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商报
原标题：涝疫夹击之下居家办公为何难落地
“两点”还在，“线”没了。8月初，因为突发的疫情，南京暂停地铁1号线、3号线在江宁区段的运行，南京提出的“两点一线”上下班模式遭到网友的疯狂吐槽。8月3日，南京做出回应：倡导在宁企事业单位积极承担防疫主体责任，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工作安排、工作方式，尽可能创造线上远程居家办公条件，实行弹性工作制。同日，北京海淀也倡导办公楼宇采取远程和居家办公，作为对北京市7月29日提出举措的具体响应。
近十余天来，肆虐的疫情和暴雨考验着南北多个城市的应急响应能力，而能否“居家办公”也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焦虑。应急专家表示，灾害预警与相关部门的疫情防控建议相当于城市的免疫系统，要做好部门之间的联防联动。那么，应急响应需求下，居家办公到底被什么绊住了脚步？
涝遇上疫：
产生1+1＞2的影响
在暴雨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南京、郑州等地陆续成为“涝疫结合”的难兄难弟，居家办公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7月30日，南京做出回应。当天，在南京市第十场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政府提出“加强工业企业员工出行管理，实行企业到住所‘两点一线’上下班模式，最大限度减少人员外出流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信息化企业原则上居家办公、线上办公”。而这距离7月20日南京检出9例阳性病例已经过去10天。
由南京向西北600多公里，郑州正经历着同样的考验。7月19日、20日两天，郑州连发5次暴雨红色预警，相应的防御指南显示，要停止集会、停课、停业（除特殊行业外）。但据河南省政府通报，截至8月2日12时，此次特大洪涝灾害已致302人遇难、50人失踪。疫情方面，8月2日，河南又新增了2例确诊和15例无症状感染者。
“应急预案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免疫系统，非常重要。红色预警发布之后可以弹性上班或者居家办公，但实际中可能受限于多种因素影响，而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孔锋博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郑州市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叠加在了一起，是一种复杂性的灾害遭遇现象，可能会产生1+1＞2的影响。”
“7·20”郑州暴雨后，针对台风和暴雨的“居家办公”要求更为集中和明确，河南省安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22日发布紧急公告，全市所有企事业单位除必要的抢险救灾人员和值班人员外全部居家办公；应对台风烟花，杭州市防指7月26日也建议杭州市不涉及城市运行的机关、事业单位采取弹性或错峰上下班，企业采取在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方式，确保安全。
但北京商报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仍有大量企业没有采用居家办公的举措。有南京网友在微博质问：“一个1000多人的互联网公司怎么就不让居家呢？”此外，还有河南网友表示，“地铁停运以后公交车人真的很多”，因此希望居家办公。不同公司的应对策略也各异，一位扬州网友说，公司以“五五开轮流住单位”的方式代替了居家办公。
谁来决策：
部门联动“淤滞”
孔锋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气象部门、水务和防洪部门、卫健部门发布暴雨洪涝预警或疫情特征情况后，会有一个专业性的建议，这个建议大多数是由一线专家共同研讨、研判作出的决策。“居家办公最终的决策权是卫健部门、相关发布预警的部门和其他运行部门之间的联防联动机制，这是应急预案中应该规定的一些措施，现在主要是部门之间的联防联动机制做得不是太好。”
相关决策具有强制性吗？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强教授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授予了一定权力，包括在预警期和应急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措施来控制事态发展。“当然，相关法律也明确规定，这些强制性措施也是要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相关联，尺度是要跟事件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的。”张强说。
张强表示，如果地方政府明确采取应急措施要求，显然是具备一定强制性的。但有时特别是预警期，政府往往向社会发布的是有关采取特定措施来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或者劝告，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这时企业有一定的选择空间，需要企业的管理者在充分了解所在地政府信息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类型、行业所在区域等具体特征，对这个情境进行进一步的判断。
当选择权交到企业手中，情况会如何呢？北京翠湖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路明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居家办公暂无法治文件可依，国有和体制内单位会较为积极地响应居家办公预警建议，决策权多在于集团和本单位最高领导”。
“对于城市发布的预警或居家办公建议，公司会综合考量后再决定是否实施，比如对于提前一天的预警，会一大早看一下天气情况后再决定，最终决策权在总裁办。”北京一家科技公司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对于那些不会选择居家办公的企业，可能也确实有实际难以执行的困难，比如大部分员工的工作就需要他们在公司里面操作或者出外勤，在家干不了。”
企业选择：
治理能力大考
对于企业来说，居家办公有何影响？据艾媒网数据，从2020年中国职场人新春居家办公利弊评价调查来看，有42.9%的企业高管认为居家办公弊大于利，与“利弊相当”和“利大于弊”的选项相比，占据最多数。
去年疫情较严重时期，北京翠湖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进行了为期1个月左右的居家办公。尹路明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当时大约30名员工通过居家开网会的形式工作，部分骨干会在部分时间无规律到办公室上班。“相比之下，民营企业比较难下积极响应的决心，频繁预警和响应造成的损失均需民企老板自己承担。”尹路明说。
办公家具企业Steelcase的全球调研数据显示，“根据中国区数据，居家办公导致员工的决策速度下降19.7%、效率下降18.7%、参与度下降15.8%，这些因素均有可能对公司运营造成影响”。
“影响是一定有的。”北京知诚社会组织众扶发展促进会会长任壮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中，居家办公对生产、制造业和文化、旅游行业影响大，对互联网等轻资产、智力密集型影响相对较小”。
“居家办公主要是为了控制人流，高风险地区人员的聚集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企业要平衡风险，如果它为了经营选择承担风险的话，一旦有人员伤亡或其他意外发生，对企业来说也是重大的长期的冲击，这是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张强说，“这是对企业怎样实现精细化、弹性化管理的一个考量，也是对企业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吕银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