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感觉每天都在猝死的边缘疯狂试探。/图虫创意
每天把猝死挂嘴边的打工人，除了等待各大城市AED推广的好消息，还得具备急救和互救的素养，这才是打工人自救的根本啊！
中国人到底需要多少台AED才能满足急救需求？要满足“AED自由”需要多少钱？装上AED之后，就能高枕无忧了吗？
11月23日9点半，值完24小时班的广州南方医院急诊科医生荣丹刚坐上回家的地铁，就听到广播紧急寻找医护人员：一名乘客突然晕倒在地铁车厢。
荣丹赶到现场后，患者已面色苍白，没有了呼吸。凭借急救经验，荣丹立即为患者实施了心肺复苏急救。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尽管荣丹医生掌握着专业的胸外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技巧，患者仍不见起色。
在公共场所倒下遇到专业急救人员是幸运，但这往往不够。
在急救了将近30分钟后，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已经于事无补。
整个11月，广州已经发生了3例公共场所心脏骤停猝死事件。尽管事发的时候都有热心路人甚至是专业急救医生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最终却都抢救失败。
据统计，在全国，每年约有55万人死于心脏骤停，也就是说，平均每分钟就有1个人毫无预兆地发生心脏骤停倒下，进入生命倒计时。
心肺复苏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要等120救护车，显然来不及。
但如果能够及时用上AED（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AED），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美国心脏协会指出，在室颤（心脏骤停发生的根本原因）发生的第1分钟内进行除颤，存活率高达 90%，所以AED又被人们称作“救命神器”。
12月11日，广州地铁终于宣布，在全城100个地铁站投放AED，覆盖主要站点。
此前，杭州、北京纷纷开始在公共场所安装AED。
但这样的推广力度够吗？中国人到底需要多少台AED才能满足急救需求？装上AED之后，就能高枕无忧了吗？
每天都在996中度过的打工人不由得担心：万一哪天我倒下了，能及时用上AED吗？
每个在死线前狂奔的打工人
都有过猝死恐惧
“每天都感觉心脏要飞出去了。”
近3个月以来，小姜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太对劲。心律失常、心跳过快经常伴随着她。特别是到了赶着交任务的Deadline前，经常加班到一两点。她形容自己的心脏就如同飞速行驶的列车上的一杯水，只要一个颠簸和刹车，水就会洒到地上。
“以前经常熬大夜写论文，困了就不停咖啡，忙完了再睡一觉就好了。”但是现在，小姜的心脏就像失去了弹性的弹簧，熬夜过后什么补救措施都失效了。每次心脏快要跳不动了，就开始挣扎，然后心跳就开始乱了。
她心里总想着：“再这样下去，哪天心脏跳着跳着突然停了也不是不可能。”
早在今年3月份，小姜看到了一篇名为《一个青年编剧之死》的文章，独居的青年编剧鲁念安被发现猝死于家中。此前，鲁念安曾连续熬夜写剧本，死因是过劳引起的心脏骤停。
而最令人唏嘘的是，今年11月26日，音乐制作人吕晓栋突然倒在了演员高以翔的墓园旁，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去年，高以翔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离世。
心脏骤停，又名心源性猝死。有80%的心脏骤停是由于室颤引起——当心室、心房出现快速而不协调的收缩，导致心室无法向动脉泵出血液，颤动频率达到每分钟 200~500次之后，心脏就会骤停。
室颤之后，心脏骤停就发生了。
今年9月，《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19》显示，相比上一年，中国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大约增加了4000万，其导致的死亡率，一直高居病死率榜首。
据深圳政府在线网站数据，2014年~2017年，深圳市每年院前急救猝死人数从1897人增加到3000人以上，平均每年增长16.5%。
过劳死并非危言耸听。/大腹湾地
近些年来，深圳120急救平均出车时间（从急救站接到指令到急救车出发）降至68秒。从深圳急救响应速度变化来看，这并非急救系统的失职。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习惯差，一线城市的心脏骤停人数每年都在增长。数据显示，与心源性猝死有关的最主要因素中，情绪激动占比为26%，由劳累所致的占25%。
此前，一项临床调查也显示，近几年，心血管疾病患者至少“年轻”了10岁。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心衰专科主任范慧敏教授指出：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群以往都以中老年人为主，但现在老年人注重慢性病管理，猝死概率较此前有所降低。反而是中青年病例逐渐增多。过度劳累，往往容易因一句“年轻”而被忽视。
在遍地996、007的职场中，工作压力成了年轻人亚健康的罪魁祸首，而普遍的熬夜习惯，则成了压垮年轻人身体的慢性毒药。
最终，小姜去医院做了24小时心电图，心电图显示“偶见窦性心律不齐”，医生的诊断是没有大毛病。只是让小姜回家养生。
但说养生就能养生吗？刚赶在Deadline前把工作交出去的小姜，又一次感觉自己在猝死的边缘试探。
如果我倒下了
能用上AED吗？
去年，演员高以翔在真人秀节目录制中猝死的新闻，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心源性猝死以及AED。
想要以最快时间抢救心脏骤停的患者，就要用除颤仪进行除颤。通过给心脏施加一注脉冲电流，一声令下喝止心脏所有电流活动，结束当下异常的心律，然后等待心脏重启。
在医院，这一措施很容易实施。实际情况是，很多心源性猝死，发生在医院之外。
据统计，90%的心源性猝死发生在医院以外的公共场所，如车站、购物商场、体育场、游乐场等。
这时候，有着“傻瓜除颤仪”之称的AED成了大多数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救命神器”，经过简单的培训，普通人也能借助AED抢救患者。
平常也要多留意公众场合AED的位置。/图虫创意
深圳在AED普及推广方面算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据深圳官方数据，截至今年 12月，深圳机场、地铁站、高校、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公共场所已安装有3500台公共AED。2017年10月起，3500台AED先后被安装配置在地铁、机场、养老院、体育场馆、高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以及深圳交警铁骑摩托车上。
此外，深圳还配置了一款“AED地图”小程序，辅助人们在紧急时刻方便寻找可用AED。
在全国，其他城市也逐步意识到AED普及的重要性。
今年9月25日，一名45岁男子在北京地铁13号线霍营站内猝死。在多方推进之下，北京开始作出改变。10月27日，北京地铁启动AED配置工作，并计划在2022年底实现所有轨道交通车站AED全覆盖。除了地铁之外，北京方面还宣布实现重点公共场所AED全覆盖。
北京一男子倒下后，抢救无效死亡。/@急诊夜鹰
11月9日，杭州市政府官网发布《杭州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管理办法》，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未来3年内，杭州计划在全市范围内增加3596台AED，保证每10万人拥有42台。杭州因此成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形式规范公共场所 AED配置、使用的城市。
广州也看到了曙光。就在今年11月份，南都周刊发现广州76处公共场所配置了AED，但仅40处AED设备正常可用。况且，这些设备很大部分还是由私人机构以及医院配置的。12月11日，广州终于宣布，将于12月18日开始为100个地铁站以及交通枢纽车站配置AED。
在高德地图搜索广州AED，只出现了26个结果，有一半以上都是在私人机构。
但在国内，这场AED推广运动，仅仅是开了个小小的头。不同的公共场所需要安装多少台AED？并且应该如何决定投放位置？这些问题，关乎每一个因为心脏骤停倒下的人能否得到有效急救。
首先，急救科普微博大V“急诊夜鹰”认为，根据我国猝死人数来看，可以按照“每 10万人配置 100~ 200台AED”的原则，再根据公共场所具体情况来确定AED配备数量。2019年统计的中国人每10万人拥有0.2台AED，要达到“每10万人100~200台”的目标，还需要漫长的努力。
2006年，北京公共场所就有了AED，13年过去了，AED并未得到普及。/央视新闻
其次，根据心脏骤停黄金抢救时间4分钟定律，AED在公共场所的配置分布，应该遵循至少3到5分钟之内救助者能够拿到 AED，并赶到患者身边的原则。目前来看，几个大城市在地铁站中配置的AED数量，平均1个站点只有1台。这个数量远远不能满足3-5分钟内把仪器送到患者身边的要求。
那么如果按照每10万人100台的最低原则，中国人要满足“AED自由”需要多少钱？
目前国内 AED的市场价格，一般都在一台2万元到3万元不等。以2019年深圳市政府AED招标价格20293元推算，如果要在全国所有城市实现AED自由，需要花267亿元。
网上AED的价格，零售售价更高。
这还只是一次性投入，AED上的电极片和电池都是消耗品，有效期2至5年不等。每年需要及时更换，就会产生580~1000元不等的耗材费用，这又是每年24亿至42亿元的投入。
众多专家呼吁，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公共场所内的 AED设备投入应该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承担。
从目前来看，除了北京、深圳等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AED多数是由中国红十字会以及企业、个人捐赠的。
没有急救意识
多少台AED都不够
在理想状态下，AED的配置数量充足且距离可及，心脏骤停的患者就能得到除颤，从而获得生机。
但实际情况往往更为复杂。首先是“不知道，不会用”的问题。
根据不同媒体随机抽样调查来看，尽管 AED已经进入北京、深圳、杭州、广州等城市，但大多数普通乘客乃至商场、交通枢纽等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仍对其为何物一无所知。
据南都周刊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广州市民对AED缺乏了解。“AED？这是什么？我没听过。”“我只在新闻媒体上了解过AED，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我应该不会用。”
路人对AED知之甚少。/南都周刊
而在杭州某广场的AED急救设备旁边，记者随机问了路过的几个人，所有人均不知道眼前的仪器正是AED，还有很多人表示并不清楚如何使用。
事实上，被称作“傻瓜除颤仪”的AED，使用简单，非医疗人员也可使用。当仪器打开的时候，屏幕上还会出现生动具体的操作指引。
之所以没人会用，是因为在国内，主动寻找和参加包括 AED操作在内的急救培训，仍只存在于较小圈子，远未扩大到普通公众之间，形成社会氛围。
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飞飞提到，在前两年的心肺复苏和AED使用培训中，他经常遇到边玩手机边听课的，学员会把急救培训当作单位的强制性任务，到今年这种状况才发生一点变化。不同专家们一致认为，必须把AED的使用培训，像灭火器的使用培训那样普及起来。
事实上，AED使用非常简单。/深圳卫健委制作的AED科普视频
目前，各大城市在推进AED的时候，都承诺对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AED使用培训，但光工作人员会用不够，还得落实到具体的每一个人。
南方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生姬仲认为，仅仅普及AED的使用还不够，“公众除颤”是一个更全面的概念。它包含了一整套的心肺复苏抢救环节。“公众除颤”意识的普及，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许值得借鉴。
日本是世界上AED普及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2002年，一位日本皇室成员在运动中突发心脏骤停，英年早逝。经过多方的争取，日本于2004年修改法律，允许非医疗人员使用AED，并开始在学校、地铁等公共场所安装AED。此后连续13年的时间里，日本的AED数量以每年接近50%的速度增长。
在日本，有一款可监测附近是否有心脏骤停患者的软件。/《日本时报》截图
美国则是立法先行。1995年，美国立法开展“公共除颤计划”，政府每年投入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AED的购买和铺设。在美国，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的公共场所，全都要依法设置AED。立法推进，使美国的AED很快达到了平均每10万人317台的普及率。
其实，AED在国内的推广，还遇到了一些更为隐形的问题。
致力于推广急救知识的退休医生贾大成在急救培训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学它有什么用？用得上吗？”他不得不苦口婆心：“这件事牵涉到所有人。因为没有人能确保，下一个在地铁上发生意外的不会是自己。”
这表明了全民的急救意识仍处于懵懂状态。
在广州地铁发出在地铁站推行AED的那条消息底下，有不少人评论道：“有了AED，你也得敢用才行啊。”
面对一个突然倒下生命垂危的人，恐惧确实是第一反应。/图虫创意
不敢用——也折射出了AED推广更为复杂的难点。
今年9月25日，北京地铁一名销售在地铁发生心脏骤停抢救无效身亡之后，大V急诊夜鹰曾经在微博爆料，其实之前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多个企业、个人提出为北京地铁捐赠AED，均被北京地铁拒绝了。
理由是公共场所的急救义务（工作人员辩称的“急救义务”）仅限于普通的摔伤、身体不适，心脏猝死的情况已经超出了一般公共场所的职责范围，作为非专业人员不能擅自处理——怕救助失利担责，也是推广AED急救的一大障碍。
对此，鲜少人知道的是，今年《民法典》有了新的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由此来看，AED的普及，绝不仅仅是买多少台机器那么简单。
正如大V急诊夜鹰说的：希望各大城市在推进AED的时候，不要只是推广一台机器，而是由上至下的全民急救系统。
如今，在几个一线城市的带动下，AED在国内的普及已经在加速。每天把猝死挂嘴边的打工人，除了等待各大城市AED推广的好消息，还得具备急救和互救的素养，这才是打工人自救的根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