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伍里川
近日，73岁退休教师杨维云开直播教识字的故事，引发社会关注。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杨维云当过50年教师。去年开始，她在短视频平台开起了“喜洋洋拼音课堂”。她原本定位的受众是学龄前后的孩子，可随着时间流逝，她发现成年人反而是学生的主体，中年人居多，大部分是女性。因为不会拼音，他们一直生活在挫折和自卑中。她在直播间不带货，不收报名费，也不收学费，真正实现了无偿授课。
看到这条消息，我的第一感觉是，杨维云是在以一个人的力量帮一群人圆梦，填补着某种空白。这些身份特殊的学生背负着不识字或不会拼音的“秘密”，在世间遭遇了种种窘迫。用杨维云的话说便是，“很多不识字的成年人生活在自卑中”。例如，因为不认识字，一些人连坐车都不会，他们不敢去陌生的地方，担心自己教不好小孩，打工时也看不懂老板的文字指令。而这些人的苦恼，很多时候是隐形的，没有被注意到的。
昔日，我的祖母也曾经和我说起不识字的苦恼，那时我祖父给她的信件或旧物，她多会拿给我“认字”，但当时的我并未往心里去。在她去世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本来是可以教会她一些字的。
很多时候，人们热衷于渲染“知识爆炸”带来的高亢体验，对于不识字现象则会下意识地无视和回避。在这种情况下，不识字、不识拼音的痛楚淤积在不为人知的地方，鲜有人关切。而杨维云的主动作为，“不经意”地开启了一场深度改变，带来了一场课内课外的共情。
数据告诉我们，不识字的痛楚，绝不只是个体的遗憾。据报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不识字的成年人一共3800万，这个群体里女性占比达75%。杨维云的一个直播间就获得了几万名学生，这样的求知需求，隐隐代表着一个广阔的“市场”。这个“市场”有待于有识之士们去进一步开掘。
比起当年的“扫盲”，新媒体时代的“拼音补课”，具有双重意义：帮人识字、识拼音，既让人消解了缺憾，完成了基础性的训练，又让人可以借此展望更广阔、更友好的生存空间。识了字，还可以使得“文化课”和人生际遇发生“化学反应”，令个体少一些挫折，少一些不便，乃至开启改写命运的故事。例如，杨维云的学生张梅（化名）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还找到了工作。
3800万“不识字”群体的存在，无形中“提交”的是一份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常识教育的需求。一个人的直播间毕竟资源和力量有限，要想消解众多不识字者的困窘，帮助他们取下身上的“文盲”标签，需要更多的“杨维云”。令人欣慰的是，杨维云并不孤独。有报道提及，不少类似的主播都在将识字的希望带给更多人。
应该看到，“杨维云”们的主动作为，是对知识普及项目的有益补充。近年来，不少基层政府机构兴办的各类识字班，对于减少不识字人口起到了核心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乐见民间识字课和政府识字项目的共鸣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