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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500家上市公司持续为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今年《财富》中国500强前三的格局并未改变，榜单头部公司依次是：中石化、中石油和中国建筑。中国平安位列第四，仍是非国有企业第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三家民营上市大公司京东、阿里巴巴以及美团的排位均有提升，京东排名上升2名至11名，阿里巴巴上升4名至14名，美团上升12名至90名。另外，贝壳首次上榜，并以704.8亿元的总收入排名第164位。根据中金公司的分析，今年互联网服务行业上榜公司的收入相比去年自身业绩增长19%。
京东、阿里巴巴、美团和贝壳正是《财富》中国500强中数字经济的典型代表。一种已知的共识是，当今科技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们，已经从消费互联网时代迈入产业互联网时代，这些公司正在重塑传统产业的生产、销售、流通等流程等环节。
不可否认，中国也正在重新审视在全球范围上市的本国科技公司，并为它们重新制定规则，比如阿里巴巴遭受反垄断调查被罚款182亿人民币。中国政府试图让互联网公司们更公平地竞争。同时，中国也更加关注科技公司对于用户数据隐私的安全保护，禁止滥用用户数据，无疑这些都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回到一个本质问题：什么是数字经济？
简单理解，数字经济涵盖的内容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等诸多方法，但究其本质，数字经济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同时，企业积累的数据也将成为一种“数字资本”，成为新的生产成本要素。
这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在人类历史中并不陌生。最近的案例是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一批诸如微软、亚马逊等等大公司的崛起。
彼时的大背景是，伴随上世纪90年代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在美国普及，微软真正开始崛起。微软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数字化工具，将传统的文字文档变成word，将纸质展示文档变为了ppt， Windows甚至可以理解为最近的一次人类的数字化跃迁，人们用Windows连接世界、查阅资料、整理工作。
与此同时，当时的美国政府也在积极推进科技带动经济增长。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接连发表了《技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将技术用于美国经济增长：构筑美国经济实力的新方向》等一系列声明与报告。1994年克林顿与副总统戈尔主编并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报告。在这份被称为奠定了“克林顿时代”基础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建设美国的明天，本届政府将把对科学的投资置于最优先的地位”。
事实证明，这一轮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增长持续了10年的时间，成为美国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
当时没有“数字经济”的概念，克林顿政府将此称为“新经济”。在其新经济政策的推动下，美国科技大公司逐渐成长，微软的崛起自不必说，亚马逊也在1995年成立，如今这些公司都已经长期排名《财富》世界500强靠前位置。从大环境而言，到90年代后期，美国从事通讯业、信息业和相关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占美国GDP的30%以上。
如今，从中国国家战略和背景来说，数字经济正在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过去10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迅速发展，形成了若干在全球处在领先地位的平台公司。而在过去3年的时间内，这些巨型平台公司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人工智能、云服务等等提升社会生产效率领域。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盈利能力方面，榜单上最赚钱的10家上市公司除了几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之外，仍是腾讯和阿里巴巴。
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科技公司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自身也在获得商业回报。5月20日，腾讯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财报，包括腾讯云在内的“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单季收入390亿元，同比增长47%；2021财年阿里云营收达601.2亿元，比上一财年400亿元收入大幅增长50%。
如果展望未来，创新和数字经济登上中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战略地位。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一系列明确的具体指标，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
不仅如此，规划纲要还将数字经济部分单列一篇，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新经济指标，并明确要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由2020年的7.8%提升至10%。可以预见的是，数字经济将释放整个社会的增长潜能、重塑产业生态、深刻改变劳动力结构。这些都为中国500强中致力于数字经济创新的公司提供了机会。
但请注意，数字经济亦非野蛮生长。实际上，中国政府为科技公司划出了更精准的规则金线，比如对垄断的制裁，以及对数据安全的保护，只有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科技公司们才能更公平有序地竞争，产生更可持续的价值。（财富中文网）
