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赵东山编辑|李薇
王荣辉的创业故事被广泛传播后，在创业圈内外引发了一轮讨论，许多人同情她，鼓励她，也有人质疑她。
王荣辉现在每天只睡4~5个小时，每天早上5点醒来，她需要面对的是法院出庭、去政府部门协商、处理家长退费、转让园区以及照顾自己4岁多的女儿。
一周前，王荣辉在自己的公众号写下《卖了4套房，创业12年，如今负债1亿，无家可归》一文，刷屏了社交媒体。她自述是一个失败的创业者，创业12年，40多岁负债1亿元无家可归。
王荣辉曾是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跟丈夫一年半的工资就能在广州买一套房”。但后来，王荣辉决定创业，从早教拓展到托育。3年前，她创办的纽诺育儿先后获得多轮融资，估值超过5亿元，她本人也是各大卫视育儿节目的座上宾。
一切都沿着王荣辉憧憬的方向顺利发展时，2020年开年，新冠疫情暴发，纽诺出现严重的现金流问题。疫情初期，王荣辉总觉得艰难时刻马上就会过去，所以不惜卖掉自己的房产，搭上家庭积蓄，甚至以个人名义向银行担保贷款，以确保公司正常运营。
然而，疫情反复，即便投入巨大的金钱和精力，公司依然没有回到正轨。随之而来的是家长的恐慌和退费。最终，王荣辉欠下了约1亿元的债务。
卖掉4套房、搭上家庭储蓄并从银行借贷创业，这是个冒险的选择。王荣辉在自己的公众号中也反思：“如果疫情一开始，我就及时止损，收缩运营，停止投入，直接关店歇业，会不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呢？”但在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中，王荣辉形容自己“一旦开始，就不遗余力”。
公众号文章发出的第二天，王荣辉在视频号进行了一次直播，主题是“财商教育”。随后，她开启了直播带货，产品是自己开发的育儿课程。《中国企业家》查阅王荣辉的微信公众号发现，其在线课程共有36种，价格从9.9元至23000元不等。
王荣辉的创业故事被广泛传播后，在创业圈内外引发了一轮讨论，许多人同情她，鼓励她，并表示之前的课程很受用。不过，在赢得流量的同时，有家长怀疑她卖惨就是为了引流卖课，根本没计划退费。
各种质疑迎面而来，最大的质疑来自一位名为李晓艳的投资人。她称自己在2016年被王荣辉以“至今都无法忘记的卑劣手段让我从这个项目出去”，没有拿到应有的股份。同时，李晓艳称，其他合伙人同样也遭此待遇被踢出了项目。
在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中，王荣辉对李晓艳的质疑进行了回复，并一再强调对几位涉及的合伙人，“不存在扫地出门一说”。
以下是《中国企业家》与王荣辉对话内容：
哭完爬起来解决问题
《中国企业家》：你的事件经过网络热议之后，现在心境如何？
王荣辉：这几天都忙于寻找各种资源，处理园区的事情，一方面希望部分园区能继续经营，另一方面寻求合作机构接收孩子，还有给家长退费方案，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从当初的满腔热情到今天的一败涂地，肯定很沮丧、很崩溃。可是哭完还得爬起来解决问题，这些么多问题要解决。
《中国企业家》：把房子卖了之后，你现在住在哪里？
王荣辉：现在在郊区租房住，家人和我在一起。
《中国企业家》：你现在的日常工作是？
王荣辉：每天早上五点自然醒来，开始处理各种信息，然后各种电话、会议，还要出庭，去政府部门，接受采访，澄清误解等。忙得都没时间睡觉，每天睡眠基本四五个小时。
《中国企业家》：你家里人现在什么情况？
王荣辉：最沮丧的是我先生。最近80多岁的父母也看到了文章，非常担心我。本来不想让他们知道，但还是知道了。我也顾不上他们，先处理好家长退费、园区转让、员工发工资等问题。
《中国企业家》：现在渴望得到哪些群体的哪些帮助？
王荣辉：首先，希望税务局把2019年的部分园区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退了，目前主要是天河区的几个园没有退，希望退回来的钱赶紧给员工把社保交上。
其次，希望人社（部门）调整社保缓缴后员工的社保相关政策，不要影响他们住院、积分落户、买房、车牌摇号等。否则企业缓缴社保后，劳资冲突剧烈，员工纷纷离职，这反而增加了企业的困难。这两年企业真的很难，希望一些部门的政策能统筹配套起来。
第三，希望政府能帮助安置一些孩子，如附近的公办园的托班。完全让企业自己解决真的有困难。
最后，希望政府帮忙协调下锁门的房东。和房东主要是疫情停业期间租金减免的争议，已经诉讼了，但是如果等待诉讼结束，房东锁门园区无法营业，又会导致企业的困难加大。员工失业，家长退费，这都是企业目前无力承担的。疫情下房东和商铺的租金纠纷，不能单靠诉讼解决，需要更加有效的调节机制，让企业活下来，否则诉讼后退还部分减免租金并没有太大意义。
来源：受访者
一旦开始，不遗余力
《中国企业家》：当初你为什么想要创业做早教机构？
王荣辉：创业前，我在外企工作，是一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有孩子后，我离开职场回到家庭。其实，我并不想做全职妈妈。我希望自己既能有一份工作赚钱养家，又能兼顾到孩子，于是我开了个早教机构，这样，我女儿就可以天天在机构里上课和玩耍。我一开始的创业动机并不伟大。但我这个人做事很认真，一旦开始，就不遗余力。
《中国企业家》：当时创业做早教机构的初衷是？
王荣辉：当时国内找不到做得好的早教机构，我引进了澳洲亲亲袋鼠的早教理念。我们一直传达的是家长学习，学习如何陪孩子做游戏。我们的课程也都是针对家长，针对亲子。
《中国企业家》：早教机构在起步的头几年发展得如何？
王荣辉：2009年开第一家早教机构。因为当时我还在工作，无暇顾及，所以一直处于亏损。我辞职后亲自来管理，一个月就扭亏为盈。2011年，我们拿攒下的钱就开了第二家新园。2013年就开出了第三家。整体来说，发展很不错。
《中国企业家》：当时的投入资金全部来自你的卖房收入？
王荣辉：家庭的储蓄加一套房的卖房款。
《中国企业家》：2011年，为什么卖掉了第二套房？
王荣辉：因为开拓新园的装修超预算了，不得不卖掉一套房。
《中国企业家》：2013年，是将公司业务从早教拓展到托育园吗？
王荣辉：我洞察到很多职场妈妈既想回归职场，又不放心保姆阿姨或老人照顾孩子，想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平衡。很多现代家庭都需要托育机构做养育支持。
而我完全具备转型的能力和条件，如现有的经营场地、成熟的课程体系，我只需要将早教课程体系植入托育，就立刻实现了转型，开启托育的创业之路，并把早教、托育、家庭教育咨询、诊断评估都融合在一起，体系很全面。
《中国企业家》：你描述当时学位一票难求，多久之后开了第二家、第三家托育园？
王荣辉：基本都是满班，最紧张的时候要等半年。2016年开始开设单独的托育园，2017年快速扩张。
《中国企业家》：当时创业投资在国内开始流行了，你有尝试去找融资吗？而非自己卖房？
王荣辉：2016年以前我就是一个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妈妈，没有任何创业、融资的想法。2015年底，我去北京出差，参加一个母婴论坛讲座，见到了师妹李某，她正好在做FA（财务顾问），聊天聊到融资问题。2016年才开始试着去接触资本。
《中国企业家》：开始融资时你的思维产生了哪些变化？
王荣辉：2016年主要是接触资本，接触投资人。2017年才拿到融资。
当时我对融资、资本等没有概念，跟潜在的投资方聊项目，投资方很感兴趣，说我拿到资本后可以干一件大事，能对标美国的“地平线”，美国“地平线”能做到800多家中心，中国市场这么大，你能做到2000家，你可以成为全球最大的托育机构，成为中国托育的第一人。这让我非常激动。
我真不是唯利是图的人，和金钱比我更注重自己的名声。我从小就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很欣赏钦佩那些改变社会和历史的人。一想象自己将来能成为载入中国托育史上的人，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我就非常激动。
《中国企业家》：投资之后，投资人有投资回报的协议要求吗？
王荣辉：肯定有，细节就不便于透露了。
谁都不会在那时候放弃
《中国企业家》：疫情之前，公司发展情况如何？
王荣辉：直营店快40家，2019年收入1个亿，疫情前公司账上有3000万元现金。2017年和2018年开的广州地区门店基本都盈利了，外区和2019年开的还在亏损。
《中国企业家》：2020年的疫情之后，公司面临哪些困难？
王荣辉：配合防疫，关园停课，没有收入，但租金、人工、物业、社保，都是支出，还有退费压力。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愿意坚持投入？
王荣辉：一是没有预料到疫情会持续两年多；二是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这么多园、这么多员工、这么多入读的孩子，怎么可能放弃？我相信谁都不会在那时候放弃；三是有一个投资机构一直表示会投资我们，签了TS（投资咨询服务）、做了几轮尽调，投资协议都改了好几版了。这家投资机构一直在给我信心和希望，让我觉得必须撑下去。
《中国企业家》：当时董事会没有提出一些关键的建议吗？投资人股东们分别是什么建议和意见？
王荣辉：经营上投资方一直很尊重我，其实谁都没预料疫情会持续这么久。
《中国企业家》：其实疫情之后，很多教育机构遇到类似问题，当时有关注到吗？从中有借鉴一些经验和教训吗？
王荣辉：我们不是教育机构，但是有很多相似性，都是重资产，租金和人工特别高，疫情期间又是停业最久的行业，即便不停业，也会受到家长对疫情的恐慌的影响。
《中国企业家》：2020年，公司启动“交5.5个月送1个月”的优惠政策自救，还采取过哪些自救措施？
王荣辉：我们一直都有多个缴费方式，1个月、3个月、6个月。这在行业里算是一次交费比较短的了，很多机构都是一年或两年交。“交5.5个月送1个月”这个优惠政策在2018年就在推行，不是2020年才有。孩子托育上得好，家长考虑到长期入托，选择优惠选项也实属正常。
《中国企业家》：过去年两年疫情反复，意识到哪些风险并做了哪些措施？
王荣辉：2020年2月就开始关闭一些园区了，同时压缩成本，但是疫情持续时间太长了，我们体量又很大，关园也面临大量退费的问题，不关园就没有现金支出了。
《中国企业家》：自住的房子是什么时候卖掉的？
王荣辉：去年12月吧，因为需要快速拿到现金，出售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当时急着救公司。卖了几百万，撑了3个月，春节后就没钱补充给公司了，不幸的是深圳疫情加剧、广州反反复复，我们没能坚持到行业的旺季。
来源：受访者
不存在将合伙人扫地出门一说
《中国企业家》：投资人李晓艳说，2016年你的早教机构半死不活？
王荣辉：2015年纽诺就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十个业务板块，且每个板块都有不错的营收。我自己早已是国内知名的婴幼儿发展专家，和很多知名品牌都有合作。
《中国企业家》：李晓艳称，你在拿到两家机构的天使投资后，态度立刻变化，承诺的股份和合作的条件统统改变，并把她踢出局？
王荣辉：天使投资机构确实是两家，一家是广东的机构，直接找的我，和李晓艳没关系。另一家算是李晓艳引荐的，就是她文章里提到的梁总。梁总是我和李晓艳一起在路演现场认识的。李晓艳在北京，梁总的投资机构及梁总本人在广州，后来梁总直接找我谈了。
在我完全不懂融资行情的情况下，李晓艳提出索要30%的股权作为融资服务费，投资方梁总认为李晓艳的索要完全不合理，大家就协商按中介费支付，李晓艳也同意了。此后，我支付了中介费及其他合理的劳动报酬20.5万给李晓艳，有支付记录，有对话截图。都7年了，她可能一直对这件事不满意，并借机发挥。
《中国企业家》：李晓艳称，付某借钱投资却被赖账和扫地出门？
王荣辉：2009年开办早教中心的时候是和付某一起，我出资67%，她出资33%，我只记得她的资金是中心都快装修好才投进来的，前期都是我的出资。后来，因为经营理念不合大家分开管理，按股份比例她分到一家中心，我分到2家。由于中心位于不同区域，此后都是独立经营管理，没有什么交集了。
《中国企业家》：李晓艳称，合伙人杜某也被扫地出门？
王荣辉：杜某入职公司的职位是市场主管，可以说是我一手培养的管理人员。2016年融资前，投资方鼓励我们推行股权激励，我们就请了个顾问设计了股权激励方案。
后来看这个方案漏洞百出，给公司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杜某离职时按股权激励协议，就是公司原价回购，她就通过各种闹、诽谤等想要获取溢价回购。但这些是股权激励方案和董事会决定的，我只是代表公司执行。
《中国企业家》：李晓艳称，园区合伙人徐某，遭遇不给看数据报表，也没有分红？
王荣辉：公司当时想学海底捞推行员工合伙人计划，徐某是第一批成为合伙人的园长，她大约2017年7月出资40万成为一个园区的合伙人，这个园区7月开业，托育园一般有1~2年的爬坡期然后才会盈利。
该员工2018年5月左右离职，离职时要求公司3倍回购她的合伙出资。这不符合公司的合伙人制度，公司拒绝了。公司每年都进行了审计，审计报告都有提供给相关方。由于合伙人制度的设计缺陷，公司在2018年和2019年回购了其他合伙人的出资，并支付了年化10%的利息。至今徐某还是该公司的股东，并不存在扫地出门一说。
《中国企业家》：李晓艳称，傅某也遭遇类似情况？
王荣辉：傅某2016年7月左右入职，只工作了4个月，因为出现重大工作失误离职。他确实出现在了用于员工股权激励平台的合伙企业里，那是因为我不太熟悉股权激励和合伙企业的注册等，他离职时没有及时去除他的名字。后来为了尽快完成新一轮融资，我的闺蜜支付了70万元买下了他的合伙份额。主要是我们都不懂，本来可以0元依法拿回的。在职4个月，不出一分钱就拿到70万元，这叫扫地出门？
创业是一件有门槛的事
《中国企业家》：纽诺现在还在招生吗？有多少家在正常运转？
王荣辉：2月底就没怎么招生了，现在广州还有5家正常运营，深圳的园区因为疫情还没有复业。
《中国企业家》：如果让你重新创业一次，你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分享？
王荣辉：创业一定要找志同道合，能力相当，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成为合伙人。而不是像我一个人当老板，然后把员工一个个培养起来，再给他们股份作激励。
这种搞法，成功案例应该也有，但比较稀有，因为员工很容易停留在员工的视角和视野，很难成为你的战友伙伴，可能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努力，而是本身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天然不同。当我遇到麻烦，依旧只我一个人冲在前面，非常孤独。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创业需要伙伴相互扶持。
创业确实是一件有门槛的事，需要创业者具备很高的素养，不仅需要有专业知识还包括团队管理、财务管理、法律等等各方面。
《中国企业家》：现在让你复盘过去几年的经历，有哪些关键的节点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现在的你会如何做？
王荣辉：正确与否都是事后看，当时肯定觉得是对的才会那样做。
《中国企业家》：对于广大创业者，有哪些告诫？
王荣辉：如果实在要给创业者一条忠告，那就是：不要卖房创业，不要借钱创业。有多少钱，干多少事，有多大能耐，扛多大事。要给家庭最基本的保障，要时时关注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否则，九死一生的创业，会带你奔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