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上海,记者邱豪张洋洋毛明江)讯,如果把每天在全国干线物流上奔驰的货车比作动脉,那么每天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骑手们,就像一条条毛细血管,连接起城市的角角落落。
在上海这座超级城市受疫情影响当下,“最后一公里”和“漫长一千公里”的补给线,同样至关重要。
很幸运,现在还能跑
“老板,你们这儿有饭‘盆’吗?”怕对方不理解,刘铮(化名)一边问一边比划着手势,“就是家里吃饭不锈钢圆形的那种”。
财联社记者是在徐汇区一家保供超市门口遇见刘铮的。他刚送完一个跑腿单,看见这家超市开着门,便停下电动车来购置生活物件。他说,这是他接下来风餐露宿日子里的“铁饭碗”。
刘铮的老家,在吉林省吉林市下属的一个县城,今年是他来上海的第九年。早年间他在工地干活,2016年开始做骑手,现在他是某大外卖平台的一名全职外卖骑手。
刘铮告诉记者,他很“幸运”。此前,上海疫情刚刚萌芽时,他作为密切接触者,一度被隔离,但当隔离期满出来时,正赶上骑手紧张的时期。
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住进公寓,但那就得封控在住处,没有任何收入,直至解封;要么在外面,可以继续接单跑腿送外卖,但吃饭住宿都是难题。
他几乎一点没犹豫就做了决定:回公寓就出不来了。每个月光房租就要3200元,不能一直闲呆着,“我得赚钱”。
刘铮从公寓出来已有七天。最早的两晚,是找了个天桥下面的桥洞睡,然后决定搬至公寓附近的上海南站地铁站,“这里门口还算方便,可以停放电动车,也可以遮风挡雨”,简单清理了一下,接下来的夜晚便“下榻”于此。
离开公寓时,刘铮只带了两床薄被,一床铺在地上做床垫,一床当被子盖。他说,这两天晚上有点冷,“想再买个被子,但跑了三个超市都没有,现在这家也没有。”
即便是在最冷的下雨夜,刘铮也不舍得托人将公寓里的最后一床被子送出来,“那是从老家带来的,家里人用纯棉花做的好被子,拿出来就糟蹋了”。
刘铮的妻子和孩子现在都在吉林省吉林市。与上海处境相似,吉林目前也是疫区,刘铮老家现同样也是封控状态,他每天都会跟家人视频通话,但他说丝毫不担心家里人。
“老家那边现在吃的很充足”,刘铮说。当记者提出去他临时住的地铁站看看时,他有点不好意思,摇头,婉拒了请求。
核酸,每日一检
申城四月天,偶尔也春寒料峭,4月13日开始,气温骤降。夜晚路过无人的地铁口,记者看到雨水正从入口墙壁渗入。大风大雨之夜,刘铮他们的寒夜是如何度过的?
4月15日清晨5点,循着刘铮前一日留下的地址,财联社记者来到了他的“新居”所在地——上海南站的某一地铁口,邻近的另一个地铁口也睡了两位骑手小哥,条件好的搭了个帐篷,另一位则蜷缩在地,用饮料瓶当枕头,席地而睡。
因为前一天晚上刚下过雨,街道路边还潮湿着,马路两旁的树枝上挂着雨滴。上海的小马路的街头,鲜有车辆经过,街区显得分外安静,只有清脆的鸟鸣声在回荡。
记者见到刘铮时,他已醒来,正靠着墙壁刷手机,穿着厚厚的外套,床褥搭在身上。身旁停放了一辆共享单车,稍作遮挡。
见到记者前来,他稍有些惊讶,匆忙去电瓶车储物箱取了一个口罩,“自己一个人没啥,有人在的时候我得戴上口罩”。
他告诉记者,这里的条件虽说不好,但可以睡一觉,自己还是满意的。他现在最希望的,是找到一家可以入住的酒店。出来工作7天了,每天在外搬运和跑腿,会出很多的汗,不能洗澡很难受。
“两百块、三百块都行,哪怕是工作三四天了可以让我住一晚,能进去洗个澡也行。”刘铮去附近的酒店问过,人家不收。他也在携程上成功下过酒店订单,但后来商家打电话来说住不了,让他退款。
电瓶车是刘铮的主要“家当”。每个月交上近三百块租金,他可以在附近的换电站随时更换电池,电瓶车上有USB接口,可以给手机和充电宝充电。只要电瓶车和手机有电,他就能继续跑下去。但他还是希望,能有地方住,有热饭吃,能方便地做核酸检测。
外卖平台对刘铮的要求是,必须有连续不断的48小时阴性核酸检测报告上传,否则他就无法接单。
但因为核酸采样和出具结果之间,往往有数小时的时间差,加上自己对于安全的考虑,刘铮把两天一检的硬性需求,缩短为一天一检。每天早上八点,他都会赶在附近一家医院的核酸检测点开门的时间,第一时间去做核酸,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原来40人的配送队伍,只有两人还能跑
这段时间,刘铮有时会在保供的营业餐厅买份盒饭,50块钱一份。刘铮说,“日常根本要不了这个价,而且等饭也要半个小时”。为了省钱省时间,他有时候就是在超市买个泡面。
更合算的方案是,委托还住在公寓里的朋友把煮好的面条用盆送到门口,新买的不锈钢饭碗就是用来盛面吃的。
刘铮说他现在每天收入大概在一千元左右,刨去吃饭、抽烟、核酸检测等基本开销,一天能到手七八百。
“咱有啥说啥,不瞒你们,现在挣钱确实比平时多。如果说现在外面跑一天就挣个100块、200块,那做骑手的估计都宁愿回公寓躺着,还不用冒感染风险。”
他给记者看在平台接的订单,疫情期间平台给出的每单收入其实比正常时期高不了太多。记者看到的均为几块、十几块不等。
“但是现在跑腿量大,而且有些客人情愿多加小费,比如送五六公里,顾客直接就在平台上面加200块钱,我今早就抢了两个单。”刘铮说,“不过这种订单也比较难抢,有时搬的东西比平时多多了、重多了,也很累。”
“我是来打工的,也没有那么高尚,这个时候跑外卖,我是为了赚钱养家。”说这句话时,刘铮把正准备放入嘴边的香烟拿了下来,并把声音拉高了一个分贝,“但有时候,我也愿意免费给人送。”
一位女士托刘铮给自己年近九十岁高龄的父母买了些生活必需品,刚开始送了两单,刘铮每单收了100元的跑腿费,“第三单时她还找我,我不好意思再收了,我就跟他们女儿说,以后你家这俩老人,只要是生活上需要的东西,别太多,我能拿得了的,我都免费给你送”。
刘铮说,自己所在的配送站点,原来有40人左右的配送队伍,现在还在跑的,算上自己也只有两人。
一位在上海物流行业从业多年的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除了同城配送业务,大量快递员被封控在小区。
根据上海市邮政管理局4月10日提供的数据,彼时实现返岗的快递小哥人数是7706名,而在疫情前的这一数字超过10万,不过,记者连日来看到,路上穿梭的小哥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