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每经记者杨弃非每经编辑曾健辉
“10年前，我就在谈论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但当时可能就几十个人感兴趣，现在，已经有几千个人愿意为这个话题共同参与一个会议了。”耶鲁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科技与伦理学科主任温德尔·瓦拉赫（Wendell Wallach）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如是说道。
当对人工智能的伦理建设已逐渐在全球范围引发关注，中国的参与可谓恰逢其时。作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大会（ICGAI）的发起人，瓦拉赫在主持了集结众多人工智能行业领袖的纽约峰会后，于5月21日转场北京，参加了太和智库主办的中国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网络构建研讨会。尽管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多，但他已经能明显感觉到这里的发展氛围。
“现在，包括AI在内的新科技发展得过于快速并很快形成体系，但由于他们具有巨大的颠覆性，我们应该尽快有所行动，让伦理和科技的发展同时进行。”瓦拉赫告诉记者，“我感觉，这个过程在中国会非常迅速。”
科技与伦理应同步发展
“一个新科技诞生后，总会先经历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我们还没有考虑清楚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的时候，就迅速形成了体系。而这些科技总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我们疲于保持对变化的掌控，更没有时间进行反思。往往是等到改变开始减速时，才进入调整阶段。”瓦拉赫说道。
一个例子是，在英国，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的童工问题，直到19世纪才在国家层面进入立法解决程序。时间推进到当下，第四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正在兴起时，更多人开始意识到，在科技尚未形成体系时，及时引入伦理，才能更顺利地建立伦理治理机制。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在研讨会上就指出，中国现在处于一种“特别的阶段”。“因为中国实际上错过了前三次工业革命，尽管错失了一些机会，但也得到了好处——我们不用太过于担心伦理方面的风险。”他说，“现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一同加入了工业革命技术开发、应用的阶段，因此将此问题纳入议程。”
在瓦拉赫看来，培养一种科技与伦理应同步发展的匹配思维方式尤为重要，世界需要掌握这种在面对颠覆性科技时思考究竟要什么的判断能力。
但据瓦拉赫观察，中国人工智能伦理建设已经开始进入一种飞速发展的阶段。“几年前，中国只有少数技术人员在谈论伦理问题，现在，许多大公司已经将其视为重要议题。”他向记者表示，“我看到这里的发展土壤，尽管我还不知道现在这个议题的讨论度有多广，但我感觉发展的过程会非常迅速。”
参与国际治理可国内先启动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能进入全球前两位，加之中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其参与人工智能伦理国际机制将影响到太多人。”基于这种理解，瓦拉赫在探索建立人工智能全球网络时，很早就开始考虑中国的加入。
但瓦拉赫也明白，更多国家的参与也意味着难度的增加。“尽管一些国家提出了伦理的原则，但他们还没有具体的实施路径，因此仍然需要在全球层面建立新的标准。”瓦拉赫指出：“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在建立全球网络时会存在很多差异。”
面对这个问题，中国要如何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建立当中？
在瓦拉赫看来，可以从国内的角度率先考虑。“首先，中国可以向外明确其发展人工智能伦理和公益的思路，比如，重视伦理问题，推进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对话，并将这种对话扩大至公众层面。”
他提到了一种权衡的方式——当人工智能与公益发生冲突时，可以选择一种审慎监管的方式，在为科技留出适度发展空间的同时，采取的禁令在以保障大众利益的前提下，有条件的放开，以这种方式使公众了解人工智能伦理的边界。
此外，他也认为，在人工智能这样的专业领域，政府也可以更多地纳入科学家与科技从业者的声音，以作出更加有前瞻性的决策。
“现在，尽管伦理的发展对每个国家来说尚属起步阶段，但中国的人工智能伦理生态已经开始建立起来。”瓦拉赫说，“我认为，中国有更大的责任参与到国际机制的建构当中，最好是再加快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