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人类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11月26日10点51分，人民网一篇《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让国内学界和科技圈开始并持续了长达一天的地震。
该篇报道发布之后，多家媒体迅速跟进报道，社交媒体上争议激烈，许多业内人士纷纷将矛头指向了事件主角贺建奎与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然而，随后媒体的采访结果却与此前的新闻出入极大，当天下午四点左右，最初的信息源也将官网稿件删除稿。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200多对夫妇对项目感兴趣，最后仅一对成功生产
人民网的原文信息点如下：
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据贺建奎介绍，该基因编辑手术为在受精卵时期，把Cas9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
从贺建奎在其YouTube频道上发布的自述视频来看，这对婴儿在几周前刚出生，现已与父母马先生和葛女士一同平安出院回家。
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贺建奎表示在“生育治疗”期间一共改变了7对夫妇的胚胎，目前为止只有一对夫妇怀孕生育。他表示，具体的操作流程为：
“洗精”将精子与可能潜伏艾滋病病毒的精液分离后，把单个精子放入卵子中以产生胚胎，随后添加基因编辑工具——胚胎发育3-5天后，取出部分细胞并检查，然后进行基因编辑——参与夫妇可选择是否使用已编辑或未编辑的胚胎来生产。
据悉，共22个胚胎，当中16个被编辑。在将11个胚胎6次尝试植入胚胎之后，才成功有了此次案例的双胞胎。值得注意的是，这对双胞胎中只有其中一个婴儿的两套目标基因都编辑成功，而另一个孩子只编辑了一个——这个孩子仍然要面临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尽管他（她）的基因曾被编辑过。（尚不确定是手术失败还是 AB 测试）
至此，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贺建奎本人，我们连是否真的有这对婴儿都无法知晓。
在美联社的采访中，贺建奎提及了自己招募志愿者的方式是通过一家叫白桦林联盟的机构。白桦林全国联盟（下称白桦林）是国内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平台，由白桦个人创建，据称，其目前辐射全国各地感染者人数超过五万人。
PingWest 品玩对白桦林的负责人进行了采访，对方表示双方的确有过接触。
白桦林对 PingWest品玩表示，在去年三、四月份，贺建奎联系白桦林，表明自己需要招募有关“防护艾滋病和帮助生育”计划的志愿者。起初白桦林也对此有过疑问，比如这个项目是否能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贺建奎对此表示“应该没问题”。
经过简单的沟通后，白桦林帮助贺建奎在自己的 QQ 群和微信群中转发了相关信息，随后有大概 200 多对夫妇对此感兴趣并咨询详情。
项目对于参与夫妇有硬性条件上的要求，比如单阳家庭（夫妻中其中一方为 HIV 阳性）和年龄。经过硬性条件上的筛除后，最后有 50 多对夫妇同意进一步沟通，白桦林便将这 50 多对夫妇的微信转发给了贺建奎团队工作人员，随后便没有再参与具体的沟通。
据美联社报道，参与者同意书写的是该项目为“艾滋病疫苗开发”计划。但白桦林对 PingWest品玩表示，最开始贺建奎并没有提及过“疫苗开发”，不过对方团队的工作人员曾在今年提过“疫苗”的概念。
这个计划的确存在，那么如果最后成功进行了，婴儿是在哪里出生的呢？
在新闻发酵之后，网上大规模流传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这张审查申请书：
图中显示项目起止时间为 2017.3-2019.3，与贺建奎开始招募志愿者的时间大致吻合，“通过基因编辑生产 CCR5 突变的孩子”的项目内容也一致。
然而，11 月 26 日下午，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对界面记者回应称“这件事不属实，我们没有接受过相关信息，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会上热搜，正在调查”；新浪科技得到的回复也是，项目并非在该医院进行，孩子也不是在该医院出生。
另一方面，据新京报报道，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表示，此前并未收到该项目的伦理审查报备。而科技日报记者联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后了解到的信息是，目前我国对此类研究采取备案制，需要到相关网站进行备案，但贺建奎所进行的这项基因编辑婴儿手术并未备案。
综合多方信息，我们目前尚无法确定婴儿是否在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出生。如果婴儿的确存在，且于深圳市出生，那么这个项目大概率并没有通过伦理审查。目前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将在得出结果后公布。
为什么引起学界强烈抵制？
事实上，在当天下午众多负面报道出来之前，这起事件便已引起了强烈的负面舆论，其中最先发出批判声音的是学界。
122 位科学家联合发表声明抵制，称“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贺建奎任职副教授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也对外公告，表示贺建奎副教授“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
不难看出，学术界抵制的核心是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这一行为被学界称之为“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这里面牵涉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基因编辑技术，另一个是基因编辑技术作用的对象：胚胎。
顾名思义，基因编辑能对目标基因进行 “编辑”，包括删除不想要的基因；修正删除不了的错误基因；把有用的基因插到稳定、安全的基因组里。
做个不是十分恰当但容易理解的比喻，基因编辑技术就好像用 PS 技术对一张图片进行加工：裁剪、涂抹、调色，让照片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同样的，基因编辑技术也能让我们的身体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比如治疗传统医术难以治愈的疾病，去除胚胎细胞中可能的遗传病基因，甚至定制一个婴儿，通过改造基因来增加肌肉质量、身高或智力。
自 2012 年 CRISPR/Cas9 出现后，基因编辑的门槛更是大大降低。CRISPR 全称“规律成簇间隔短回文重复”，本身是一种防御系统，存在于细菌和古细菌中。当细菌遭受病毒入侵时，CRISPR 能够记录下病毒相关的基因信息。如果有“案底”的病毒再次来袭时， CRISPR 的 Cas 蛋白质便可对病毒的基因进行打击。基于这种特性，科学家们将 CRISPR/Cas9 运用在基因编辑中。
在它之前，生物科学家们还曾经用过 ZFN 和 TALEN 两个工具，但都不太趁手，用起来麻烦且不稳定。CRISPR/Cas9 其因操作简单、成本低、高效率等优势，迅速成为基因编辑技术的标配工具。
但这种工具目前也不完美，最主要的风险就是难以避免“脱靶效应”。所谓脱靶，是不能百分之百精确地编辑目标基因，很有可能想对 A 进行编辑，却误伤了非常相似的 B。
人民网的新闻指出，贺建奎正是使用 CRISPR/Cas9 来对胚胎的基因进行编辑。贺建奎表示“此次基因手术婴儿脐带血的检测结果，证明基因手术成功，并未发现脱靶现象”，但他并没有把话说绝，“准备了长达 18 年的随访计划”，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十足把握不会出现脱靶。
从理论上来讲，接受基因编辑的婴儿不管活到多少岁，头上都悬着一把剑。
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艾滋病也不是贺建奎首创，早在 2014 年就有科学家发表论文，使用 ZFN 基因编辑技术提高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毒的抵抗能力。
其原理在于，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后，需要借助一种名为 CCR5 的基因，才能完成感染。也就是说，借助基因编辑技术改造或删除掉 CCR5 基因，就能对艾滋病病毒免疫。
相关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且取得不少突破，此前并未引发过什么争议。但牵涉到胚胎，事情变得复杂许多。
曾经在 2015 年，中山大学黄军就团队尝试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虽然并未移植到人体内，并且在 14 天内销毁，但依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14 天法则”是对胚胎干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底线。2003 年我国科学技术部、卫生部印发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明确规定“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
2016 年5月，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ISSCR）对干细胞领域的研究指南进行了更新，再次强调“科研人员应继续遵守在体外培养人类胚胎不超过 14 天的惯例”。
贺建奎这次做法正是因为突破了“14 天法则”的底线，才被称之为“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在之前的案例中，科学家编辑艾滋病患者体细胞的 CCR5 基因，只会影响免疫细胞，即使出现其他不良影响也仅局限于患者个体。而贺建奎对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后，所做修改可能影响婴儿所有的细胞，包括生殖细胞。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教授王立铭在一篇文章中解释道，如果婴儿长大后成家生子繁衍后代，Ta 体内编辑过的 CCR5 基因便会被遗传下去，进入人类整个群体中，成为人类基因库的一部分。而如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剥夺对方的生育权，又残忍且不现实。
目前，CCR5 基因缺失已经被证实会造成免疫缺陷，导致其他病毒的易感，至于更大的危害还不是很清楚。这就意味着，根本没有人可以确定，被编辑过 CCR5 基因的婴儿，会给整个人类基因库带来什么，更别论上面提到的 CRISPR/Cas9 技术可能存在的脱靶风险。
通过基因编辑预防艾滋病这种方式也饱受质疑。贺建奎招募的夫妇均为男方患病而女方健康，美联社的报道明确指出，基因编辑前曾对男方的精液进行过洗精，这一措施是可以分离出“干净的”精子用于培育试管婴儿的。即便是女方患病，用上成熟的阻断疗方，孩子也有很大可能不被感染。基因编辑在预防婴儿会遗传艾滋病这事上，显得多此一举。
恐慌的远远不止在于技术本身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本质是，领域内科学家能做成、但选择不去做的事情，贺建奎直接做了。
如上文所说，科学家们没有做这件事的原因有很多，技术水平不够成熟、无法检测所有潜在脱靶位点、无法控制日后潜在风险等。而即使多年以后技术上的难题被攻克，又或者极端乐观情况下人类可控制风险，可基因编辑胚胎本身的伦理困境，依然存在。
显然，此次这起事件中婴儿父母的目的并不在于“生出健康无艾滋病的孩子”，而是“生出永远不可能得艾滋病的孩子”。贺建奎项目中最开始经过“洗精”所合成的胚胎已经不携带病毒，参与的夫妇也可自主选择使用已编辑或是未编辑的胚胎。
露露和娜娜的父母选择了已编辑的胚胎。
或许是患病的经历让他们对于艾滋病形成了极端恐惧心理，或许是他们对于基因编辑的潜在风险了解不深、过于乐观。归根结底，选择已编辑胚胎的夫妇的诉求大体都是一样的：预防。
可推及他人，患有其他病症的病患又何尝不想预防？一旦这种做法被认可，人们大规模使用基因编辑来改造胚胎使其可避免病症，未来很有可能出现基因歧视：有些人生来便无需过多操心健康问题，有些人只能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这种差异，在婚恋市场上必将成为一大择偶标准，甚至超过有车有房。
而当基因编辑技术的潘多拉魔盒打开，人们的诉求也不会只局限于“预防病症”。
拿医美做例子，它属于医疗行业和美容行业的交叉部分，在医美大规模推广之后，“美容”也能通过“治病”的形式去实现。应用到基因编辑上，长期受痤疮和脱发困扰的当代年轻人必然举双手赞成预防此二病症，新一代的营销号标题都会顺势鼓吹《为了让孩子远离长痘和秃顶，从现在开始努力赚钱》。
再把痤疮和秃顶的概念稍微引申一下：
《比胎教还管用，提升孩子智力，从此一劳永逸》
《孩子身高通常难以超过父母？基因编辑可实现人均两米》
《还在担心整容不够自然吗？来这里，让孩子一出生就赢在起跑线上》
……
可见的后果是，拥有权力和金钱资源的人将有能力改造后代，使他们从出生之初便优于同龄人，包括但不限于健康、外貌、智力等。而能力不足以支撑基因编辑手术的人们，其后代想要通过本身的努力去奋斗改变人生，可能性将更加渺茫。
如果基因编辑技术真的能达到高度成熟，且被大规模推广，其带来的最可怕后果是，不同阶层的人将被以更加坚固的城墙分隔开来，难有翻身之日。
如若基因编辑时代真的来临，那时候的每一个人在出生之前，便已失去了与他人公平竞争的最基础权利。
这是对“众生平等”这一人类终极理想的最大嘲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