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商报
和去年一样，202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依然是三人共享。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Ben S。 Bernanke（本·伯南克）、Douglas W。 Diamond（道格拉斯·戴蒙德）和Philip H。 Dybvig（菲利普·迪布维格）三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这一奖项，表彰他们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俯仰之间，皆为历史。在一场场黑天鹅与灰犀牛的反复冲刷下，全球经济前景正显得越发暗淡。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告诉我们，对于危机的预判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正确的行动。正如丘吉尔曾论断，“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
三人共享
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得主都来自美国，他们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64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诺贝尔奖委员会指出，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对后续研究至关重要，这些研究增进了社会对银行、银行监管、银行危机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的理解。并且，这些研究还降低了金融危机发展为长期萧条的风险以及对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这三位获奖者都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均为“50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一系列现代银行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要有银行，如何使银行在危机中不过于脆弱，以及银行倒闭会怎样加剧金融危机。他们的研究，对监管金融市场和应对金融危机颇具意义。
其中，最为人所熟悉的当属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伯南克于2006至2014年间担任美联储主席。在此期间，他指挥美联储应对了2006至2010年的金融危机和之后的经济衰退，组织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并提升了美联储运作的透明化。
道格拉斯·戴蒙德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默顿·H·米勒杰出金融教授，主要研究金融中介、金融危机和流动性。2012年，他获得了摩根士丹利美国金融协会金融卓越奖，2016年，他获得了CME集团数学科学研究所创新定量应用奖。
戴蒙德在接受电话连线采访时表示，获奖消息“出乎意料”。谈及目前全球金融市场的情况，他说：“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我们今天的准备当然要好得多。”
菲利普·迪布维格则为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银行和金融学教授，并以他的论文Diamond-Dybvig而闻名，该模型由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共同开发，展示了银行如何通过创造流动性为经济服务，以及如果没有任何存款保险或其他保护措施，这种流动性创造如何使银行陷入困境。该论文是金融和经济学领域引用最广泛的论文之一。
银行与金融危机
“他们的发现改善了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词中指出，他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为什么避免银行倒闭至关重要。据了解，戴蒙德和迪布维格以政府的存款保险形式提出了针对银行脆弱性的解决方案。当存款人知道国家已经为他们的钱提供了担保时，当银行挤兑的谣言出现时，他们不会再一下子就冲进银行。
此外，戴蒙德还揭示了银行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存款者和借款者之间的中介，银行更适合评估借款者的信誉，并确保贷款被用于良好的投资。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杨海平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及三位获奖者的主要研究成果中，可以解读到的关键信息是：银行作为储蓄-投资中介，与天然的脆弱性紧密相连，银行风险管理中介职能的有效发挥能够减弱这种脆弱性，通过政府提供存款保险和充当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可以防止银行倒闭传言的自我实现。银行危机及由此产生的储蓄-投资转化功能丧失是导致危机变得如此严重和持久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获奖者的见解提高了我们避免严重危机和昂贵救助的能力。
此外，伯南克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是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还展示了银行挤兑如何成为危机变得如此深刻和持久的决定性因素。
在学术研究上，伯南克最大的贡献有两个，一是对1929年大萧条的经济史研究，二是对“金融加速器”的理论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伯南克自己有很深的学术功底，可以说是一个学者，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后转型为成功的政策执行者。
杨海平坦言，在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之下，伯南克等三人获奖与其说是历史的某种暗示，不如说是有意无意的一种巧合与警示。DD模型一直为金融学子叹服不已，而伯南克作为美联储前任主席，曾亲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同时一直在宏观经济学圣杯之侧沉吟。他们的研究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经济危机”的女王之问，但对于避免金融危机、处置金融危机启示良多。
如何危中求机
1968年，瑞典诺奖委员会正式宣布从次年起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旨在奖励在经济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经过50多年的变迁，由当初的货币理论，到现在的行为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加看重经世致用，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也越来越注重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指导意义。
当前的世界，新冠疫情、地缘冲突、能源短缺、通胀高企、货币政策紧缩、需求回落等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全球经济前景越发暗淡。多家国际组织和机构近日都对明年世界经济增速亮出“红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表示，全球经济正经历一场“根本性转变”：从“相对可预测”的世界转变成“更加脆弱”的世界。
在这场全球性的困境中，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冷暖不一。世行还呼吁发达经济体央行应考虑货币紧缩的跨境溢出效应，各国政策制定者应合作缓解全球供应瓶颈，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以抵御可能进一步破坏贸易网络的保护主义和碎片化的威胁。
伯南克曾指出，当前的新冠疫情和大萧条是有本质不同的，前者源于实体经济，而后者则源于金融市场，然后传导到实体经济。在他看来，只要保持好金融体系的运作，那么疫情的影响就是短暂的，疫情一结束，经济就可以迅速恢复。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认为，伯南克在任美联储主席时，其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对于金融机构强化监管的措施可以有效地在一定程度之内化解金融危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为全球经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另一方面，张雪峰指出，宽松货币政策对于金融危机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甚至有观点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至今都没有结束，只是利用信用扩张等手段将金融危机不断延后。解决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可能是在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总需求，而强化对于金融机构监管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体系的一部分，同时该举措还有利于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杨水清也提到，伯南克宽松的政策对全球的启示是有限的，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因为美元是作为世界货币而存在，其他国家一旦宽松流动，会导致本国的物价水平上涨，从而影响到其他方面。
北京商报记者方彬楠赵天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