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梁婷实习记者/王琳茜陈虹羽
编辑/刘汨
一所学校关于平板电脑的收费通知
2022年7月，云南普洱市一位家长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当地一所学校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为依据划分“智慧班”和“传统班”，想要进入“智慧班”的学生需要花5800元购买平板电脑。经当地政府核查，从2020年开始，学校一直在推行这套分班制度。
“平板分班”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过去几年，浙江、安徽、山西等地多所学校都因此被国务院督查组点名批评过。2020年至今，督查组连续三年强调，严禁以分班为名强制学生购买平板。
但即使有严厉的要求，根据今年9月教育部网站的通告，近期依然有学校打着“自愿”的幌子，设立“智慧班”“未来班”，要求学生购买平板电脑及学习软件。通告中提到，有的学校甚至为相关企业“搭台唱戏”推介学习软件。在官方文件里，学校的这种行为被认定为增加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影响教育公平，社会影响恶劣。
在接受北青深一度采访时，重庆的一位家长对“平板分班”有很多怨言，但她还是花6800元给孩子报了名，因为学校承诺，平板班会配置更好的教师资源。让她更加不满的是，在之后的三年里，平板电脑只在公开课上使用过三次。
接受采访的多位家长，都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花大价钱买来的平板电脑，最后往往只体现出了看课件、交作业这些简单的功能。平板电脑在教育中的应用，对硬件和观念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这是很多学校并不具备的。
“平板分班”的热潮之下，学校该以何种方式引进这种电子设备，又该如何发挥它在教育中的意义，这是一个仍待思考和修正的问题。
进入平板班
想进入平板班，钱是很重要的门槛。四川绵阳的徐文在高一分班时执意要去平板班，收费三千元，父母尽管不愿意，还是支持了她的决定。
她就读的这所学校“曾经是重点高中，现在没落了”。分班时，老师介绍，平板班的教育水平、环境氛围相比普通班会更好，有了平板，老师可以通过大数据更好地掌握学生情况，因材施教。徐文被这一点打动了。
购买平板之后她才知道，每学期要另交软件使用费，三年总计七千元。徐文有种“被忽悠”的感觉，而且平板班的数量没有设限，全年级31个班，最后有了12个平板班。
浙江一所公立初中只设置了两个平板班，师资力量和全校成绩最好的两个“创新班”相当。想进“创新班”，需要考到年级前90名。而进入平板班，只需要花五千多元购买平板电脑，每学期再交几百元的软件使用费，即便成绩垫底，也可以拥有和年级前90名同样的师资。
当平板分班关系到教育资源，学生和家长很难有更多选择。在广西梧州读高中的赵盼，到现在还很后悔，2020年入学时，因为家里条件困难，负担不起6000元费用，没有报名平板班。她后来才知道，平板是进入重点班的前提。买了平板的人才能按照成绩排名，有机会被分到重点班，以她的成绩如果买了平板，刚好可以进入。
另外一些学校虽然没有以平板为依据分班，却要求所有学生统一购买。2022年秋季入学报到时，广东一名高一新生收到通知，学校要搭建“智慧教育平台”。配套的学习工具需要学生自费购买，包括880元的平板电脑、600元的智能数码笔以及5500元的软件服务费，总计6980元。学校的建议是，“全体购买”。
有家长提出，收费太贵，想要分期付款，或者以“出租”的形式使用，学生毕业时再把平板返还。但这两种方案都被否决了，相关负责人给出了另外一种选择：若超过90%家长不同意购买，就不用平板。但依然要先交钱，统计后再退费。
“哪一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肯定会先付款的”，这位高中生觉得，90%的限定没有意义。名义上是家长们自愿签字购买，但实际还是“半强制的”。
在采访中，很多家长都对自费购买平板设备有意见，但他们更怕“耽误孩子”。张亮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他在矿上工作，爱人专职带孩子，家里欠着20多万外债。但他还是借了5000元网贷给孩子买了平板，他说得很直白，“如果其他孩子都买，自己孩子没有，怕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平板设备大范围出现在教育系统，始自2016年左右，随着《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出台，全国各地的教育信息化改革逐渐开始。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要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
但教育部也对类似电子设备的收费有明确规定。2020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指出，学校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另一份《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的文件也提出，作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学校不得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从2020年开始，多所学校因为借“智慧课堂”“教育信息化”的名义，推荐家长买指定品牌的平板电脑，遭到了国务院督查组的严厉通告批评。
“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这套东西肯定不能向学生收费”，但一位老师解释，有的学校可能确实没办法，各地区财政状况不同。学校申请不到对应的项目经费，但又要发展教育信息化，只能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
比如在广西，小学语文老师彭雪娇说，平板教学是区政府主推的项目，每个学校都很重视。教育局明确要求不准向学生收取设备费用，所以学校并不统一购买平板，由家长自备。但受制于经费，学校还是要求每个学生，每年给软件公司交600元的使用服务费。
浙江一位平板班的初中生上课无聊时，会拿平板来画画
三年用了三次
2020年，疫情来了，孩子不得不居家上网课时，张亮发现，这台全家最贵的电子设备没有前置摄像头，不能与老师互动，连无线网也很卡。他又花2600元买了一台iPad。
河南一位高中生抱怨，他的平板也“质量糟糕”。花3500元买的平板，内存只有16G，“非常非常卡”，点开30几兆的文件要等几分钟。他的平板摔过一次后无法开机，学校负责维修的人说主板坏了，维修600元，还要另外付30元运费寄到厂家。而校外维修店的人告诉他，“这都是该扔的平板，600元能重买一个。”
赵盼的平板还配备了一根智能笔，但“太难用了，没人用”。她说，系统里有课堂实录，但内容不完整，画质很差。想看视频课又需要耳机，学校却不允许学生在自习课使用耳机。最终，平板的功能仅仅停留在看课件以及课后拍照提交作业。
在重庆，李梅在给上小学的儿子报名平板班后，就有种“被骗了的感觉”：市值300元的平板，因为加上了软件使用费，要一次交纳6800元；学校答应配备最优秀的师资，开始是一名全国优秀教师当班主任，在二年级时也被调换......最重要的是，李梅一直不明白，平板设备在教学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为了保护视力，学校每年都倡议家长少给孩子用电子产品，那平板算什么？”
买平板时，老师说，包括上课内容、师生互动、课后作业，都会在平板上完成。但是，三年过去，平板只在公开课上使用过三次。语文老师偶尔会在平板上布置阅读作业，但家长们为了方便，都选择在手机上下载app完成。李梅觉得，数码科技发展迅速，无论是平板还是所谓软件，“三年前的配置，早就跟不上时代了。”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非重点学校更热衷于引进平板教学，但受自身条件所限，配套的设施和教学理念没有跟上，设备沦为“摆设”。有的学校一层楼只有一个WiFi，六个班级，300多人同时用平板时，就会有一个班的学生无法连网。
曾经在一家教育信息化公司担任培训讲师的郑欣怡说，一些新建学校或是比较偏远的学校的确更愿意尝试平板教学，想以此扩大知名度，作为特色招生。但对企业来说，一项对公业务，产品的设计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从用户体验出发，而是要充分考虑领导层面的需求和招投标要求，很难做到产品上的极致。
以郑欣怡的从业经历，一些大品牌通常自上而下推广，“他们会直接搞定大领导，不仅仅是教育局，甚至可能找到政府方面的领导，然后直接做区县统筹采购，再安排到各个学校”。小品牌更多靠代理推广的模式，比如到学校开家长会，根据家长的购买情况办班，或者跟学校谈好合作，一个年级设立几个平板班，学生缴费报名。
参与过一家智慧教育公司代理培训的陈亮形容，“就好像搞传销一样”。据他讲述，这家公司以县、市为区域招募代理。个人要提前交代理费，区域越大、代理费越高，有的能达到几十万元。区域代理直接面向学校或者教育局，推广的平板达到一定数量后，公司会返还代理费，个人再赚提成。陈亮在培训现场听到有人说，一年就能赚上百万、上千万。
他也去公司在苏州的总部参观过，有独立的两层办公楼，还成功融资了好几轮，看着很体面。但他觉得“不太靠谱”，公司只会讲怎么做校领导的工作，给领导返多少利润，如何让家长掏钱......“讲得天花乱坠，好像这个东西立马就能赚到钱”。
太原一所学校在大会上介绍“智慧班”情况
“这不是一年就能做好的”
如果李梅能看到距离重庆一千公里之外的广东佛山，当地一所重点中学是如何使用平板的，她也许不会有那种“被骗”的感觉。
王余晖是这所高中的一名毕业生。在前期两个班级的试点之后，学校从他这届开始，在全年级推行平板教学。他当年也是自费2150元购买了平板和两年的软件服务，但他对平板的评价与我们采访到的其他人不同。“每一天都会用到，确实对学习有帮助。”
王余晖说，平板最直接的作用是下载教材，背单词可以不用再背着几本厚书；找不到老师，或者周末有问题时，也可以通过平板系统私聊，老师会把解题过程拍照上传；上课做练习题时，系统可以直接统计分数、正确率、错误率。一些难度大的题，任课老师还会录制视频，讲解步骤、思路、方法。有问题的学生可以下课后自己看，不会影响上课进度。
学生还可以随时向学校表达诉求。平板系统里的“纸条”APP，就是在学生的反馈下，新增的功能，可以帮助学生随时查看时事新闻，积累作文素材。
广东省某重点中学在推行智慧教学前，也先选择了两个班级开展试验。“信息化的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这所学校智慧教学的负责人李宇航说。在全年级推广智慧教学前，他们用两年时间，随机选取了两个基础相近的班级进行试验。
在他们的经验中，推行智慧教学，首先要改变的是老师的观念和习惯。智慧教学系统的功能是结构化的，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老师将系统功能与教学进行深度融合。他们很明确，使用智慧教学系统的目的是为老师和学生减轻负担。
对于他们来说，平板只是载体，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一套智慧教学系统。李宇航告诉我们，学校使用的教学系统能够智能批改作业，立刻出结果，学生可以获得及时反馈。系统还可以通过统计习题错误率以及考试时学生在不同题目上停留思考的时间，跟踪每个人掌握知识的情况。利用教学系统的大数据分析和海量题库的支撑，老师可以有针对性地给学生布置任务，实现因材施教。既节省了老师的时间，也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发展到今天，他们经历过长时间的探索和改进。李宇航说，引进这套系统以后，在两个班的试验过程中，老师们每隔一段时间会组织教研组的研讨会，还会邀请同行交流学习或者开展同课异构进行交流研讨，他们都有学习新技术的意识和探索的欲望。
“不仅在用，我们也在思考。没有一个系统一开始就很完善，得根据一线需求不断更新。”他们要和系统维护人员保持密切沟通，随时改进需求。在李宇航看来，教育技术的发展和使用需要持续性跟踪。
他们学校在过去几年逐步完善了包括中心机房、网络、光纤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现在，已经实现校园无线网络的全覆盖，可以支持全校几千人同时使用。李宇航说，“这不是一年就能做好的，需要好多年才能做到。”
在王余晖的母校，平板电脑在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之于教育的意义
郑欣怡在教育信息化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离职了。她说，自己从没怀疑过平板对于教育的意义。
“当下的现实是，只有在好学校才能获得好资源。但当每个学生都拥有学习终端以后，也许能解决一部分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她说，那时候，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享受最优秀的老师，最好的教学资源。家庭出身无法改变，但郑欣怡觉得，至少在学校教育层面，能够利用这些学习终端，快速实现优质资源的再分配。
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不论是一些学校、老师或是教育公司，还没有转变思维方式，思考平板教育是为了什么？
山东的一位语文老师没有机会带平板班，她的班里都是一些家庭条件一般、资质也很普通的孩子。她说，平板分班有时是“重新洗牌的借口”，类似年级组长这类领导想借这个机会，把条件不错的孩子都分到自己班里。
在山东曲阜，一名高中生物老师非常抗拒平板教学。学校引进平板之后，做课件成了硬性规定。他不想做课件，觉得以自己二十多年的教学经历和对知识的熟悉程度，完全不需要课件。引进平板至今有近十年时间，他依然对这项政策不赞同。
在平板课堂，老师依然只是把课件推给学生是“毫无意义的”。郑欣怡说，这和既往的教学方式一样，忽略了学生的思考。她发现，有的老师在做了课件以后，会不自觉地按照既定的思路讲课，相比过程中学生提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有限时间内把内容讲完。“而学生在课堂上即时生成的内容，才是教学中最宝贵的，是学生最真实的疑问。”
郑欣怡觉得，包括平板在内的一系列智慧化教学手段，最积极的意义，就是改变原来课堂上老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递。有了平板之后，学生可以将自己的思考、疑问更直接地表现出来，老师能随时收到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下一步的教学。
而她在给一些引进平板教学的学校培训中发现，有的老师意识和技能比较落后，用Excel表格搜索信息都很困难。郑欣怡说，如果老师的认知和技能没有跟上技术，就很难发挥出平板课堂应有的价值和更多的可能性。理想状态下，平板教学不仅要提高成绩，更要塑造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观念。
李宇航也有类似的观点。“智慧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想把‘以老师的教’为中心慢慢变成‘以学生的学’为中心”。他说，老师不仅自己要有这样的意识，也要带动学生转变观念，学生要学会主动探索、主动学习。在他们学校的系统里，学生可以直观地看到个人的学习情况，精准了解自己的薄弱项，从而可以自主地、有针对性地完成练习。而这一切实现的前提，是学生真正具备了自我驱动学习的能力。
但在现实中，很多使用平板教学的学校，还远没到思维方式转变这一步。一些学校依然把是否购买平板作为分班的依据。过去三年，教育部门的批评从没停止过，措辞十分严厉，认为这种做法影响教育公平，社会影响恶劣。
一些共识是很明确的。就像一位从平板班毕业的初中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的那样，既然是为了更好的教育，那么使用平板不应该有收费门槛，很多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即使愿意努力，也因为没有钱被排除在外，这很不公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