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最近，广东湛江麻章镇迈合村在村口树起了“疫情防控，谢绝入村”的告示牌，这个小村庄终于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
迈合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跳水奥运冠军全红婵的家乡。之前，由于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一跳成名”，这里一下子成为“全国流量最高”的地方，数千名网红拍客从全国涌到了这个人口不足400人的村庄，在全红婵家架起“长枪短炮”，昼夜直播。
全红婵的亲属猝不及防，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尽管备受折磨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央求网红们“小点声”，以让家中老人适当休息一下。
在经媒体报道后，这些无底线的直播遭到了齐声的批判，但直播的网红们丝毫不以为意。更令人无奈的是，对此，我们除了道德上的批判，似乎没有更多或者更好的办法。
事实上，在之前“拉面哥”“大衣哥”等事件中，我们一次次看到这样的场景，令人不胜其烦。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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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寻根，上述直播不断刷新下限，当然有“围蹭者”品性的原因，但根源还是以流量为核心考量的算法推荐的制度规则。在利益驱动下，“杀疯了”的人自然是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
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6.17亿。庞大数字背后潜藏着巨大的财富，引来多路人马蜂拥入场，分食蛋糕。
其中，作为整合资源、对接供需的平台方，一端连着用户，一端连着创作者，在制度规则的制定上拥有很高的话语权。话语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流量变现和算法推荐。
为了实现高效供给，获得用户关注，增加平台活跃度，平台为创作者提供了多种获得真金白银的渠道，浏览量直接变现、引流、植入广告、打赏、直播带货不一而足，既是在“供给侧”形成激励，也是整个产业链条上利益分配的应然之举。
变现方式虽然五花八门，但基础是粉丝数，是阅读量、互动量、完播率等数据。而算法推荐对热点人物和热点事件青睐有加，热点相关内容，会触达更多用户。这促使创作者围绕热点，不惜穷尽所有手段，上演各种奇葩闹剧，甚至把挨骂作为活跃因子，为的就是吸引眼球、出圈“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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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少数人通过蹭热搏杀获得了暴利，留下的却是一地鸡毛。
失度的围观、蹭热点，态度戏谑，行止奇葩，呈现出的是行业的泛娱乐化倾向。
他们把一切内容都当成可以加工创作的素材，使用户长时间陷入到感官的刺激、猎奇之中，沉浸在营造出来的集体狂欢里。
这种种乱象尤其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严重，对其形成正确的行为认知埋下隐忧。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83亿人，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他们心智尚不成熟，对不良内容缺乏鉴别力，容易追随效仿。
下架视频、封禁帐号是比较常规的应对方法，但这不可能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他们可以换身“马甲”继续兴风作浪。同时，如果寄望于相关平台自我监管，当好内容的“把关人”无异于与虎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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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终结无底线直播的闹剧关键还是要将其全面纳入法治的轨道，给相关责任主体立规矩、划红线。
当前，《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已明确要求直播平台、直播视频发布者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从事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
但这还不够，要在现有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更为严格的网络直播资质、内容管理尤其是违规惩戒的相关制度规范,以刚性规范倒逼相关责任主体主动守土有责，使其不再为了商业利益而不顾社会责任。
社会公众尤其是当事者也要强化公共意识和法治意识，自觉对僭越公序良俗和法律基本底线的不良网络直播坚决抵制，对侵害自身利益的行为坚决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以全红婵老家被打卡者“包围”来说，一些网红的直播行为已涉嫌侵权。在此之前，2020年4月，“大衣哥”朱之文家的院门曾被粉丝强行踹开，两名涉嫌寻衅滋事的肇事者被依法行政拘留十日。
对于类似过度扰民、扰乱他人正常生活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可根据情况予以警告、处罚，严重者可以行政拘留。而妨害公共安全、扰乱公共秩序的，则应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论处。
只有社会各方形成合力，对类似无底线直播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才能根除其滋生的土壤，使之无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