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I财经社
撰文/杨俏
编辑/杨洁
你的快递,有多久没有被人“送上门”了?
1月7日,国家邮政局发布了关于《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也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递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
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对未经用户同意以代为确认收到快件或者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的经营快递企业,均可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双十一”过去,春节将至,又是一个快递配送的高峰期即将来临。目前,通达系、京东、顺丰、极兔等快递都宣布了春节不打烊。但是,包裹数量猛涨,“收快递无人上门”已经成了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
无论是以丰巢为代表的快递柜,还是以菜鸟驿站为代表的快递代收驿站,都仍在攻城略地,快递“最后一公里”的战争仍在继续。国内消费者收取快递的习惯,也已因它们发生了深刻改变。但在这些“便利”设施的背后,用户多年来,却失去了选择快递是否“上门”的主动权。
是什么让我们的“收快递”变得越来越难?在2022年,“送货上门”的自由能实现吗?
愤怒的用户,委屈的快递员
刘洋洋因为“快递上门”的问题,不知道和快递员争吵过多少次。
在她家所在的小区出现快递柜和快递代收点之前,有很多次,因为她家里没有人在,快递员擅自将快件放在家门口、藏在楼道的弱电井里。为此她丢过不知道多少件东西,也曾被人误收过快递。
快递柜和快递驿站的普及,解决了不少人家里没人时“收快递”的问题。“挺好,可以杜绝快递被偷的风险。”刘洋洋说。但是就在去年“双十一”前,她的快递还是被和她合租的邻居错拿走了,不知情的刘洋洋到处寻找,急得快递员差点去物业查监控。
很多老式社区,并没有统一的快递驿站。有的是小区物业牵头,划了一块地用作快递签收点;有的是由附近的便利店、超市老板代收,用户取件时,还要支付一笔“代收费”。不少用户向《财经天下》周刊吐槽说,这笔费用,便宜的要5毛,多的要2元钱。
刘洋洋也发现,快递员们越来越习惯于在不通知自己的情况下,把快递直接送到驿站或放入快递柜了。随着驿站、快递柜们逐步普及,解决“家里无人收件”的问题时,它们却又进一步引发了快递“不上门”的矛盾。
对此表示不满的用户并不少。“工作日快递员把包裹放第三方代收点我还能理解,但是周末也放那里我就不能接受了。”一位用户说,“不时刻留心短信,我都不知道快递到了,得放上好久。”还有人表示,快递员已经习惯了不管什么包裹都放在驿站,“有的大件,我还得走十几分钟路去驿站扛回来”。
2021年11月30日,有媒体报道,一位老人使用德邦快递购买了22斤重的药酒,快递包裹上标明了“送货上门”。但在实际配送过程中,快递员向老人确认了收货地址后,老人下楼取货回家期间,突发疾病去世。
这件事情当时曾让不少网友直呼“感同身受”,也让“快递上门”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图源:视觉中国)
但是,面对用户的不满,快递员们也有着自己的委屈。他们认为,自己在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的情况下,平常都是“走量赚钱,根本没时间送货上门”。
顶着冬天的寒风站在写字楼下,正在挨个给用户打电话的派件员李利告诉向《财经天下》周刊,自己一天派送件基本都在200票以上,但是基本一上午的时间都要耗费在这边的写字楼上,只能派送掉三分之一的快件;接下来他还要去周边的其他居民社区继续派送,全年如此,风雨不休。
“都要我上门送货,我这一天天的还赚不赚钱了?”他对《财经天下》周刊抱怨说。
工作强度尽管不小,但快递员“工资低”,已经是这个行业的共识。据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发布的《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仅占1.3%。快递员的收入与业务量并不成正比。
在2021年,各快递巨头“价格战”打得如火如荼时,在义乌,当地的一位派件员曾透露,公司每票只给他们0.8元的派送费,靠网点老板补贴,才能让他们每票拿到手1元。
不少快递员也因此选择了离职。据统计,2020年,中国有400多万快递员送了超过830亿件的快递,但快递物流人员主动离职率攀升至33.1%。2021年中国快递业务量预计完成了1085亿件,件量增加了251亿件,而快递从业人员数量仅增加20万人。
在各网点“缺人”的状态下,“送货上门”变得越来越难。
因此,在2021年7月,国家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要求各企业保障快递员能获得合理工资收入。在8月,包括通达系和极兔等各家快递公司不约而同地宣布,从9月起,全网末端派费每票上调0.1元。
派费上涨,是否能够激励快递员们送货上门?一些快递员表示,目前他们在工资收入上还没有太大的改善。
李利说,在末端网点仍旧缺人的情况下,他是被招来的“兼职”员工,跟正式员工不一样,“哪里缺人,我们就去哪里”,但他的单件派费也较高,之前是单件2元。但自涨派费之后,他的每单派费反而还降低了2毛钱,变成了1.8元。
“我本以为降2毛也没啥关系,没想到一个月下来,一算,少赚了3000多块钱。”他说。
而同时,快递员们也还要面对公司繁多的“罚款”规定,这也是大量网点留不住快递员的一大原因。有快递员曾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在其所在的网点,大多数人在职时间不超过两个月,“老员工是极少数”。
为了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巨头们也开始了各显神通。原本作为“快递代收点”的菜鸟驿站宣布要免费为用户送货上门,由平台进行补贴;丰巢也上线了长期租用功能。但这能解决快递末端网点“送货上门”的难题吗?
驿站的赚钱难题
在2021年4月,菜鸟驿站开始宣布实行“免费送货上门”。消费者在手机端App上可选择“送货上门”或者“驿站自提”服务,由此产生的派送费用由平台补贴。
某菜鸟驿站负责人胡立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他所在的菜鸟驿站原本只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派收快递。在为客户送货上门的要求下,他现在需要额外招人。据他了解,快递派费原本是一单8毛钱,送货上门的话需要额外再给快递员8毛钱,“这是平台补贴的”。
胡立估算,平常驿站的快件量大概在1300件左右,到了“双十一”、“双十二”等大促期间,快递件量会翻一番。在这种情况下,他至少还需要招3-4个人兼职。“招兼职上门送件都是按件给钱,无论大小件都一样。赶上大促期间件量多,找不到人还得加价,派费涨到2块钱一件。”
因此,他说,“送货上门之后,成本也会增加”。兼职员工一天大概能派送500多件,但成本也需要增加1000元以上。然而,他最担心的是,免费“送货上门”多了之后,会增加末端驿站的投诉率。在此之前,这家驿站曾经因为送货丢件问题,一个月被罚了4000元左右。
(图源:视觉中国)
客户投诉、罚款,是很多网点都担忧的问题。
位于廊坊大厂的一家从事超市共配的老板说,目前,他每天都会定时接收来自中通、申通和中国邮政等快递企业的快递,一单6毛钱,每天基本上收件100多件。最让他糟心的就是,如果接到客户投诉,“罚款一次,等于两天白干”。他说,有一次投诉,申通会罚款200元,中通的罚款则是130元。他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客户投诉最多的就是“要求送货上门”问题。
在他看来,早些年的快递,驿站很少实行“送货上门”,根本原因还是价格太低,“如果送一票2块钱,铁定就能上门服务了。快递派件并不赚钱,还不如发件挣钱多一些”。奈何这家小驿站每天接到的发件量寥寥无几,一天顶多能赚个100元。
他开的门店里既有超市经营,也承接了社区团购以及第三方快递代收驿站服务。“纯粹做驿站,现在挣不了几个钱。”他抱怨说。
快递柜是个好生意吗?
顺丰的丰巢在快递柜市场上已经拥有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商业模式上,却还是处于“吃力不讨好”的探索之中。
2020年4月,丰巢宣布进入“会员时代”,会员可以享受超时服务;而非会员在超过12小时未取件的情况下需要支付0.5元的费用,3元封顶。这条规定一出,立刻引发了热议,尤其是不少用户和小区物业,对此表示了激烈的反对。
丰巢不得不妥协,将免费时长延长至18小时,并赠送用户一个月会员,这场争议才终于告一段落。
丰巢快递柜与加盟制的菜鸟驿站相比,无法快速扩张,其重资产的运营模式也难以覆盖庞大的运营成本。丰巢快递柜的生意深陷亏损泥潭,根据顺丰透露的数据,丰巢在2020年前三季度亏损达8.46亿元,总负债超过了55.6亿元。
如今,丰巢上线了“长期租用功能”,仍然在如何盈利的道路上费尽心思。同时,它也在不断寻找新的破局之道。
2020年2月,丰巢旗下子公司e栈更名为“巢鲜厨”,正式进入社区团购领域。但《财经天下》周刊获悉,目前其小程序已经无法打开,公众号的更新时间也停留在了2021年9月。
《财经天下》周刊发现,2021年11月,天眼查APP显示,丰巢增加了保健食品经营、文物拍卖、酒类批发、医疗器械、食品流通等多种经营许可证。
(图源:视觉中国)
实际上,对整个快递柜行业来说,运营成本高及盈利模式单一的问题长期存在。但面对“最后一公里”的巨大市场,快递企业们都相继推出了快递柜项目。
2017年,中通在全国启动了兔喜超市加盟项目,为了配合兔喜超市的商品存放,还推出了兔喜快递柜。2018年双十一期间,韵达也推出了蜜罐智能快递柜,此外还上线了外卖自提柜。2019年7月,申通以3000万元注册了上海喵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快递物流专家、贯铄资本CEO赵小敏认为,社区货站、快递柜是末端配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末端网点的建设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提升配送效率。但要实现快递送货上门,除了派费价格之外,快递企业内部的运营管理机制、考核结构、网络结构需要同时进行调整。
在赵小敏看来,快递公司的“罚款”制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快递公司的激励机制不到位、企业过分强调时效和签收率的情况下,是很难调动快递员积极性的。“只有快递企业自己足够重视这些问题,去进行薪酬机制改革,统筹总部和网点之间的利益分配,才能解决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刘洋洋、李利、胡立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