜规则以强制的方式命令下级遵从，这便为科层制度僵化，提供了土壤。
社团为何成为“微型官场”
“上级”的虚荣心与“下级”忍一时之气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我们所批判的官僚作风其实和科层制不能完全等同。理想的现代科层制消解了传统组织中对身份、地位、个人魅力等社会等级元素的力量，加强了组织的理性色彩，“以专业素质替代个人忠诚，权力和责任附属于职位而非个人，并以法规的形式固定化，真正实现了‘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高下、贵贱之分’。”（见慈玉鹏《马克斯·韦伯对 “现代官僚制”的解释》，《金融博览》2012年第11期）而官僚作风是科层制的弊端之一，当科层体制渐趋僵化，居高位者便可能会养成跋扈的官僚气，对下级肆意发号施令。
进入包厢，所有人都不急着落座但也不谦让，都垂目颔首微笑站得笔直，我不明就里，也模仿他们谦卑温婉如良家宫女，最后走进来的是学生会主席，直到他落座并露出众爱卿平身的表情，所有人才按照官阶大小依次坐下。整场饭局让我像是客串了某个低成本的清朝皇帝剧，大王一挥袖，众臣举杯欢畅。虽然我是个局外的潜伏者，坐在饭桌的最边角，也不打算谋得一官半职，却也在饭局上快乐地战战兢兢，不停自己嘱咐：“君要臣笑，臣不得不笑。”
——蒋方舟
《学生官场无处话凄凉》（2010）
社会上的科层化机构中，官僚作风的养成通常与资源和利益分配体制僵化有关。高位者无论如何都能获得权威和收益，颐指气使、搪塞推诿也不会妨碍到他们的地位。这种解释在学生社团中是否也成立呢？
确实，大学社团有跟利益捆绑在一起。社团中的学生干部在学校资源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和老师走得近，容易获得更多的资源，比如获得学生干部奖学金、干部保研，乃至未来留校的工作机会等。但有研究认为这种说法可能夸大了学生干部的实际地位。学生干部得到的资源有限，不能与真正的官僚等量齐观，而即使获得再多的资源，本质上也与其他同辈同为学生，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学生会主席的头衔并不会让人想要高看一等。（见唐承祚《强势普遍主义与弱势再生产——高校学生干部身份获得的机制检验》，《青年研究》，2017年第2期）
▲知乎上一位大一学生关于“学生会”的提问。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王天定对此解释道，高校学生干部功利化、庸俗化的原因不在于学生，而在于行政老师将工作下放给学生，用“加分”“保研”等政策吸引学生，长此以往，学生干部成为了学校学工干部的助理，耳濡目染下成为了“形式主义”做派的小官僚。（见王天定《一些学生会为什么会变成“仿真官场”》，新京报评论）
这种说法能够解释一部分学生官僚的来源，但有些学生，没有学校官僚的耳濡目染，也学会了官僚做派。其实无论有没有学校行政官僚作风的影响，在科层制化的学生社团中，如果没有钳制的力量，很容易助长控制他人所带来的虚荣心。这种额外的控制并不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物质好处，但却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心理满足——下级皆“臣服”于我，无人敢违抗我。
那被上级的官僚作风气到，下级为何不走呢？这便回到了利益问题之上。高位者虽然无法获得可观的直接利益，但下级为了社团加分，可能会忍一时之气。当保研加分、社团加分等利益来源较为多元，学生有更多选择，那么学生肯定更倾向留在氛围较好的社团，上级为留住下级做事自然会控制自己的虚荣心，不让其滋长；可若利益集中于某些社团（如学生会），学生有非留不可得理由，那么官僚式虚荣便会造成如今网络所热议的局面。
所以，事务型的学生社团采用科层制组织架构无可厚非，科层制化的社团可能会导致官僚作风。而想要改变学生社团“微型官场”的现状，一份没有长期钳制效力的公约、学校一次两次思想教育是不够的。它们只能在当下起到暂时的遏止作用。以长久计，学校还需要改变校内社团利益分配格局，让学生的选择多一些，也让加入学生社团，少一些利益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