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
文/龚怡洁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ID：cnscsj）
比尔和梅琳达将继续担任盖茨基金会的联合主席和受托人，共同制定和审批基金会的战略。
新冠疫情的暴发，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教育、就业与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发展进程。世界上有3100万人再度陷入极端贫困，全球范围内的女性工作岗位预计比2019年减少1300万个，儿童常规疫苗接种率下降到2005年的水平——即有3000多万儿童错过了免疫接种，而其中有1000多万是因疫情增加的。
以上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近日发布的《2021年目标守卫者报告》中的内容。大流行持续了近两年时间，每一个人都对疫情带来的巨大影响感同身受，而具体的数据能让我们对疫情的破坏力以及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有更理性的认识。
2015年9月25日，193位国家领导人正式通过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又称“全球目标”），在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上为下一个十五年的发展确定方向。自2017年起，盖茨基金会每年发布《目标守卫者报告》，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若干社会发展指标的进展。
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主题是“创新与不平等”。一方面，疫情凸显了健康系统在世界范围内的结构性不平等，针对这一点，报告梳理了具体的问题，并评估所采取措施取得的成效；另一方面，报告也探索了弥合“不平等”问题的可能路径。
针对《目标守卫者报告》的内容，结合全球大流行背景下慈善机构所面临的任务和挑战，《中国慈善家》近日独家专访了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
在新冠疫情愈演愈烈之时，盖茨基金会内部也迎来了一系列变化，包括盖茨夫妇离婚以及巴菲特辞任受托人等。在此背景下，2020年2月出任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的苏斯曼可谓身负重任。苏斯曼出生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先后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取得学士和博士学位。在南非任职记者期间，他亲历了这个国家变革的过程，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大意义有着深刻的体会。2000年，他开始投身联合国参与千年发展目标的相关工作，直至2007年加入盖茨基金会。在出任该基金会首席执行官之前，苏斯曼曾担任全球政策、倡导与国别项目总裁以及首席战略官。
在谈话中，苏斯曼一再强调新冠大流行加剧了全球卫生不平等，世界各国需要加强着眼于长远的合作。而谈及基金会的管理，苏斯曼表示，比尔和梅琳达将继续担任基金会的联合主席和受托人，他们将共同制定和审批基金会的战略；巴菲特辞去受托人一职之后，盖茨基金会将增加监督基金会工作的受托人数量，基金会将于明年年初宣布新增受托人名单。
2016年7月，埃塞俄比亚布塔吉拉镇，马克·苏斯曼正与“数字绿色”项目的农民代表交谈，该项目极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新冠疫情凸显全球结构性不平等
《中国慈善家》：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刚刚发布，而全球的新冠疫情仍在肆虐。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如何？有哪些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
马克·苏斯曼：去年，我们曾担心可持续发展目标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但即便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全球加速行动，避免了一些最糟糕情况的发生。例如，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HME）曾在去年预估2020年全球常规疫苗覆盖率将下降14%——这相当于过去25年的进展在短短25周内付诸东流。但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显示，得益于各方寻找创新方法、全力保护来之不易成果的努力，疫苗覆盖率的实际下降幅度只有预估的一半。当然，这仍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我们必须面对的是，新冠疫情导致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巨大差距进一步加深。例如：学生在识字水平上的差距不断扩大，全球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又增加了3100万，等等。或许最明显的例子是疫苗不平等：在全球已经开展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只有不足1%发生在低收入国家。这一失衡现象也导致危险的变异毒株出现，给卫生系统和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为了缩小这些差距并使全球目标的进展回归正轨，世界需要更多合作，并且更重视长期性。我们需要尽可能贴近最终受益人的需求来投入研发、基础设施和各类创新。这类投资都需要时间，但最终会带来回报。实际上，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许多进展都是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投入所带来的直接收获。
《中国慈善家》：变异毒株的出现挑战了我们对疫苗和其他抗疫措施的信心。我们是否应该对此感到担心？你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马克·苏斯曼：尽管全球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取得了一些历史性成就，并且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但显然这些努力仍然不够。一些高收入国家正在为本国所有成年人接种疫苗，而低收入国家的许多医疗工作者和老年人却连一剂疫苗都接种不上。新变异毒株的出现令人担忧，也凸显了需要给每个人都接种疫苗的紧迫性。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去消除所有障碍，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迅速改善全球各地对新冠疫苗的获取。
疫苗不平等历来存在，但是在新冠疫情下尤为突出。二十多年来，盖茨基金会一直在努力扩大疫苗的可及性。我们通过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2000年由基金会和其他伙伴共同创办）的合作，鼓励疫苗生产商为低收入国家降低疫苗价格，以换取长期、大量和可预测的需求。迄今为止，Gavi已帮助世界上最贫困国家超过8亿的儿童接种了常规疫苗，预防了1400多万儿童的死亡。
我们还帮助创办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该机构自2017年成立以来一直支持新型疫苗的研发，并确保这些疫苗得到公平分配。距离检测出第一批新冠肺炎病例仅仅过去了18个月，全球目前已有多种疫苗获批上市，而其中有两种就是在CEPI的资助下研发成功的。这是人类历史上从发现疾病到实现疫苗接种速度最快的一次，CEPI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鼓励疫苗生产商为发展中国家降低新疫苗价格，并以英美等捐赠国代替付款的方式，为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图/GAVI/Ben Milpas
CEPI和Gavi也是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联合发起方。该计划与各国政府和疫苗生产商合作，确保在全球范围提供疫苗，既包括较高收入国家，也包括较低收入国家。截至9月27日，COVAX已向143个参与计划的国家交付了超过3.1亿剂新冠疫苗。我们很高兴中国承诺将在年底前向全球提供20亿剂新冠疫苗、向COVAX的预先市场承诺机制捐赠1亿美元，这些都将有助于缩小疫苗不平等的差距。
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力量
中国慈善家：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有些什么调整？接下来，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的工作重点会是什么？你们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是什么？
马克·苏斯曼：自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疫情应对就成为基金会在全球和中国工作的首要重点。我们是最早（2020年1月）提供紧急赠款、支持中国应对疫情的国际组织之一。此后，盖茨基金会一直利用我们在全球的技术专长与合作伙伴网络，支持中国伙伴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抗疫工具（尤其是诊断工具和疫苗）的研究、开发和公平分配。
即便我们需要应对疫情带来的紧迫影响，我们依然专注于我们在中国的长期使命——即与伙伴合作应对中国国内的挑战，并在他们加速推动其他国家健康和发展公平的进程中为他们提供支持。例如，我们与伙伴一起致力于中国的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控，探索预防、治疗和控制模式已超过十年；我们支持伙伴们推动中国扩大国家计划免疫规划的努力，让更多的儿童获得挽救生命的疫苗；我们还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坐落在北京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由盖茨基金会与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联合创办）等伙伴合作，加强中国在全球健康领域的研发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还致力于支持中国伙伴分享其丰富的发展经验和专长。以疟疾防控为例，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强调了如何利用创新策略来推动我们在消除疟疾这一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全球进展。中国在七十年时间里将疟疾病例从每年3000万降至0，并于2021年6月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消除疟疾认证。中国能为全球抗击疟疾的努力做出大量贡献。目前，盖茨基金会正在资助中国在抗疟领域的持续创新，包括抗疟药物和诊断工具、经过验证的疟疾防控策略和方法，以及大有潜力的新型灭蚊剂等。
立足中国十几年的工作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无论是药品、疫苗、体系还是方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健康和发展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我们将继续深化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同维护已有的发展成果，并加速实现新的进展，让世界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变得更为健康、更有活力、更加公平。
《中国慈善家》：新冠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全球大流行病，为了更好地应对下一场大流行病，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
马克·苏斯曼：正如我们从新冠疫情学习到的，多年前做出的长期投资为遏制新冠疫情的蔓延发挥了关键作用。多种新冠疫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开发出来，这可能看起来像一个“奇迹”，但实际上这是几十年来严谨投资、政策引导和广泛合作的结果。正是因为这些长期的工作，我们才能迅速部署疫苗研发、生产和分配所需的基础设施、人才乃至整个生态系统。
然而，新冠疫苗的快速研发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得到公平分配。那些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研发和部署疫苗的生态系统，目前主要存在于富裕国家。因此，世界未能平等地受益。
为了更好地为下一场疫情做准备，全球需要考虑如何创新、以及我们如何确保这些创新得以惠及全球人民，而不仅是富裕国家的人民。
2011年 6月，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在坦桑尼亚参观医疗公益项目。
首先，我们要对低收入国家的相关伙伴进行投入，从而加强当地研究人员和制造商的能力建设，以便生产他们所需要的疫苗和药品。不同地区获得新冠疫苗的能力与疫苗的研发和制造所在地密切相关。非洲拥有世界上17%的人口，而疫苗制造能力却不足全球的1%。如果非洲领导人在捐助者的支持下，投资并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性疫苗开发和制造生态系统，那么在下一次大流行病暴发时，非洲就可能不会再陷入今天的困境。为了到2040年实现这一愿景，盖茨基金会正在为非洲疾控中心和非洲联盟提供支持。中国也在致力于支持非洲提高疫苗生产能力，这令我们备受鼓舞。
其次，我们需要包容性的创新。也就是说，创新不应该只停留在研发阶段，或只是满足有负担能力的人的需求。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已成为全球一股重要的创新力量。十多年来，我们与中国伙伴开展了广泛合作，推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的健康创新。
最后，我们需要确保投资不仅是针对药物、检测工具和疫苗的研发，我们还必须对许多其他领域开展长期投资，例如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新疫情的卫生系统。新冠疫情显示了为消除一种疾病开展的投资如何帮助我们应对其他疾病，例如多年前为埃博拉病毒和黄热病病毒测序建立的非洲基因组测序网络，使非洲大陆的科学家能够对新出现的变异毒株做出及时的重要发现。因此，我们看到，为对抗一种疾病开展的投资可以迅速用于抗击另一种疾病。这有助于我们建立和维护准备充分、能够及时应对未来疫情的卫生系统。
衡量和评估是盖茨基金会管理哲学的核心
《中国慈善家》：新冠疫情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带给公益组织重新审视自身工作方向的机会。疫情当中，基金会的战略方向、工作方式和思路是不是也有了调整和转变，主要体现在哪里？你们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有哪些相应调整？
马克·苏斯曼：新冠疫情影响到了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应对疫情是我们履行基金会整体使命的重要一环。但即便如此，我们对于其他核心领域的投入没有改变，包括减少传染病、消除极端贫困、实现性别平等，以及改善美国的公共教育等。
即便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我们也在一些领域看到了不错的进展，比如在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具包容性的金融服务方面。各国政府正在努力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困难，而我们在与伙伴们合作，扩大或创建新的现金转账计划，并确保这些计划具有包容性，特别是针对女性。我们还与合作伙伴一起，探讨国际社会如何通过数字金融服务创建更能抵御疫情的经济系统。
如果我们对于终结传染病和极端贫困的决心有任何一点迟疑，都可能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抹杀来之不易的进步。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实现“人人都能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的愿景，我们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新冠疫情也更加突显了为什么这一工作如此重要。
阿富汗一个卫生中心，医务人员整理脊髓灰质炎疫苗。
《中国慈善家》：和以往的公益救助相比，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当中，政府的角色更加突出。许多问题市场解决不了，民间团体也解决不了，似乎只能靠政府的强力干预。根据你的观察，这场危机会彻底改变政府、慈善家和民间团体的关系吗？或者说，是不是在未来的大危机面前，总是需要政府扮演强势的角色？
马克·苏斯曼：毫无疑问，政府必须在疫情中引领政策制定和资源调动。没有任何其他实体能够监督执行诸如学校停课、出行和聚会限制，以及重大公共卫生干预行动等举措。但应对新冠疫情所需的资源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或行业都无法承担。这次疫情向我们表明，我们需要包括政府、民间和慈善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部门，一起加紧行动，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私营企业能够帮助确保食品供应、医疗用品制造等基本服务的连续性。它们能够为应对新冠疫情提供资金，并确保挽救生命的治疗和检测用品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进行分配。世界各地的许多民间组织面对危机都迎难而上，非常了不起。我们看到社区组织、卫生志愿者、妇女团体和其他民间团体都奋战在医疗救助的前沿，帮助边缘化群体得以生存、激活各种支持救助网络、筹集资金，并倡导政府更快、更有效地采取行动。而像我们这样的慈善机构则可以通过扮演“催化剂”的角色，激发公共和私营部门彼此协同，共同推动进步。有时候，我们可以承担政府无法承担、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一旦找到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我们就能够帮助动员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将这些解决方案提供给最需要的人。
疫情没有国界，这一点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全球迄今为止的疫情应对已经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刻，它暴露了疫情防范和应对中存在的根本缺陷和不平等。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重演。如果我们想做好应对未来疫情的准备，那么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和慈善机构必须通力合作，这是唯一的方法。
《中国慈善家》：你就任盖茨基金会CEO之际正值新冠疫情的暴发。在过去两年里，你觉得执掌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成就感来自哪里？如果说曾经有过挫败感，那它又来自哪里？
马克·苏斯曼：我在2020年2月就任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当时新冠疫情尚未在全球范围暴发。我本来希望可以利用任期前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和众多同事在基金会位于西雅图的园区一起工作，并能够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别办公室拜访同事和合作伙伴。但是很遗憾，因为疫情的暴发，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但无论如何，我为基金会能够快速采取行动应对新冠疫情感到骄傲。迄今为止，基金会已承诺捐赠超过18亿美元以应对新冠疫情，主要用于支持检测试剂、药品和疫苗的开发与交付，并帮助低收入国家应对这场危机。在疫情结束之前，我们将继续优先开展这些资助。与此同时，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在继续推进基金会的其他核心工作——无论是消除疟疾还是减少贫困。
《中国慈善家》：基金会如何决定资助领域？你们是如何评估一项工作的影响力的，以及全球健康和发展的影响力？
马克·苏斯曼：我们注重倾听和学习，从而找到那些影响脆弱群体最甚、却很少受到关注的紧迫问题，例如非洲作物产量低以及印度婴儿早产的问题。然后，我们考虑是否能够通过基金会的影响力和资助推动产生实质性的变化。
衡量和评估是盖茨基金会管理哲学的核心。我们致力于让所有资助中的行动都做到有据可依。以基金会在中国的结核病防控项目为例，我们支持合作伙伴为病人争取更高比例的费用报销，并通过政府资助机制降低诊断和治疗的费用。项目开始时，耐多药结核病人的家庭往往需要把超过40%的家庭年收入用于治疗；如今，我们的试点项目已经将这一比例降至6%。迄今为止，我们在中国的综合防治模式已覆盖超过9000万人口，而且政府已承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每年发布的《目标守卫者报告》，该报告追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关人类健康和福祉的18个指标。我们希望让全球领导人了解每年这些目标的进展情况，并呼吁他们为此采取行动，确保持续取得进展。
《中国慈善家》：最近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盖茨夫妇离婚和巴菲特辞任受托人，是否会对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和资金结构造成影响？
马克·苏斯曼：比尔和梅琳达将继续担任基金会的联合主席和受托人。他们将共同制定和审批基金会的战略，倡导我们关注的议题，并确定基金会的总体方向。他们都向我强调过他们对基金会有着长期的承诺。
他们最近还决定追加150亿美元资金，用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和加速推进基金会在全球消除贫困、疾病和不平等领域的工作。继巴菲特先生辞去受托人一职之后，比尔和梅琳达计划在未来的日子里增加监督基金会工作的受托人数量。相信这些新增加的受托人会带来全新视角、洞察和专长，为基金会的项目、战略和资金分配提供指导。我们将于明年年初宣布新增受托人名单。
与此同时，我们将一如既往、全力推进基金会的核心工作和重点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