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迪凡高雅
加入世贸组织（WTO）的20年间，中国是如何在价值链上不断“升级打怪”，实现出口贸易附加值攀升？
“我始终认为，加入WTO对中国是个特别重要的机遇。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中国的发展肯定会迟滞许多。但有了机会之后是否能把握住，这确实全靠中国自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对外贸易专家屠新泉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入世后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就是电子产业，中国也真正融入了全球电子产业价值链。”
回顾这20年，有一些经济学领域的谜团尚需解答。譬如，当年对中国入世后的一些产业受到冲击的预测并不准确。对此，屠新泉认为，最难以预料的就是中国出口增长，因为实际结果是出口增长比进口增长更快。在他看来，这是两个制度变化的结果：贸易权放开与外资企业参与。
入世后
中国真正融入全球电子产业价值链
第一财经：在未入世之前的2000年左右，中国已在全球贸易谱系中，呈现出区域性加工贸易中心的雏形了吗？
屠新泉：中国大概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贸易逆差转为顺差，原因是中国开始从事加工贸易。在此之前形成逆差的原因是，生产资料和设备太过于落后。所以中国借贷外汇或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以购买设备，很快就转为顺差，因为生产后我们只能出口，国内还不具备相应消费能力。
纺织品和服装是当时加工贸易的主要产品。中国最初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加入其中的《多种纤维协定》，可以自由出口纺织品。
到2000年左右，中国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加工贸易基地。只是从产业来看，加工主要集中在纺织品、服装、玩具和鞋这类产品，电子产品等高端产品较少。但入世后，就出现了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技术、设备和人员素质都开始不断提高，可以制造消费电子类产品。这之后领域就很广了，电视机和收音机（制造）慢慢都开始有。
第一财经：如何看待入世20年间，中国在价值链上的爬升？
屠新泉：中国从入世后开始大规模开启垂直分工模式，垂直分工对行业也有要求，许多行业并不需要如此细化分工，最主要的行业就是电子。入世后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就是电子产业，中国也真正融入了全球电子产业价值链。
价值链上的升级是个渐变过程。一开始，全部零件都需要进口，从最简单的加工开始，焊接组装后再出口。慢慢地，零部件的国产化程度越来越高。整机也是如此，从一开始只为外国品牌代工，到现在自主品牌为主，升级过程非常明显。
我始终认为，加入WTO对中国是个特别重要的机遇。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中国的发展肯定会迟滞许多。但有了机会之后是否能把握住，这确实全靠中国自己。外资企业当然也给了我们帮助，但它们也有利可图。
比如电子行业的全球竞争非常激烈，而且我们入世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已有了许多垄断式巨头企业，彼时好像根本不可能打败美国和日本企业。但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勤奋、创新能力以及不甘人后的精神，这些都值得赞赏。
电子行业的表现最为突出，其他行业也都呈现了类似过程，有些进步大一些，有些进步小一些。总的来讲，市场化程度越高的行业进步越快，或者说，民营企业的作用越大、竞争程度越高的行业学得越快。
贸易权放开和外资参与
第一财经：因此，回头看当年对中国入世后的一些预测并不准确，尤其是关于一些产业冲击的预测，这是为何？
屠新泉：第一，这些行业在入世之前保护程度很高。第二，入世过程中这些行业的保护程度确实下降得很快，钢铁（关税）从100%降到25%，农业等也是类似情况。第三，从入世谈判来说，我们单方面降低关税，其他国家只是维持原状。从一般的经济学逻辑或者模型测算来看，冲击应该是很大的，或者说理论上中国应该在出口有点增长的情况下，进口暴增。所以，中国弱势产业没有受到冲击，从经济学模型来说是找不出解释的，因为贸易政策变化是价格变化，关税降低是一种价格变化，但仅从价格变化来看，你永远推导不出中国入世后是这样的发展情况。
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动态问题。我个人认为，最难以预料的就是中国出口增长，因为实际结果是出口增长比进口增长更快。
第一财经：为何出口增长这么快？
屠新泉：我个人理解是两个制度变化的结果。
第一，贸易权放开。之前是国有企业专有，后来所有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可以参与。这个因素的影响是最大的，贸易参与者大大增加，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参与进出口贸易的积极性。另外，大家确实对国际市场有一种非常乐观的预期，所以投入都非常大。
第二，外资企业参与。中国入世带来的制度稳定性预期，使得大家都觉得中国未来是一个市场化的开放国家，投资积极性上涨。入世前外资企业也可以参与进出口贸易，但是有限制，入世后取消了一些投资限制措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开始快速增长，基本是直线上升，到2007年左右达到顶点，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份额中的占比近60%，后来就开始下降。
第一财经：入世前后，外资企业在中国是什么发展模式？
屠新泉：入世前，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已开始以中国市场为主要目标，但当时大部分外资企业还是把中国定位为出口加工基地。
入世后对国内一些产业冲击小，也与此有关。拿汽车产业来说，关税下降很快，按理说汽车进口会大规模增加，冲击国内汽车生产企业。但当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汽车合资企业，比如上海大众、一汽-大众和东风汽车等。
我个人认为，外资汽车企业来中国需要面对两种商业模式的选择，一是到中国投资，二是在其他国家生产，再直接向中国出口。虽然25%的关税相对来说已经很低，但对外国的汽车公司来讲，到中国投资仍然更有利可图。
对于许多外资汽车公司来说，向中国出口和本地生产销售其实是“自己跟自己打”。比如，德国大众直接向中国增加出口，可能会冲击其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那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要跟自己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竞争呢？
所以，跨国汽车公司在商业模式上认为在中国投资更有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车主要是在中国销售，因此相应零部件和维修的配套设施都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些实体。从后来的现象来看，大量外国汽车公司都到中国来投资，包括一开始坚决不来中国投资的日本汽车公司也在中国入世后进入了中国。美国的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都开始大规模向中国投资。
对于跨国技术公司来讲，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到底是通过投资形式来占领，还是通过销售出口的形式来占领，最后他们大都选择了投资模式。从结果来看，汽车进口额增长也很快，但跟在当地投资和销售来比就微不足道。
这一现象在其他行业可能不是这么典型。比如信息技术产品在入市以后为零关税，但IT行业在中国是另一种模式，不是横向水平分工，而是垂直分工。我们进口主要的零部件，然后将其组装变成最终产品。
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等相关信息技术公司都采用了这种模式，和汽车公司稍微有点区别，后者零部件为本地化生产，而IT公司是进口零部件在国内组装，然后再出口，类似于加工贸易。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出口远远大于进口。
这些现象的关键因素在于，当时来看，中国的消费能力并不是很强，但从生产能力和生产素质来讲很强。所以对跨国公司来说，更多选择在中国生产，而不是向中国销售。其结果是，入世后我国贸易都是顺差，一年逆差也没有，这相应地又带动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现在我们的全产业链布局也与此有关。（当时）中国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让我们作为生产者的定位远远高于消费者的定位。当然，从国家的政策来看，也都是鼓励生产。
加入CPTPP的策略和实质考虑
第一财经：你认为中国现在申请加入CPTPP是出于什么考量？是因为要在WTO之外“两条腿”走路吗？
屠新泉：在CPTPP的问题上，美国现在无法，也不会加入。可以看到，美国国内许多学者都很受刺激，自己策划的多边机制，自己不加入，但中国要加入了。
至于中国是否能加入、何时加入，这是第二考虑。我们要加入是一种姿态，但也存在实质性的考虑。自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完成，我们再推CPTPP下一步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推进过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未来把RCEP与CPTPP相整合，也不是不可能。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亚太是我们的一个根据地，继续推进CPTPP并不意外。
对于加入CPTPP中一些改革性的难题，我的理解是，中国政府并非完全没有改革意愿。2016年，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其实已经谈完了，这当中就涉及许多话题，所以对我们来讲改革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另外，推进国际条约也是改革开放的一种成本较低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