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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一边倒 阿里出了什么问题?揭露施暴者最强大的帮凶

摘要

马云曾称从不为应酬喝酒:“坏酒伤肝,好酒伤脑”!舆论一边倒,阿里出了什么问题?揭露施暴者最强大的帮凶。

来源: 21财闻汇

8月7日,一则反映阿里巴巴女员工被灌酒并受到侵害的文章在多个平台上传播。事件发酵后,多方相继回应。与此同时,职场应酬中的酒桌文化也引发热议。

马云曾称从不为应酬喝酒:

生意不是靠喝酒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表示:“坏酒伤肝,好酒伤脑。”并称自己从1999年创业至今从不参与应酬,他喝酒从来不为拿订单而去。

马云还反问,真以为生意是靠喝酒喝出来,脑袋能不坏吗?

据经济观察报此前报道,2014年5月,在阿里巴巴宣布提交赴美上市招股书的三天后,马云从上海回到杭州,参加完集体婚礼和支付宝年会,他和公司几个高管就在自己家里喝茅台酒回忆往事。

马云当时回忆,自己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创业之初在一次与煤老板的饭局上,对方说如果马云能够一口气喝掉9杯白酒,他就会承诺投资马云50万元。马云很犹豫:“可是我根本不会喝白酒啊!”这时候他的秘书拿过酒杯,决定替老板挡下喝酒的要求,最后她喝了27杯。

阿里从最初发展业务不得不喝酒,到后面开始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酒文化,尤其在销售层面普遍存在。

据光子星球,陈放(化名)曾是中供铁军的一位骨干,他表示阿里的确有非常丰富的酒文化,例如众人皆知的PK文化,“每次开启动会就绑着红头绳,现场杀个鸡,喝血酒。”如今陈放即便人过中年,白酒还是按斤来喝的。

环球时报:舆论一边倒阿里整体形象出了问题

针对此事,环球时报胡锡进评价:舆论一边倒,是阿里整体形象出了问题。

今天,三年前一个当时就被阿里斥为谣言的“破冰文化”帖子重新登上热搜榜首。之前阿里遭遇这种危机时,尚有“撤热搜”的低调处理空间,但这一次,它已经全无把公司具体涉嫌犯罪的恶劣事件与整个公司文化区别开来的解释空间,面对舆论场为什么27日的事情迟迟不予处理的严厉诘问,阿里无法提供浇灭舆论强烈不满的回应,阿里CEO张勇那句“震惊、气愤、羞愧”的内部表态传到网上后,收到的仍是嘘声。

在事情尚未形成司法结论的时候,舆论一边倒斥责阿里,除了性侵犯和性骚扰这种事情本身非常敏感,舆论深恶痛绝之外,大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阿里的整体形象出了问题,这起女员工被伤害事件出现在对阿里来说很敏感的时点上,造成对该公司声誉裂变式的打击。

这起事件的性质在警方介入后是不难厘清的,其刑责当然要由当事人承担,对阿里应该不会造成严重的法律牵连。然而重建阿里的道德形象却是该公司的一项艰巨任务。

它需要反思,公众为什么在情感上离它渐行渐远,为什么很多人从喜欢它变得开始有些反感它。

中国互联网需要一些敢打敢拼并拥有创新能力的头部企业,它们组成了中国竞争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越成功头部企业的社会责任越重,它们需要摆正盈利与为社会贡献正能量之间的关系,围绕资本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对接开展有益探索,更加主动、自觉地接近、融入这一价值体系。

把这些事情做好,公司出了问题就更有可能受到舆论场就事论事的对待,企业遭遇的舆论危机就可能大幅减少。阿里是为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头部企业之一,希望它能够静下心来开展调整,接受法律和道德的同时鞭策,实现更加稳健、也更有力量的再出发,与社会共同前进。

南财快评:让女性以性为耻的文化是施暴者最强大的帮凶

南财快评特约作者任珏指出,此事震撼全网的,除了性侵事件本身,更多的是当事人维权过程遇到的漠视和困难。

作为受害人,不论是在警方调查取证还是在企业内部处理过程中,通常都被被要求自己证明自己受到了伤害,个人隐私不断反复的暴露。就社会环境而言,对受害者而言是反复的痛苦。为了证明自己受到了侵害,需要把还在流血的伤口一遍遍的扒开来给调查组看,直到最后被迫向全网公开。难怪有网友感叹,到了数字时代,还有这种为了伸冤不得不滚钉板的小白菜呀。

但凡注意到中国社会对性议题的敏感度,就可以发现,不论是酒桌文化,还是企业各种迎新文化,在目前的社会环境里,似乎男人谈性是一种幽默,女人谈性就是女人的不是,哪怕是自己因性受害也不好拿出来大声宣讲,在文化上,多少会认为女人这样做不体面。女人谈性的社会空间,有着一本看不见的性别经济账。

所以一旦发生性侵害,受害女性为了伸冤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男性施暴的成本极低,女性伸冤的成本极高,这本身就是一种在文化经济账面上的社会惩罚。我们可以相信,有多少受性侵的女人因为要顾及颜面和名声,不得不忍气吞声。以性来羞辱女性的文化,不啻为施暴者最强大的帮凶。

其实中国在法律保护方面是非常充分的,根据我国《刑法》对强奸罪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早在2005年,性骚扰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该法规定,妇女受到侵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2012年4月28日施行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同时,第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造成女职工损害的,依法给予赔偿;用人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实警方在处理相关案件制定了相应的当事人保护办法。企业除了需要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实施性侵害,也应该在内部调查过程中制定当事人保护制度,避免在内部调查的过程中对女职工进行二次“性骚扰”。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编制的《健全职场性骚扰防治机制企业指导手册》对职场性骚扰的定义指出,“发生在招聘或工作场所的、违背对方意愿的、具有性含义的、使求职者或员工处于某种不利地位或难以忍受的敌意环境中的侵权行为”均为职场性骚扰,所以,性骚扰在内部调查过程中不断被要求自曝隐私,本身就不是调查中所必须的!

2015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平等的力量:性别平等如何为全球经济创造12万亿美元的增长》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缩小职场的性别差距,能够促使妇女在2014-2025年间的全球GDP增长做出双倍的贡献,如果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与男性一致,那么有望在2025年全球GDP出现28万亿美元的增长,相当于美国与中国当时经济总量之和。麦肯锡将职场性别平等、关键服务与经济机会的驱动因素、法律保护和政治声音、人身安全与自主能力,作为判断性别平等的关键指标。保护职场女性人身安全已经不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任务和品牌商誉,更是企业的经济成败本身。

三孩时代,保障女性职场权益,不仅仅是延长带薪产假那么简单,给予女性充分的身体安全感、打破职场舆论环境中的男女双标,建构全流程性别友好的健康职场,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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