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下午，作家、出版人徐澜携新书《我们复婚吧》在杭州晓风书屋与青年评论家夏烈举行了一场对谈，对谈的主题是：“与压力平行”。
《我们复婚吧》由花城出版社新近推出，是徐澜“时间与爱”三部曲的第二部，它与第一部《我们结婚吧》，间隔了18年。
刘乐乐、杨建兵、顾涛、王艳萍……几对男女经由“我”（小说中的“吕洁”）的叙述，呈现出1994—2015年间的“高仿现实”。《我们复婚吧》在爱情的外壳下，聚焦了这二十年中小人物的坚韧，以此观照大时代的强悍。
“因为我当过记者，我写的小说，有纪实的成分，大背景是完全真实的，人物故事是嫁接的，所以说是‘高仿现实’。”徐澜说。
当然，构造“高仿现实”非常不易，它需要一个个不容出错的细节去搭建。因而，不少读者惊叹：《我们复婚吧》中，一部电影、一盒磁带、一斤青菜的价格、一首那时青年人最爱的歌曲……徐澜都能做到准确无误地还原。
徐澜在后记中写道，时隔18年，推动自己拾笔写作的，是女儿圆圆。《我们结婚吧》出版时，圆圆3岁。18年间，圆圆自孩童成为少女，她总以自己的方式催促妈妈开写第二本书。
所以，这本写中年人生活的小说中，有很多“95后”的视角：“女儿告诉我，要理解别人，不要批判别人。所以在行文中，我尽量克制说教，用小说笔法，而不是用新闻视角来描摹世相，尽可能让虚构落到细节实处，看起来无限逼近真实，增强文字的说服力，降低作者的一厢情愿。”
在对谈现场，徐澜说，这18年，自己似乎从一名女权主义者，蜕变为一名家庭至上主义者——“婚姻拆开来读，就是希望能有一个人陪伴我们走向黄昏，成为老伴，卿卿我我，三观一致，老来不寂寞。”
正因如此，《我们复婚吧》与《我们结婚吧》大不相同。
在《我们结婚吧》序里，作家苏童曾这样写道：“徐澜有点像外科医生打量病人血管，这种批判性的目光背后是解剖或者结扎的热情……”
而面对新作和此时的内心状态，徐澜说了一个词：“中年怂”，但这样的“怂”，“是中年的和解，由此可以迈向新的人生阶段”。这也正是夏烈在《我们复婚吧》中读出的典型的中年心态。
“我们复婚吧”，是一个短促的，可以呼喊而出的句子。但是，徐澜说，它的后面，可能是叹号，也可能是问号，“不管如何，离婚和复婚都只是人生的一种状态，没有哪一种状态优于另外一种。当婚姻不开心，承载不了自己的期望时，很多男女就会选择离开，这是时代的进步。”
在夏烈看来，《我们复婚吧》中有“小说家徐澜”和“记者徐澜”，正因对现实的关注，《我们复婚吧》有许多“预言”，比如，主人公杨建兵遭遇的股市浮沉；王艳萍少女时期受到过的性侵……
“这说明时代给我们的压力往往有惊人的相似，这种压力，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所以，徐澜说，“与压力平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